2003.05.09

　鄭欽仁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

　第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受聯軍委託管理台灣，但實際接管約在七十天後。約經十六個月後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應是世界上的大事，但歷經恐怖統治，使台灣人民成為喪失歷史記憶的民族；父不敢傳子，子不敢傳孫，如此歷經四十年歲月，整個民族成為「去勢」的羔羊，患了政治過敏症，甚至言談之間，不敢觸及政治。政治成為外來政權的私有物。有鑑於此，面臨事件四十週年忌，在野人士發起和平運動（第二年改為和平公義運動），以期受傷害的台灣社會，能夠復原。但要達到這目的，並不是一蹴可及，雖然社會逐漸開放，至今仍有人避諱，不敢為自己的受害平反。

　整個平反運動，一方面由社會運動開始，一方面從事事件的研究；或要求公佈史料，或要求立碑，或要求政府道歉。在思想逐漸解放的同時，理論層次逐漸提升，將慘案放在世紀的潮流中觀察，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與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蘇聯的壓迫波蘭、匈牙利、捷克、韓國的光州事件、中國的天安門事件，都可以比較研究。但這些都是強權下民族的悲運，有的屬於「白色恐怖」，有的屬於「赤色恐怖」，皆屬於「國家恐怖主義」的產物。

　雖然人類在本世紀有「人權宣言」、「聯合國憲章」，以及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A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簡稱B公約）等規定，但對專制獨裁的國家凌虐其人民或其他國家與民主，能夠給予制裁是有限的。即使對施行國家恐怖主義的人犯，在刑法上有不受時限的追溯權、在國際上已有判例可循，但因國家與國家間的利害關係，對事件的認定還是有選擇性的。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簽署A公約與B公約，但對民主人士的壓迫，從來不曾放鬆過。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也遙遙無期。但人類終不能放棄理想，還是必須抵制國家恐怖主義與侵略主義的蔓延。

　話再說回來，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及其他白色恐怖，尚未徹底檢討與清算之際，但已面臨中國霸權赤化之威脅。

　另一方面，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始對建立自己的國家之迫切有所認識，但這認識之普遍化是經過半世紀之漫長時間才逐漸成熟。但國民黨的外來政權逐漸本土化之後，在中國大陸的霸權主張台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其侵略的藉口已經具備，向全世界發動宣傳，對台灣則發動統戰，伺機侵略。

　法國在二百一十年前完成「政治上的自決」，目前的台灣則與第四世界的民族、如庫德族、巴勒斯坦人一樣在尋求國家的獨立。但是目前台灣的當局仍舊倡言「統一」，背負著中國內戰體制的包袱，轉嫁成為台灣人民的負擔，使中國的侵略有了藉口。台灣要脫卻中國的糾葛，只有藉「自決權」才能脫胎換骨。這自決權是上述聯合憲章及兩個公約所規定的。

　但是目前台灣大眾被外來政權與買辦所恐嚇，以為維持現狀可以避免中國的侵略，而不知「維持現狀論」是為虎做倀，拖延建國時間而假以敵人時日，使有充分時間做侵略的準備。另一方面，惰於對敵人的認知；不知台灣一旦淪陷，將如中國大陸各民族受「赤色恐怖」的迫害，故在茲紀念二二八事件時，略為介紹中國統治下人民的遭遇。

（二）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在這五十年的「赤色恐怖」究竟屠殺了多少中國境內的人民？當然，在歷史真相被掩飾的其況下，不能看出一個完整的數據，但我們可以舉出「個案」，了解中國統治的性格。

　首先，舉韓戰為例，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卅一的「第三次戰役」，為使聯軍沒有喘息的機會，中國開始突破卅八度線，採人海戰術，以先遣部隊踩地雷，以身體覆蓋鐵絲網，為後續部隊開路，得以進擊。這樣草菅人命，從「人命第一」的立場看來，是很難想像的。（註一）

　據美國與韓國的調查，在韓戰期間，韓國軍隊的死傷約九十四萬人，美軍十三萬人；但共產黨的軍隊總共約一百八十三萬人，其中中國的軍隊死傷約佔一半，有九十萬人（註二），當時中共是有計畫屠殺中國人民，據說是以國民黨的降將降兵充當第一線炮灰，以免日後統治上的「障礙」。

　其次看西藏的情形。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旋即侵略西藏，次年十月以三萬五千人的人民解放軍侵攻西藏，數日之後，八千西藏軍崩潰。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達賴喇嘛十四世亡命印度，一九六五年西藏被編為「自治區」。歷史上西藏在名義上尊滿清帝國為宗祖國，實際上是一個獨立國家，現在被中國侵略，成為殖民地。

　據西藏學者的研究，自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中國統治，有一百二十萬以上的西藏人死於非命；即

抵抗戰爭與蜂起而死者
四十三萬兩千七百零五人

餓死者
三十四萬兩千九百七十人

死於獄中及強制勞動收容所者
十七萬三千兩百二十一人

處刑
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八人

拷問至死者
九萬兩千七百三十一人

自殺
九千零二人

　以上合計一百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七人；西藏全人口有六百萬人，約佔五分之一以上。

　中國施行「人口侵略」政策。自一九八○年後半，大量移民西藏，包括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在內現有七百五十萬人入殖西藏，比六百萬的西藏人還要多。（註三）中國可以毋視於西藏的氣候與土壤的糧食生產條件而大量移殖，其實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慣用的「徒民政策」。又將青年「下放」到西藏；罪犯願到西藏者可以免刑，這種構想諒是出自中國古代的「流刑」。

　第三，有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情形。中國統治新疆，維吾爾等民族的生產工具被掠奪，當地的遊牧民族的牧地被入殖的開墾部隊侵佔，開闢成農田而不得放牧；自然的礦產被收歸國有，人民解放軍獨佔開採，一般人民炊事用的燃煤都不能入手。

　不僅如此，新疆人民和西藏人民一樣，面臨漢人的入殖與被強迫勞改，婦女則被強迫墮胎與不妊手術。中國又在羅布泊地方核子試爆，威脅他們的生存。

　維吾爾人和西藏人一樣，是有自己的國家經驗的民族，他們抵抗「赤色恐怖」，要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一日，本部設在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流亡組織「東土耳其斯坦民主自由中心」之會長致美國總統科林頓的信說：東土耳其斯坦已成為地牢，中國無故侵害人權，逮捕人加以拷問以至死。

　又說，勇敢而挑戰中國當局的有五十萬人以上被處死，有三十萬以上的人逃到近鄰國家，又有數十萬人被送到勞改收容所。（註四）

　維吾爾人不懼中國的殺戮，前仆後繼要建立自己的國家，令人佩服！

　第四，中國的大躍進時期。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多死於「非命」。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反右鬥爭勝利，推行大躍進政策，造成三年的大飢荒，人民有數千萬人餓死，農民瀕臨餓斃，仍被迫繳糧。根據最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的記載：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首席智囊陳一諮根據中共內部資料研究，全部死亡人數在四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之間。（註五）另有學者研究指出因毛澤東的鬥爭而慘死者有二千六百萬人。（註六）

　第五，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名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開幕到一九七六年十月逮捕四人幫，事後鄧小平在政壇上復活，一九七七年八月宣告文革終結。

　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人同胞之間互相殘殺的內亂，其災厄勝過其內戰的情形。但是文革究竟殺了多少人？據一九七八十二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三中全會）時所說的數字，死者四十萬人，被害者一億人；這是秉持毛澤東對文革的肯定，即「七分成果，三分錯誤」之評價，故其數字大為縮水，但這也是反應當時的政情。

　到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鄧小平完全取代華國鋒路線，有「歷史決議」（全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文革，當時發表的數字，死者二千萬人，被害者六億人，這是令人咋舌的龐大數字，但也是反應另一時期的政情。（註七）

　第六，天安門事件的屠殺。一九八九年是「人民王朝」建國的四十週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與市民自四月開始發起「愛國民主運動」，漸漸在北京天安門聚集，以和平方式要求民主改革，其原因有深厚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因素，不是在這所能討論的。這個運動逐漸波及全國，鄧小平將這和平的民主運動斷定為「反革命暴亂」，在六月四日午前一時四十分由各地早已調來北京的二十萬軍隊及戰車開始行動，用械槍掃射及戰車輾壓手無寸鐵的示威學生與市民。在全世界社會主義強權下的大眾運動之被鎮壓，都是民眾與權利者的衝突而引起的；獨天安門事件沒有這種情形。

　然而，這個事件到底有多少死傷？六月四日晨，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報導有四千人的死傷，但隨即為戒嚴部隊軍事管制，往後不再報導。

　另據中國紅十字會的消息，在六月四日晨受槍殺的就有兩千六百人左右，負傷者一萬人。又，北京大學葬儀委員會的海報（大字報），以為學生與市民死傷四千人以上，香港的【爭鳴】雜誌（一九八九年七月號），死者六千人、傷者數萬人。另外，六月七日夜英國BBC的廣播，死者七千人，其中一千人是士兵。

　但中國的官方對事件的發生顛倒黑白，說是暴徒攻擊人民解放軍的將兵，搶奪武器，放火燒軍車，要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社會主義制度。對死傷人數，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沒有死一個人」。六月六日則說，死者軍民合計不到三百人，學生只有二十三人。六月九日北京廣播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宣傳部的文章，說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包括最後被強制撤離的學生在內，沒有死一個人。在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從電視看到實況轉撥，北京這個政權可以挺起胸膛向全世界說謊而不知羞恥，台灣人民對這霸權國家的野蠻和侵略性，應所警惕才是。話說回來，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報告，以為民間死者二百多人，其中學生三十六人，負傷者有三千多人。又謂軍警有許多死者，有六千多人負傷。陳某所說的軍、警、民死傷者合計，有九千兩百多人。另外，當時台灣方面留意此事，據報導︰學生市民死者三千七百多人；傷者九千六百多人，有相當具體的數字。（註八）

　以上所見之數字，官方強調軍警的死傷人數，而淡化民間的人數，當然這是違反常識，手無寸鐵的人如何抵擋遠方飛來的子彈以及裝甲車的輾壓？北京政權為了鼓舞士兵瘋狂的屠殺，以禦防傳染為藉口，給二十七部隊的士兵注射興奮劑。北京數個火葬場已被軍事管制，北京郊外的北京語文學院的後院被挖了個大洞，卡車接二連三的運來屍體，將之焚燬，湮滅證據。據西方記者的目睹，被戒嚴部隊擊倒受創而活著的人，一起被火焰槍燒死。（註九）但天安門事件之屠殺，ㄧ般只注意到北京及其郊外的情形，其實各地被判刑者，也多有人在。故以上之死傷人數，應該不是全部，何況如上文所說的屠殺後立即放火燒掉，無法掌握實況。

（三）

　面對紀念二二八事件五十二週年之際，紀念二二八事件已漸漸流為形式，被政客玩於股肱之間，成為其作秀的工具而欠缺深層的檢討。我們應該思考，何以在台灣有可以使事件發生的土壤，而造成「白色恐怖」。

　但是我們目前又面臨中國赤色帝國的威脅，允許中國的第五縱隊在台灣活躍，用媒體、教科書、政治文宣、政治綱領、甚至破壞治安以瓦解台灣，處心積慮的引狼入室，侵吞台灣卻美其名曰「統一」。

　從上文所舉的六個例子，已明白看出人民王朝在中國大陸的肆虐所造成的「赤色恐怖」，不僅是中國人的浩劫，也是當代人類的浩劫。如此情況，還有人忍心將台灣推入虎口？從文化上的角度觀察，也應留意中國大陸可以由使「赤色恐怖」成長的土壤，是否中國文化有其弊病。

　不論是「白色恐怖」或「赤色恐怖」，其性質都是「國家恐怖主義」，都是國家的犯罪行為。在維護人權成為普世真理的二十世紀後半期，清算國家犯罪行為之人犯已經不受一般刑法時限之約束；五十四年來，國民黨之白色恐怖之追隨者，目前居於台灣政壇上者仍不在少，應該洗面革新，站出來向台灣人民道歉。

　致於中國大陸，只有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台灣人只能從人權上關懷。在上舉中國統治的浩劫中，中國人要平反是遙遙無期，一方面由於愚昧無知，還在歌頌毛澤東、鄧小平；一方面是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力量來取代中國共產黨。

　以天安門事件來說，江澤民是受鄧小平的提拔，本身沒有涉及事件的彈壓；鄧小平提拔江澤民，用意在保護鄧小平及其家族的安全。江某是第三代的繼承人，沒有什麼功勞，要統御黨、政、軍是靠鄧的威望，所以至今仍強調遵循鄧的路線。但如果中國的局勢鬆動而不能壓制而不得不平反時，江某會來一次「歷史決議」，決定鄧的功過。這是中共的體制；繼承人必須一方面批判他的前身，一方面加以批鬥來鞏固本身的地位。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違反人性的赤色恐怖若一日不平反，將如定時炸彈不時威脅其政權。

　另一方面，中國的霸權一直要染指台灣，以軍事威脅、外交圍堵、經濟與社會的破壞，欲達到其目的。但侵略是野蠻行為，為國際社會所不允，理應對台灣人民道歉。台灣人民追求自決權，這是普世的真理，在未來的是二十一世紀更會受到肯定。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將藉此獲得解放，屆時江澤民集團將為其侵略行為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污穢的一頁。

　然而，這時很諷刺的是：中國的「統一」真理，在這時代已成為泯滅人性的工具；更可笑的是，贊成統一以成為出賣中華民國；支持獨立竟能延續中華民國體制之改革。

注釋：

（註一）：參考平松茂雄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七十三頁。岩波新書，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

（註二）：同上書，第七十六頁。

（註三）：關於屠殺與入殖西藏，參考日本【新潮】月刊第四十五期（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刊載的《中國的西藏一百二十萬人大屠殺》一文。作者培瑪•傑爾普是西藏人，現任「西藏文化研究所」所長，日本岐阜女子大學教授。

（註四）：參考落合信彥著【中國大分裂的地雷原--又是一個絲路】，第二○四至五頁。小學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第一刷。

（註五）：參考陳永發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聯經出版社出版。此書第七三二頁有有關餓死總人數的各家說法，又在七二○、七二三、七二四、七二六頁有各地方死亡數目的記載。

（註六）：同上書，第一八頁之註。

（註七）：參考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省察】，第三、四頁。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發行，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註八）：上引陳永發著作之第十章第二節，有多處提起動員之兵力及事件死傷人數；後者尤見第九一九頁，記載較為詳細。但中嵨嶺雄著【中國的悲劇】有當時現場取材之資料，參考第一章。該書講談社出版，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一刷，十月二十日第四刷發行。

（註八）：參考上引中嵨嶺雄著作，第十一至十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