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飛騰民生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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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與劫收 統制經濟的剝削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

1949年,蔣介石於失去中國大陸,實際統治區僅剩台灣及澎湖、金門、馬祖等島嶼後,由於「退此一步,即無死所」,才痛定思痛的於6月15日實施第二次金融改革,發行新台幣,並規定一元換舊台幣四萬元,此為當年「一塊銀換四萬」(台語)的由來。

1945年發行的舊台幣,到1949年,竟淪落到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以發行之初所訂都是五元兌換美金一元之價值計,豈不表示: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上漲了四萬倍。或者是:假定物價僅上漲二萬倍,而政府卻規定舊台幣四萬元才能兌換新台幣一元,使人民持有的貨幣資產再被剝削一倍。

不管是四萬倍或兩萬倍,物價上漲以萬倍計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速率。

短短四年多之間,物價之所以上漲數萬倍,除「橫暴的軍事與經濟掠奪」、「統制經濟之剝削」二節所述各點外,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描述:

1946這一年是個經濟災難的年頭。物價不斷上升,生產下降。在台灣唯一快樂的人是那些處長、官員和他們的朋友,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忙著將台灣的產業資金轉換成金塊金條,以便安全的收藏起來。」

「財政部長一個人就控制了三部鈔票印鈔機,在1946年一整年忙著大印鈔票。台灣銀行的一個職員告訴我說,到底印行多少總額的鈔票根本沒有人留下記錄,而且法外印行的鈔票也不知道有多少 ,新印的鈔票應循什麼法律途徑應市也沒有明文規定。在一次破獲的印製偽鈔案中發覺 ,原來財政處裡的自己人在包庇大宗偽鈔的印行!」

「政府官員還分贓大量的紅利、『海外津貼』,以及低價的糧米,這在膨脹的通貨上又再加上了壓力。工廠和生產企業一家家的倒閉,貨物愈來愈少。台灣事實上已成為巨大的強盜市場。」

「台灣人埋怨說,他們每裝好一船的貨物運出島外,就運回一船貪婪的中國大陸人。沒有幾個來自大陸的人是打算在台灣長久居住的,個個都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到最大的利益。」

這是個澈底的『奸商政府』,那些處長們及屬下官員並沒興趣恢復及增進台灣的生產,它們只對買空賣空興趣,財政政策公然被操縱用來增進新來的大陸人的利益,並用於除去台灣人私人企業的競爭。」

當時在南京任職的楊逸舟之《二二八民變》一書也說:

用紙來換台灣的物資,將騙來的產業運去大陸販賣。

在這樣的政府統治之下,物價不飛漲也難。

當時,物價上漲之速率真是令人咋舌,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的《台灣省物價統計月報》報導,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台北市數種主要生活日用品價格上漲之情況如下:

4 台北市數種主要生活日用品價格 (單位:台幣/元)

 

 

1946

1947

上漲

倍數

 

 

1946

1947

上漲

倍數

 

單位

1

2

 

單位

1

2

 8.84

 42.67

3.83

 1.33

 9.44

 6.09

 

11.11

 59.72

4.27

 

 2.70

60.28

21.33

 

31.95

102.78

2.21

 

 6.70

61.11

 8.12

 

 2.67

  9.17

3.44

 

十支

 3.00

 9.67

 2.22

花生油

27.67

106.39

2.85

陰丹布

15.40

92.40

 5.00

資料來源:台灣省通志物價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但因表中的上漲倍數係以1946年1月的價格為基數,若以1945年8月的價格為基數,則倍數就完全不同。例如,米的價格若以1945年8月每斤0.2元為基數,則上漲的倍數就是213.35倍。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週,《人民導報》的頭版頭條曾經有過這樣的報導:

這個月來,米價由十幾元漲至三十幾元,不但飛漲得驚人,而且自前日起無處購到」。

來自民間的統計資料,也顯示自陳儀政府接收台灣以後,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一年半之間,米的價格上漲了數百倍,(參見表5):

5 台北市白米的價格變動  

   

白米1台斤

   

1945  8

0.2

1

10

3.6

18

11

12.0

60

1946  2

16.8

84

4

20.0

100

1947 1

80.0

400

12

220.0

1200

194812

2400.0

12000

1949 4

4000.0

20000

1950 1

新台幣   0.6

 

資料來源: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物價飛騰,民生凋敝,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據當時的新生報及省參議員的估計,1946年底,全台六百多萬人中,失業人數至少有40~50萬人,佔總人口的6.5~ 8.1%,或就業人口的13.5~17.0%。但因在當時,除棄耕者外,有田種就不算失業的農業人口佔60%以上,故失業人數約佔非農就業人口的35%以上。1946年10月28日,《民報》社論提出警告說: 

「失業者逐日增加的現象,是表示社會危機的來臨,同時也是政治經濟的危機。失業者的思想一天天的惡化起來,對每晚在花天酒地的公務員和發光復財的地主、豪商階級,都抱了大不滿。」

由於失業者的生活困窘,以致大陸籍憲兵團長高維民當初親眼目睹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之桃花源境,不到一年功夫就轉變為街頭已有行乞,以及偷盜、劫案疊出的社會,故《人民導報》的大陸籍記者忍不住為文批評:

「半年前,筆者尚未來台,就聽到朋友們說:『台灣平疇綠野,工商發達,人民無凍餒之虞,街上看不見一個乞丐,真是金銀島一般。』可是今日的台灣已是如何的台灣呢?不但街上看見了乞丐,而且劫案疊出。」

失業者的生活固然困窘,但有職業的人,卻也好不到那裡,因所領薪水,除物價飛騰致購買力大幅縮水外,有時還可能領不到。1946年8月15日,《人民導報》:「請按月發放教師薪津」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社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聞本省若干縣市,對於教職員薪津頗有未能發放者,致影響教職員生活及精神甚鉅。而台北縣教師二千餘名,積欠薪津達三個月,未發分文,則尤堪詫異。」

       「苛政猛於虎」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但陳儀的統治何止是苛政?他不但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君臨台灣,而且還「像蝗蟲一般吃盡本島的財富,破壞了成長的潛力。用現代話說,就是未開發國家佔領已開發國家,而把這個國家拉回到未開發、非現代化的地步。(引自楊逸舟《二二八民變》第59頁)」在這樣的統治之下,人民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故人心之憤懣與不平已到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