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總統
不為中華民國憲法所捍衛？(下)
保護台灣大聯盟主席楊緒東編寫
李鴻禧於此會所做結語，我把要點簡述一遍：
第一，陳水扁即使現在用憲法五十二條，讓他不能起訴，但這也不保證陳水扁在二○○八年下台之後不會再被起訴，甚至判刑或是坐牢。
第二，讓我們這種研究憲法的人，產生一種很強烈的衝擊跟絕望感。憲法五十二條給總統刑事豁免權，不只是台灣的憲法，幾乎所有具有成文憲法的國家，憲法上都有這種總統刑、民事豁免權。美國雖沒有用明文來保障憲法的刑事豁免權，但是因為聯邦憲法第三條的規定，也已經形成一種憲法的習慣法，對總統不加以刑事訴追。實際上大多數的國家，不但拿掉總統在刑法方面的刑事責任，甚至民事責任也拿掉。
第三，總統選舉通常很不容易，像台灣有六百四十幾萬票對總統表示支持，有這麼多的國民信賴他，也可在他任內把他罷免下來，如果他任內犯的罪很重，如內亂、外患、重大犯罪的時候，國會可以透過彈劾權，先追究他的政治責任，逼他下台，喪失豁免權。
第四，彈劾訴追必須要用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把總統彈劾免職，免職以後，總統沒有刑事豁免權，才可以由檢察機關、法院，像一般沒有刑事豁免權的人，來訴追審判。雖然美國後來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特別檢察官條例，像尼克森的水門案，找了庫克斯（Archibald Cox）。他是當時哈佛憲法的主講座，但他還是戰戰兢兢，不敢冒然列總統為被告。卻很堅持原則，認為水門案這些人必須要追究。後來美國人還是覺得特別檢察官這個制度不妥，而予以廢掉。
第五，憲法五十二條只是在保護總統職位上的總統，不可能是保護總統犯罪，總統任滿或被彈劾或被罷免下來，仍可以訴追，所以不是永遠保護總統。而且時效還在繼續進行，總統任期很有限，不至於到時候證據已不存在，需要保存的這些問題。即令有保存證據的國家刑事正義的利益，其利益也不如讓總統安心來治理國政的重要。
第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候站起來抵制行政機關發佈違憲的命令，抵制立法機關制定違憲的法律，但是同時司法機關自己長年來也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說政治問題、統治問題他們不介入；甚至於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都要先推定他是合憲的；甚至於行制裁量的事，對立法機關立法裁量的事不介入；建立了很多自我限制，所以三權才可以彼此相安無事，如果司法機關一天到晚找立法機關麻煩，那立法機關凡是牽涉到司法的預算通通不給，法官、庭丁沒有薪水，法院沒有電費、水費，看你怎麼審判？這樣問題就很大了，所以要互相克制。
由此可見，法務部的檢察機關干涉總統國務機要費用的案件，或者是立法機關動不動就濫用罷免權來牽制政府，這些都是踐踏、蹂躪憲法的不良示範。現在大家在講要制定新憲，現在連中華民國憲法大家都不遵守，拼命踐踏，這是台灣憲法的悲哀。
第七，德國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立法委員的言論表決對外不負責任，但是毀謗不在此限。而且立法委員只要他一離開國會的殿堂，他就要負責任，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是在立法委員的任內，當立法委員落選後，人家在訴追的時效範圍裡頭還是可以訴追。這並不是縱容他們，而是認為立法委員在國會裡頭的言論表決，讓他的自由無所擔心，無所害怕，所產生國家的民主政治利益，高過於要追究少數的國會議員的刑事責任的利益。
憲法第七條規定，人民在法律之上一律平等，這是原則，但是五十二條有規定，就是例外，總統就是例外。因為憲法自己判斷，保障總統的刑事豁免權，比讓總統跟一般人一樣接受刑、民事的傳訊，衡量起來要來得重要，所以特別要加以保障。
現在我最難過的是，一些不是讀憲法的人，把自己當作憲法專家，然後把美國的類例斷章取義，扭曲意思，表示審判總統是有道理的。可是等到馬英九特支費發生問題，這些人不曉得怎麼辦，就先一味認為這個又不可以訴究，然後又擴張為行政院長、法務部長、民進黨內的重要角色都是如此，變得一團亂。說起來實在令人覺得非常的懊惱。
戰後六十年來難得碰到李登輝、陳水扁這兩位總統，有意要讓司法獨立，李登輝自己為興票案接受訪談，而陳水扁卻弄錯了，自己到花蓮去為他案作證。作證這件事，總統是沒有權利放棄的，因為作證必須要具結，具結有可能產生偽證的刑事責任。按理總統在這國務機要費之偵訊時應該很想去檢察官面前說清楚，以還他清白，但是因為他曾經宣誓遵守憲法，所以憲法既然如此規定，他祇有吞下苦水不去。
台灣之國不成國，法不成法，個人情緒的判斷，時有偏差，如李鴻禧所嘆言之處更令人深省：
可是現在這些行政主管，又慌慌張張的說主管特支費是「歷史的共業」，但是為什麼陳總統國務機要費沒有歷史的共業的問題，等到馬英九特支費發生問題的時候，就有歷史的共業問題？
不過，馬英九也很可憐，因為正當他攻擊陳水扁而志得意滿的時候，現在卻被反拖一刀，即令他獲不起訴處分，但是他將來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和宋先生一樣吧！宋先生的國票案還沒有起訴時，參與總統選舉，但民調已從百分之六十一點七，最後掉到落選。雖然興票案最後獲不起訴處分，但他現在出來罵人家貪腐，大家都覺得很好玩，不覺得很嚴肅，而他的政治前途大概也就沒有了。我也不認為馬英九以後還能選總統，他選總統的時候，到時候人家再來一一推算他的捐款，追查買女性化妝品的統一發票，這還能當選嗎？我懷疑。
『憲法第五十二條總統刑事豁免權的真義─給全國檢察官的一封公開信』，此信中的菁華，摘錄片斷，以供台灣國鄉親省思，依此篇文章所述，句句踏實，人人須知，我權為取用。
很多人誤以為憲法第五十二條是總統的護身符，甚至是縱容總統犯罪的特權。這是完全錯誤的解讀。首先，總統沒有犯罪的特權，憲法第五十二條只是對於總統在任期間，不受刑事上之訴究。總統在刑法面前和一般人民一樣，人人平等，倘若任何一個總統有犯罪，當其不在任時，都應該受到刑法的制裁。這也是司法院釋字第388號解釋理由書的見解。
我們看到各種「啦啦隊式」的刑事司法，不論是政論節目極盡煽動能事的「要檢察官站出來」，或是某律師「發起一人一信致檢察官」的運動，都在誘使檢察官基於本能的正義感，卻一步一步陷入政治鬥爭的風暴核心，到最後不論個別檢察官如何努力中立客觀，在政治與媒體的風暴中，受到最大傷害的一定是檢察官作為「法治國棟樑」的功能。
王思為為留法的政治學博士，他以法國為民主憲政發源國的精神，有此說，甚為精彩。
總統的豁免權意味著總統在行使職權時代表國家，因此必須超越普通法之規範，故而身為憲法機關的總統享有絕對刑事豁免權；至於司法優遇，是指擔任總統者於任期內所享之特殊司法安排，因此倘若有與總統職位無關的行為（如當選總統前的行為），仍然要受到普通法的規範，但不得在總統任內加以訴追。
廣義的豁免權，特別是總統不受侵犯這部分，是為了要保障此項職務功能的充分發揮，所以豁免權並不是憲法給予個人的保障（personnelle），而是針對職位的保障（fonctionnelle），因此關係人不存在放棄此項保障的可能性。這項豁免權的保障也等於是總統的憲法責任，無法跟總統職務分割，亦即無法由總統個人的意志決定要或不要。況且法國總統一職正如德布賀（M. Debré）所稱之憲政體制關鍵，重要性無可替代；此外，憲法第5條中規定總統為憲法的守護者，並負責國家之延續，總統以其特殊的憲法地位享有豁免權殆無疑義，因此總統在任期之中不受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之訴追。
總統在任內除了總統的身份以外不具其他任何身份，所以總統成為證人的能力在任期之中是被司法優遇原則凍結的，也可以說總統的身份阻礙了他成為證人的機會。就這點來檢討有關總統作證一事，不論是總統個人主觀的意志抑或是被動地傳喚，都是不被憲法所允許的。
司法優遇的用意，是讓政治責任先行、刑事責任後到。憲法中刻意將刑事責任推遲到總統卸任後才可以追訴，法弗賀（L. Favoreu）教授認為此項司法優遇的安排「符合權力分立原則，因實現公共利益時得減輕刑責或暫時地限制司法的平等原則」。所以，司法優遇原則並非針對總統個人量身訂做的特權，更沒有犧牲「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而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項權宜措施。
以上所言，皆引述之文，我加以編寫，希望台灣國鄉親，亦能窺就其精，感謝全台灣國的憲法法律專家的集思廣義，真乃台灣建國的大柱，其中有一篇黃世鑫教授之論國務機要費、特別費之爭議，亦是上上之作，欲悉完整報導，逕向凱達格蘭學校聯絡。聯絡電話：02-25501515分機191.192。網址：www.ketagalan.org.tw
後註：
摘錄自黃世鑫教授論『國務機要費、特別費之爭議』：
施部長的法律諮詢意見不僅違反現行法律，亦完全曲解特別費之制度；特別費絕非實質補貼。許主計長之報告，亦與現行預算執行有所出入。按就「業務費」用途別之科目的支用範圍及內容，均未有明確表列，而由各機關統籌運用，非只是特別費而已。但雖如此，其均需用於「公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