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準備台人治台，已經做了週全的計劃，包括黨、政、軍、情、媒體...，全面吸收人才，加以訓練與運用，中共之一國兩制，成竹在胸，以過去在台統治階級之不計代價急統哈共之行，就可以看到其等與中共間有急切性的承諾，故台灣人若不振作自保－必亡。打球何必到大陸，台灣星星何必沾上紅旗，事事疑點，在台灣的軍人已經變質了，會不會？ 2001.07.19／台灣日報記者林健華台北報導 郝柏村率20餘位退役將領登陸前警備總司令 陳守山、周仲南等同行指單純球敘無其他目的 前總統府資政郝柏村昨率前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周仲南、前空軍總司令烏鉞、前總政戰主任言百謙、前海巡部司令李建中等五名上將及前金防部副司令孔敏、前空軍副總司令孫平、李肇中等二十餘位退役將領前往大陸；據指出，郝柏村等一行是單純球敘，並無其他目的。 郝柏村等退役將領昨搭乘華航赴港，並自港轉乘大陸中國南方班機至桂林，有媒體指稱該批退役將領將參加「兩岸軍事與戰略關係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座談會，但據與郝柏村極近的一位退役將領表示，郝柏村一行人赴大陸球敘，是早已訂定行程，除接觸國台辦相關人員外，並無與中共政治或軍方人士晤面的計畫，更不會參加有關軍事議題的座談會。 該退役將領指出，兩岸關係極度敏感，尤其台灣內部正在炒作「本土化」議題，曾經位居要津的退役將領怎麼可能缺乏政治常識，在此階段貿然與中共政、軍界人士接觸？該退將表示，退役將領較任何人對兩岸軍事對峙情勢更加清楚，根本不可能在兩岸緊張未降溫前，率性與中共政、軍界人士晤面，甚至舉行座談。 對於退役將領集體出遊大陸，國安局官員表示，國安局係依法行政單位，只要退役將領符合赴大陸旅遊相關規定，政府相關單位並不會有所干預；至於退役將領在大陸旅遊期間是否會洩漏國家安全？國安局官員說，認真來說，情治單位根本無法掌握退役將領個人在大陸的言行，但會對相關情事多加關注，若有上述情形，也會適時提供建議予相關單位參考，避免影響國家安全。 中共如此作為的確可以達到收服台軍的作用，只恨本土台灣人，常常不思當兵之樂，現在介紹中共如何對付新疆獨立份子，此小小例子，可悟千秋！ 2001.07.19／多維新聞社19日電 王力雄新疆追記：漢維"代表"的談判 王力雄新疆追記：我和同牢的維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們經常談的話題說起來會讓人覺得可笑，雖然我們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卻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進行的是未來怎樣解決新疆問題的談判。 "談判"一般背著別的犯人進行，有時我們會在狹窄如籠的寒冷小院並肩踱步，一談就是幾小時，只有當武警持槍的身影籠罩在頭頂時才陷入沉默。我們不是把"談判"當成打發時間的遊戲，非常認真，也有爭論。例如我強調搞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最終一定傷害到維吾爾人自己。我以達賴喇嘛為例，一時看他的非暴力主義不如恐怖主義影響大，但今天那麼多漢人迷戀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漢地出版了那麼多有關西藏的書，西藏成了漢人精英的時尚，這一切是與整個藏民族奉行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分不開的。在這種背景下，達賴喇嘛關於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主張也逐步開始得到漢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關的題材，漢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為以往的教訓使他們知道，稍有不慎就會引起極端反應，造成事件。今天，維吾爾民族到底是怎樣的情況，維吾爾人到底是怎麼想，漢人幾乎完全不了解，這與上述文化溝通的中斷不能說沒有關係。漢人輕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區，連我這樣習慣闖盪的人也不敢獨自在維族地區旅行。這或許是出於一種誤解，但正是因為新疆發生過的恐怖活動和激烈行為，造成了漢人認為維吾爾人普遍具有攻擊性的看法。兩個民族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對此漢族固然應該負主要責任，維吾爾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維吾爾人，他們在對話前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不能說"新疆"兩個字，只能稱"東土耳其斯坦"，否則免談。而那種要求等於是徹底關掉與漢人對話的大門，因為哪怕從習慣而言，也不可能讓人把用了幾十年的稱呼頓時換成另一個，何況漢人對此還有認識上的巨大差異。面對差異，不應該立刻要求論定是非，不妨給互相之間一個理解和變化的時間。如果你就是不給他時間，漢人也不會求著你給，他也幹脆不理你了，那難道對維吾爾人有利嗎？畢竟在實力上是漢族強維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應該是道義而不是強力，是對對方人心的爭取而不是一概而論的仇視與排斥。從這個角度看，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遠比暴烈的恐怖主義更有力量。 E也批評漢人的國家主義。為什麼你們漢人提起國家統一就認為是不可懷疑的公理？為什麼漢人可以有自己的國家，別的民族就不能有？你們反對專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數民族的民主你們是否尊重？如果少數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獨立，你們是用民主的方式對待，還是用專制的手段解決？漢族精英動不動就用國家需要來為統一辯護，什麼台灣島鏈是中國通往太平洋的門戶，西藏高原是中國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國未來的生存空間……然而國家是什麼，國家只是一個概念，真實的是組成國家的人。也就是說，你們漢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不考慮少數民族的需要，或者幹脆犧牲少數民族的需要，這是否就是你們要求保持統一的實質所在？ 我接受E對國家主義的批評，我原來對民族問題的思考也沒有完全抹掉國家主義色彩，這次新疆入獄的經歷讓我開始對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國家的概念應該退後，民族的概念也同樣應該退後，因為民族和國家一樣是抽象概念，真實的存在隻是具體的人。對我們來講，重要的不是國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一個個母親、妻子、丈夫和兒女，怎樣能夠讓他們每個人都免於恐懼和匱乏，獲得自由和尊嚴，才應該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從這個角度，統一不是目標，獨立也同樣不是目標。如果維族和漢族能夠和平地分離，各自追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對，問題是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不能的話，如果分離一定帶來衝突和流血，造成戰爭、恐懼和匱乏，我們就應該考慮是否可以在不分離的情況下，同樣使各族人民獲得自由和尊嚴，那就成為比獨立更好的選擇。 對此常會聽到少數民族朋友這樣說，只要漢族同意少數民族獨立，少數民族絕對不會去和漢族發生戰爭。漢族民主人士應該做的是說服漢族人民同意少數民族獨立，那樣就不會有戰爭發生。對此，問題還是能不能做到？誰能說服十多億漢人同意國家分裂？這裡我打亂一下時序，談一段後來的經歷。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頓參加一個中國不同族群人士的聚會。主辦者把會議安排在一個林中修道院。每個人住的房間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穌晝夜俯視，聖經擺在床頭。參加會議的都是知識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衝突的激烈還是使我感到震驚。在那會上，少數民族人士也同樣要求漢族民主人士說服漢族人民同意少數民族獨立。我對他們說，我因為寫了《天葬》被你們視為朋友，但是在這個會上，我同樣被你們視為具有父權意識和大一統情結，你們可以想一想，讓十多億漢人都能達到比我更被你們滿意的程度，無保留地同意一半國土分離出去，究竟有沒有那種可能呢？ 當然，我並不認為漢人的大一統情結是合理的，我只是說它已經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如果不能讓它立即消弭於無形，就不能不正視。即便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十多億漢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數票要求政府動武制止少數民族分裂。民主並不意味民族問題的解決。如果中國的少數民族足夠強大，有和漢族進行戰爭的實力，最終打出個民族獨立的結果，也算是一種"不自由毋寧死"的選擇。然而所有少數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漢人的十分之一，軍事和經濟的實力相差更遠，戰爭結果必然是少數民族的犧牲更大。因此我認為，戰爭不應該是少數民族考慮的選擇，相反正是因為要避免戰爭，少數民族就應該放棄獨立。 這樣的邏輯可能會使一些少數民族朋友感到有訛詐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於考慮的不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嚴。如果把民族獨立視為尊嚴的唯一體現，就應該是即使死也不放棄。不能活著得到尊嚴，就通過犧牲得到尊嚴。對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試圖以死捍衛尊嚴，因此我才對新疆的前途格外擔憂。 新疆是這樣一個地方，維吾爾人800多萬，漢人近660萬，哈薩克族130多萬，回族80萬，柯爾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幾萬，民族混雜，互相制約。從各自的背景來看，雖然新疆漢族的背後有十多億人的中國，後援強大，但當地民族的後援也不可小覷。如當地7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而新疆接壤的8個國家（新疆是中國接壤國家最多的省區）有5個是伊斯蘭國家，那些國家又通往中亞、西亞和阿拉伯等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當地5個民族屬於突厥語民族，毗鄰的伊斯蘭國家也多屬於突厥民族，他們的背後又有土耳其那樣強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國"；新疆還有6個當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鄰國家就是他們的民族國家，如哈薩克、塔吉克、蒙古、俄羅斯等。新疆當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對付不了中國，因此從來都在世界一盤棋中考慮問題。當我聽到新疆少數民族人士如數家珍地談論周邊國家、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時，經常為他們的廣闊眼界感嘆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漢人未來在新疆面對的，一定不僅僅是當地民族，而是變量眾多、錯綜複雜的力量。漢人搞定新疆絕非輕易之事。 安全廳看守所裡有一個維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裡都叫他"國防部長"。我沒見過"國防部長"，但一進看守所就開始聽人講他，他已經被傳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他是在參加車臣獨立戰爭時被俄軍俘獲引渡回中國的。他之所以去為車臣打仗，是因為他們都是穆斯林，打的是聖戰。那麼將來維吾爾人若是打起了脫離漢人異教徒統治的聖戰，其他國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戰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會不會也一樣會投入呢？ 波黑是新疆的前車之鑒。如果我們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來有一天新疆成為更大規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 即使不考慮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殺也會達到相當暴烈的程度。因為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勢均力敵，當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漢人多（二者比例約為10:7），但是漢族掌握更多的資源，諸如武器、財富、技術和中樞位置等。如果雙方不是勢均力敵而是力量相差懸殊，衝突烈度反而可能會低。例如西藏漢人量少且不紮根，一有動亂跡象就會早早撤回內地，很少有人願意留下堅守，種族仇殺的規模反而不會大。勢均力敵卻是最容易導致衝突升級的。新疆漢人一是人數眾多；二是早在新疆紮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烏魯木齊的漢人佔到72.7％）和兵團──這決定了他們輕易不會撤離，即使是內地一時不能支援，他們也有保衛自己的力量。 仇恨調動起來是沒有止境的，仇殺一旦開始就會走向盲目和瘋狂，殘酷程度將難以想像。波黑的民族構成特徵和新疆有相像之處，但波黑的人口規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樣打了那麼多年慘烈的戰爭，流了那麼多血，震動了整個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車之鑒。如果我們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來有一天新疆成為更大規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時被奪走的生命可能達到十萬百萬，每個民族都會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兒寡母的哭聲將會震動新疆的大地。 對那種前景，不僅是我擔心，當地民族的有識之士也一樣擔心。在上海被拒絕住店的那位烏孜別克族教授對我說，中國將來肯定要出事，中國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時，他一想起那種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國，不能讓他們留在新疆。 有許多到大陸哈中共的敏感人士，會說：“純遊玩，不談政治，不必太緊張。 ”；我認為這種情形好比偷腥的人說：“關起門來純聊天，不睡覺。”台灣如此開放，似乎可以放任移民大陸的台人，不得領有中華民國護照，以彰顯特殊兩國論，而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再不修改，亦無由反駁中共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看看中國農村的危機： 2001.07.19／多維新聞社19日電多維社記者李蘭田報道 中國農村稅改受挫 自從中國廢除人民公社之後最具有革命性的農村改革--為減輕農民負擔而推行的農村稅制改革已經受挫，再次破壞政府為消除農村動亂因素所做的努力。 據《華爾街日報》19日報道，中國總理朱鎔基今年3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宣佈的稅制改革道理很簡單：要以封頂的標准稅率取代各種苛捐雜稅。但這一計劃的實施遭到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和農民本身的抵制。這一問題暴露政府進退兩難：一方面要限制地方官員籌集資金，另一方面北京又無法為地方提供足夠的資金支付教育和社會服務開支。 悄悄擱置農村稅制改革顯示中國領導人在推行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复雜局面。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為建立自由市場經濟而進行的零打碎敲改革再也無法推行下去，但深刻的系統改革似乎不可能實施。 中國農村收入只有城市收入的一半，近年來農村收入增長停滯，甚至下降。糧食和經濟作物價格下降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名目繁多的稅費幾乎占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學者說，"每個社會都有一個集團支付最高代價。在中國是農民。" 暑期，河南農業大學和鄭州牧專學校的15名大學生組成的農業科技110青年志願者服務隊來到鄭州市郊區農村，走村串戶，深入田間地頭，給當地農民傳授農牧業良種繁育、作物栽培及防蟲治病知識，受到村民的歡迎。這是志願者在農田作調查。 其結果是群眾抗議，許多都是暴力性質的抗議。中國共產黨一個智囊機構最近發表的報告說，"(抗議)次數增加，規模擴大，越來越危險"，地方官員和群眾的關係已經成為黨的主要擔憂。稅收和動亂還引起領導層根深蒂固的歷史性擔憂。 經濟學家樊剛說，由於高稅收引發的農民起義導致不止一個朝代滅亡。地方稅收的歷史就是中國政府的歷史。中國應當找到永久性解決辦法，結束這種周期。 在這些擔憂當中，中國領導人兩年前提出快速解決辦法：統一稅率。全國和省級稅費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村和鄉鎮政府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們必須停止徵收農民憎恨的人頭費和其它亂收費，那些收費用於從官員工資、學校到民兵訓練的各種項目。 只有安徽省1999年率先進行"費改稅"的改革，開始在幾個縣試點，隨後推行到全省。當總理朱鎔基表揚安徽省的做法，各地官員到安徽省參觀學習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其它省市官員發現安徽的做法到他們那裡根本不可行。安徽省和中央負責有關試點的官員拒絕接受採訪，其它地方的官員說他們已經暫停試驗。 他們提出的主要問題包括，把人頭費轉到以產量為基礎的農業稅時，往往把負擔轉移到種田大戶。這對那些以糧食為主的內地尤其明顯。在農民歡迎改革的地方，政府突然缺少資金，有些地方政府威脅要減少社會服務。 北京也拒絕填補空檔。朱鎔基承諾的二十四億美元補貼僅僅相當於地方政府開支和債務的一小部分。 逼台灣要接受一中的人越來越急躁，手法亦日見成熟。台灣400年，已經縮為55年，不久會壓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元年。中共有那麼好嗎？台灣一定要被迫去享受中共型的白色恐怖？看報導： 2001.07.18／記者吳育玟台北報導 政大國關中心調查 中國投資環境危險 四大銀行即將破產 台灣經濟真的向下沉淪、中國經濟真的向上提昇嗎？政大國關中心調查中國內部情勢，並在18日當面向陳總統報告，報告指出，台灣部分媒體對中國投資環境做了「近乎完美」的報導，卻對中國大陸四大銀行其實逼近破產邊緣、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嚴重、民族主義高漲、貪污腐敗嚴重等潛在危機避而不談，將誤導國人美化中國的投資環境。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主要的問題還是在經濟，包括： 一、 財政問題：財政破產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大陸自不例外。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已從70年代末的28%，降至90年代的12%到14%。 中國內部面對的經濟難題，從銀行壞帳、都市失業工人安置、到農村攤派，都是政府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大陸自94年以來就不斷擴大財政改革稅基，但近年北京政府在海內外大量發行公債，其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而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比中央政府更加嚴重。 二、 金融問題：93年中國14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金融改革，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漲。但國有銀行超過80%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根據官方數字已超過20%，實際數字一般評估則在40%左右，四大銀行其實早已破產。 三、 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要原因仍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因此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所以只好減緩國營企業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社會福利機構。但這終究不是解決之道，近來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各種抗議事件。目前都市失業人數據信已高達七、八千萬（農村的低度就業人口也高達一億五千萬左右），在加入WTO之後，國企與下崗工人的問題將更形嚴重。 四、 市場經濟法制架構無法建立：為維持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相關的法律體系架構一直沒有建立，市場經濟活動中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各級政府官員貪污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中國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五、 全國市場建立困難：財政權力下放的結果造成各省各自為政、保護主義興起及區域發展不均等的現象，中國市場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上是分割越來越嚴重。如果中央不扭轉這個發展趨勢，建立全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會更大，中央要維持有效領導的難度也將增加。 另外，政大國關中心也指出，中國大陸社會有五大亂源，分別是： 一、 貪腐問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說法，中國大陸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根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共中央黨校一百多位廳級領導幹部學員問卷調查顯示，在所列的13個社會問題中，「腐敗」以24.3%居於問題最嚴重的首位。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二、 差距問題：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在貧富差距上，根據統計，社會中最富的20%已經擁有全社會46.6%的財富。 而最富20%之收入為最貧20%者收入之8.03倍。從78年到97年，中國大陸GDP中，東部地區所佔比例由52%上升到61.4%，西部地區則由17%降為14%。而城市居民的平均所得在94年約為農村居民的3.39倍。預計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三、 民族問題：中國大陸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人口並非很多，但是由於許多少數民族佔據著中國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 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疆獨運動已經在新疆地區和大陸內地製造了許多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武裝攻擊事件，為大陸的社會穩定蒙上了陰影。另外，西藏由於達賴喇嘛在印度德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又有西方和印度支持的背景，也是影響中國大陸較大的另一少數民族問題。 四、 價值空虛問題：從80年代以來各種氣功團體的興起，與各種大小宗教團體的迅速擴張，一直到法輪功的崛起和到如今的受打壓，其實都反映整個社會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所產生的價值空虛問題。 中國大陸學者自已認為，現在中國大陸由於受到經濟發展中強烈物質主義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理想的破產，整個社會已經形成道德的困境，包括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非道德主義氾濫、社會道德控制機制弱化等情況，中共政權只能以「愛國主義」這種空洞的口號作為凝結社會的號召，這種道德價值空虛的情況將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缺乏最終穩定的基礎。 五、 人口、環境、資源問題：中國大陸社會另一個深沉的結構性不穩定來源，就是由於膨脹的人口與不斷被破壞的環境，和面臨枯竭的資源之間所形成的巨大緊張關係。作為一個後進國家，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 另外，中國大陸的一些重要資源，如水資源、能源、耕地等，一方面隨著發展，需求愈來愈大，但另一方面供給卻愈來愈貧乏，這對於一個世界人口大國、且又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國土一小部份的中國大陸而言，將形成一種非常脆弱的資源供給局面，造成社會長遠的不穩定因素。 這是政大國關中心首度向總統進行有關中國內部情勢的報告，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也在座。 台灣人怕當兵，而國軍將領在軍購弊案中，人人自危，依過去不為台灣打仗，只忠於中華民國領袖老蔣系統的領導，當然對今日的民選總統就以為非正宗傳承的啦！可是吃台灣飯、喝台灣水、享台灣民主自由，還是有不少人投共，改吃中國飯，喝中國水，享中共特權，一魚兩吃，真是聰明到了極點！ 台灣人本來就不該享受民主自由？台灣人是很奴性化的民族，且不談商人如此，台灣人窮了以後，就毫無格調，台灣人深思想想吧！
中共準備台人治台，已經做了週全的計劃，包括黨、政、軍、情、媒體...，全面吸收人才，加以訓練與運用，中共之一國兩制，成竹在胸，以過去在台統治階級之不計代價急統哈共之行，就可以看到其等與中共間有急切性的承諾，故台灣人若不振作自保－必亡。打球何必到大陸，台灣星星何必沾上紅旗，事事疑點，在台灣的軍人已經變質了，會不會？
2001.07.19／台灣日報記者林健華台北報導
前總統府資政郝柏村昨率前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周仲南、前空軍總司令烏鉞、前總政戰主任言百謙、前海巡部司令李建中等五名上將及前金防部副司令孔敏、前空軍副總司令孫平、李肇中等二十餘位退役將領前往大陸；據指出，郝柏村等一行是單純球敘，並無其他目的。
郝柏村等退役將領昨搭乘華航赴港，並自港轉乘大陸中國南方班機至桂林，有媒體指稱該批退役將領將參加「兩岸軍事與戰略關係及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座談會，但據與郝柏村極近的一位退役將領表示，郝柏村一行人赴大陸球敘，是早已訂定行程，除接觸國台辦相關人員外，並無與中共政治或軍方人士晤面的計畫，更不會參加有關軍事議題的座談會。
該退役將領指出，兩岸關係極度敏感，尤其台灣內部正在炒作「本土化」議題，曾經位居要津的退役將領怎麼可能缺乏政治常識，在此階段貿然與中共政、軍界人士接觸？該退將表示，退役將領較任何人對兩岸軍事對峙情勢更加清楚，根本不可能在兩岸緊張未降溫前，率性與中共政、軍界人士晤面，甚至舉行座談。
對於退役將領集體出遊大陸，國安局官員表示，國安局係依法行政單位，只要退役將領符合赴大陸旅遊相關規定，政府相關單位並不會有所干預；至於退役將領在大陸旅遊期間是否會洩漏國家安全？國安局官員說，認真來說，情治單位根本無法掌握退役將領個人在大陸的言行，但會對相關情事多加關注，若有上述情形，也會適時提供建議予相關單位參考，避免影響國家安全。
中共如此作為的確可以達到收服台軍的作用，只恨本土台灣人，常常不思當兵之樂，現在介紹中共如何對付新疆獨立份子，此小小例子，可悟千秋！
2001.07.19／多維新聞社19日電
王力雄新疆追記：我和同牢的維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們經常談的話題說起來會讓人覺得可笑，雖然我們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卻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進行的是未來怎樣解決新疆問題的談判。 "談判"一般背著別的犯人進行，有時我們會在狹窄如籠的寒冷小院並肩踱步，一談就是幾小時，只有當武警持槍的身影籠罩在頭頂時才陷入沉默。我們不是把"談判"當成打發時間的遊戲，非常認真，也有爭論。例如我強調搞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最終一定傷害到維吾爾人自己。我以達賴喇嘛為例，一時看他的非暴力主義不如恐怖主義影響大，但今天那麼多漢人迷戀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漢地出版了那麼多有關西藏的書，西藏成了漢人精英的時尚，這一切是與整個藏民族奉行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分不開的。在這種背景下，達賴喇嘛關於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主張也逐步開始得到漢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關的題材，漢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為以往的教訓使他們知道，稍有不慎就會引起極端反應，造成事件。今天，維吾爾民族到底是怎樣的情況，維吾爾人到底是怎麼想，漢人幾乎完全不了解，這與上述文化溝通的中斷不能說沒有關係。漢人輕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區，連我這樣習慣闖盪的人也不敢獨自在維族地區旅行。這或許是出於一種誤解，但正是因為新疆發生過的恐怖活動和激烈行為，造成了漢人認為維吾爾人普遍具有攻擊性的看法。兩個民族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對此漢族固然應該負主要責任，維吾爾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維吾爾人，他們在對話前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不能說"新疆"兩個字，只能稱"東土耳其斯坦"，否則免談。而那種要求等於是徹底關掉與漢人對話的大門，因為哪怕從習慣而言，也不可能讓人把用了幾十年的稱呼頓時換成另一個，何況漢人對此還有認識上的巨大差異。面對差異，不應該立刻要求論定是非，不妨給互相之間一個理解和變化的時間。如果你就是不給他時間，漢人也不會求著你給，他也幹脆不理你了，那難道對維吾爾人有利嗎？畢竟在實力上是漢族強維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應該是道義而不是強力，是對對方人心的爭取而不是一概而論的仇視與排斥。從這個角度看，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遠比暴烈的恐怖主義更有力量。
E也批評漢人的國家主義。為什麼你們漢人提起國家統一就認為是不可懷疑的公理？為什麼漢人可以有自己的國家，別的民族就不能有？你們反對專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數民族的民主你們是否尊重？如果少數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獨立，你們是用民主的方式對待，還是用專制的手段解決？漢族精英動不動就用國家需要來為統一辯護，什麼台灣島鏈是中國通往太平洋的門戶，西藏高原是中國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國未來的生存空間……然而國家是什麼，國家只是一個概念，真實的是組成國家的人。也就是說，你們漢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不考慮少數民族的需要，或者幹脆犧牲少數民族的需要，這是否就是你們要求保持統一的實質所在？
我接受E對國家主義的批評，我原來對民族問題的思考也沒有完全抹掉國家主義色彩，這次新疆入獄的經歷讓我開始對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國家的概念應該退後，民族的概念也同樣應該退後，因為民族和國家一樣是抽象概念，真實的存在隻是具體的人。對我們來講，重要的不是國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一個個母親、妻子、丈夫和兒女，怎樣能夠讓他們每個人都免於恐懼和匱乏，獲得自由和尊嚴，才應該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從這個角度，統一不是目標，獨立也同樣不是目標。如果維族和漢族能夠和平地分離，各自追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對，問題是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不能的話，如果分離一定帶來衝突和流血，造成戰爭、恐懼和匱乏，我們就應該考慮是否可以在不分離的情況下，同樣使各族人民獲得自由和尊嚴，那就成為比獨立更好的選擇。
對此常會聽到少數民族朋友這樣說，只要漢族同意少數民族獨立，少數民族絕對不會去和漢族發生戰爭。漢族民主人士應該做的是說服漢族人民同意少數民族獨立，那樣就不會有戰爭發生。對此，問題還是能不能做到？誰能說服十多億漢人同意國家分裂？這裡我打亂一下時序，談一段後來的經歷。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頓參加一個中國不同族群人士的聚會。主辦者把會議安排在一個林中修道院。每個人住的房間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穌晝夜俯視，聖經擺在床頭。參加會議的都是知識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衝突的激烈還是使我感到震驚。在那會上，少數民族人士也同樣要求漢族民主人士說服漢族人民同意少數民族獨立。我對他們說，我因為寫了《天葬》被你們視為朋友，但是在這個會上，我同樣被你們視為具有父權意識和大一統情結，你們可以想一想，讓十多億漢人都能達到比我更被你們滿意的程度，無保留地同意一半國土分離出去，究竟有沒有那種可能呢？ 當然，我並不認為漢人的大一統情結是合理的，我只是說它已經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如果不能讓它立即消弭於無形，就不能不正視。即便有一天中國實現了民主，十多億漢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數票要求政府動武制止少數民族分裂。民主並不意味民族問題的解決。如果中國的少數民族足夠強大，有和漢族進行戰爭的實力，最終打出個民族獨立的結果，也算是一種"不自由毋寧死"的選擇。然而所有少數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漢人的十分之一，軍事和經濟的實力相差更遠，戰爭結果必然是少數民族的犧牲更大。因此我認為，戰爭不應該是少數民族考慮的選擇，相反正是因為要避免戰爭，少數民族就應該放棄獨立。
這樣的邏輯可能會使一些少數民族朋友感到有訛詐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於考慮的不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嚴。如果把民族獨立視為尊嚴的唯一體現，就應該是即使死也不放棄。不能活著得到尊嚴，就通過犧牲得到尊嚴。對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試圖以死捍衛尊嚴，因此我才對新疆的前途格外擔憂。
新疆是這樣一個地方，維吾爾人800多萬，漢人近660萬，哈薩克族130多萬，回族80萬，柯爾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幾萬，民族混雜，互相制約。從各自的背景來看，雖然新疆漢族的背後有十多億人的中國，後援強大，但當地民族的後援也不可小覷。如當地7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而新疆接壤的8個國家（新疆是中國接壤國家最多的省區）有5個是伊斯蘭國家，那些國家又通往中亞、西亞和阿拉伯等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當地5個民族屬於突厥語民族，毗鄰的伊斯蘭國家也多屬於突厥民族，他們的背後又有土耳其那樣強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國"；新疆還有6個當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鄰國家就是他們的民族國家，如哈薩克、塔吉克、蒙古、俄羅斯等。新疆當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對付不了中國，因此從來都在世界一盤棋中考慮問題。當我聽到新疆少數民族人士如數家珍地談論周邊國家、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時，經常為他們的廣闊眼界感嘆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漢人未來在新疆面對的，一定不僅僅是當地民族，而是變量眾多、錯綜複雜的力量。漢人搞定新疆絕非輕易之事。
安全廳看守所裡有一個維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裡都叫他"國防部長"。我沒見過"國防部長"，但一進看守所就開始聽人講他，他已經被傳成了一個傳奇人物。他是在參加車臣獨立戰爭時被俄軍俘獲引渡回中國的。他之所以去為車臣打仗，是因為他們都是穆斯林，打的是聖戰。那麼將來維吾爾人若是打起了脫離漢人異教徒統治的聖戰，其他國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戰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會不會也一樣會投入呢？
波黑是新疆的前車之鑒。如果我們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來有一天新疆成為更大規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 即使不考慮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殺也會達到相當暴烈的程度。因為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勢均力敵，當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漢人多（二者比例約為10:7），但是漢族掌握更多的資源，諸如武器、財富、技術和中樞位置等。如果雙方不是勢均力敵而是力量相差懸殊，衝突烈度反而可能會低。例如西藏漢人量少且不紮根，一有動亂跡象就會早早撤回內地，很少有人願意留下堅守，種族仇殺的規模反而不會大。勢均力敵卻是最容易導致衝突升級的。新疆漢人一是人數眾多；二是早在新疆紮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烏魯木齊的漢人佔到72.7％）和兵團──這決定了他們輕易不會撤離，即使是內地一時不能支援，他們也有保衛自己的力量。
仇恨調動起來是沒有止境的，仇殺一旦開始就會走向盲目和瘋狂，殘酷程度將難以想像。波黑的民族構成特徵和新疆有相像之處，但波黑的人口規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樣打了那麼多年慘烈的戰爭，流了那麼多血，震動了整個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車之鑒。如果我們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來有一天新疆成為更大規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時被奪走的生命可能達到十萬百萬，每個民族都會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兒寡母的哭聲將會震動新疆的大地。
對那種前景，不僅是我擔心，當地民族的有識之士也一樣擔心。在上海被拒絕住店的那位烏孜別克族教授對我說，中國將來肯定要出事，中國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時，他一想起那種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國，不能讓他們留在新疆。
有許多到大陸哈中共的敏感人士，會說：“純遊玩，不談政治，不必太緊張。 ”；我認為這種情形好比偷腥的人說：“關起門來純聊天，不睡覺。”台灣如此開放，似乎可以放任移民大陸的台人，不得領有中華民國護照，以彰顯特殊兩國論，而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再不修改，亦無由反駁中共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看看中國農村的危機：
2001.07.19／多維新聞社19日電多維社記者李蘭田報道
自從中國廢除人民公社之後最具有革命性的農村改革--為減輕農民負擔而推行的農村稅制改革已經受挫，再次破壞政府為消除農村動亂因素所做的努力。
據《華爾街日報》19日報道，中國總理朱鎔基今年3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宣佈的稅制改革道理很簡單：要以封頂的標准稅率取代各種苛捐雜稅。但這一計劃的實施遭到資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和農民本身的抵制。這一問題暴露政府進退兩難：一方面要限制地方官員籌集資金，另一方面北京又無法為地方提供足夠的資金支付教育和社會服務開支。
悄悄擱置農村稅制改革顯示中國領導人在推行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复雜局面。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為建立自由市場經濟而進行的零打碎敲改革再也無法推行下去，但深刻的系統改革似乎不可能實施。
中國農村收入只有城市收入的一半，近年來農村收入增長停滯，甚至下降。糧食和經濟作物價格下降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名目繁多的稅費幾乎占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學者說，"每個社會都有一個集團支付最高代價。在中國是農民。"
暑期，河南農業大學和鄭州牧專學校的15名大學生組成的農業科技110青年志願者服務隊來到鄭州市郊區農村，走村串戶，深入田間地頭，給當地農民傳授農牧業良種繁育、作物栽培及防蟲治病知識，受到村民的歡迎。這是志願者在農田作調查。 其結果是群眾抗議，許多都是暴力性質的抗議。中國共產黨一個智囊機構最近發表的報告說，"(抗議)次數增加，規模擴大，越來越危險"，地方官員和群眾的關係已經成為黨的主要擔憂。稅收和動亂還引起領導層根深蒂固的歷史性擔憂。
經濟學家樊剛說，由於高稅收引發的農民起義導致不止一個朝代滅亡。地方稅收的歷史就是中國政府的歷史。中國應當找到永久性解決辦法，結束這種周期。 在這些擔憂當中，中國領導人兩年前提出快速解決辦法：統一稅率。全國和省級稅費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四。村和鄉鎮政府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們必須停止徵收農民憎恨的人頭費和其它亂收費，那些收費用於從官員工資、學校到民兵訓練的各種項目。
只有安徽省1999年率先進行"費改稅"的改革，開始在幾個縣試點，隨後推行到全省。當總理朱鎔基表揚安徽省的做法，各地官員到安徽省參觀學習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
其它省市官員發現安徽的做法到他們那裡根本不可行。安徽省和中央負責有關試點的官員拒絕接受採訪，其它地方的官員說他們已經暫停試驗。
他們提出的主要問題包括，把人頭費轉到以產量為基礎的農業稅時，往往把負擔轉移到種田大戶。這對那些以糧食為主的內地尤其明顯。在農民歡迎改革的地方，政府突然缺少資金，有些地方政府威脅要減少社會服務。
北京也拒絕填補空檔。朱鎔基承諾的二十四億美元補貼僅僅相當於地方政府開支和債務的一小部分。
逼台灣要接受一中的人越來越急躁，手法亦日見成熟。台灣400年，已經縮為55年，不久會壓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元年。中共有那麼好嗎？台灣一定要被迫去享受中共型的白色恐怖？看報導：
2001.07.18／記者吳育玟台北報導
台灣經濟真的向下沉淪、中國經濟真的向上提昇嗎？政大國關中心調查中國內部情勢，並在18日當面向陳總統報告，報告指出，台灣部分媒體對中國投資環境做了「近乎完美」的報導，卻對中國大陸四大銀行其實逼近破產邊緣、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嚴重、民族主義高漲、貪污腐敗嚴重等潛在危機避而不談，將誤導國人美化中國的投資環境。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主要的問題還是在經濟，包括：
一、 財政問題：財政破產是社會主義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大陸自不例外。隨著經濟改革造成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已從70年代末的28%，降至90年代的12%到14%。
中國內部面對的經濟難題，從銀行壞帳、都市失業工人安置、到農村攤派，都是政府財政問題的延伸。雖然大陸自94年以來就不斷擴大財政改革稅基，但近年北京政府在海內外大量發行公債，其中央財政赤字正快速增加。而地方政府財政的問題比中央政府更加嚴重。
二、 金融問題：93年中國14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金融改革，加強銀行系統內垂直控制，使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控制通貨膨漲。但國有銀行超過80%的貸款仍是貸給國有企業，因受計畫官僚控制，故仍依政治邏輯而非經濟理性發放，造成大量銀行壞帳。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根據官方數字已超過20%，實際數字一般評估則在40%左右，四大銀行其實早已破產。
三、 國企改革與失業問題：國企改革遠比預期緩慢主要原因仍是兩大政治問題，一是大部分企業無論產權如何股份化，國股仍佔多數，因此企業仍受黨委控制，不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者；二是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大量失業工人安置，所以只好減緩國營企業改革速度，讓這些企業成為社會福利機構。但這終究不是解決之道，近來各地已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無力負擔「下崗」工人安置，而發生各種抗議事件。目前都市失業人數據信已高達七、八千萬（農村的低度就業人口也高達一億五千萬左右），在加入WTO之後，國企與下崗工人的問題將更形嚴重。
四、 市場經濟法制架構無法建立：為維持中國共產黨專政的正當性，中共當局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迴避私有財產制的問題，使得相關的法律體系架構一直沒有建立，市場經濟活動中要素，如對私有財產保護與契約關係之確認，都要靠政治力介入才能達成，這給予各級政府官員貪污腐化的極大空間與誘因，這是為何中國大陸經濟越市場化，政府官員也越腐化的主要原因。
五、 全國市場建立困難：財政權力下放的結果造成各省各自為政、保護主義興起及區域發展不均等的現象，中國市場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實上是分割越來越嚴重。如果中央不扭轉這個發展趨勢，建立全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會更大，中央要維持有效領導的難度也將增加。
另外，政大國關中心也指出，中國大陸社會有五大亂源，分別是：
一、 貪腐問題：根據中國官方自己的說法，中國大陸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快要「亡黨亡國」的地步。根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共中央黨校一百多位廳級領導幹部學員問卷調查顯示，在所列的13個社會問題中，「腐敗」以24.3%居於問題最嚴重的首位。中共一方面必須要靠共黨幹部統治，但是另一方面其統治體制卻又無法為統治政權提供監督其幹部的方法，導致中共幹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結構性「以權謀私」的貪腐現象。
二、 差距問題：在過去二十年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均衡的發展格局，這表現在伴隨著經濟發展所形成的三種差距：貧富差距、東西差距（或沿海與內陸的差距）、以及城市與農村的差距。在貧富差距上，根據統計，社會中最富的20%已經擁有全社會46.6%的財富。
而最富20%之收入為最貧20%者收入之8.03倍。從78年到97年，中國大陸GDP中，東部地區所佔比例由52%上升到61.4%，西部地區則由17%降為14%。而城市居民的平均所得在94年約為農村居民的3.39倍。預計中國大陸進入WTO之後，這些差距還會拉大。
三、 民族問題：中國大陸有許多少數民族，雖然人口並非很多，但是由於許多少數民族佔據著中國大陸「邊疆」的地理位置，因此其分離傾向往往意味著更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國土完整的安全威脅。
其中，新疆維吾爾族的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具有境外種族和宗教背景，且已經受到境外輸入武裝力量支援，最為複雜。疆獨運動已經在新疆地區和大陸內地製造了許多起暗殺、爆炸、和其他武裝攻擊事件，為大陸的社會穩定蒙上了陰影。另外，西藏由於達賴喇嘛在印度德蘭沙拉成立流亡政府，又有西方和印度支持的背景，也是影響中國大陸較大的另一少數民族問題。
四、 價值空虛問題：從80年代以來各種氣功團體的興起，與各種大小宗教團體的迅速擴張，一直到法輪功的崛起和到如今的受打壓，其實都反映整個社會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後所產生的價值空虛問題。
中國大陸學者自已認為，現在中國大陸由於受到經濟發展中強烈物質主義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理想的破產，整個社會已經形成道德的困境，包括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非道德主義氾濫、社會道德控制機制弱化等情況，中共政權只能以「愛國主義」這種空洞的口號作為凝結社會的號召，這種道德價值空虛的情況將使得中國大陸社會缺乏最終穩定的基礎。
五、 人口、環境、資源問題：中國大陸社會另一個深沉的結構性不穩定來源，就是由於膨脹的人口與不斷被破壞的環境，和面臨枯竭的資源之間所形成的巨大緊張關係。作為一個後進國家，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
另外，中國大陸的一些重要資源，如水資源、能源、耕地等，一方面隨著發展，需求愈來愈大，但另一方面供給卻愈來愈貧乏，這對於一個世界人口大國、且又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國土一小部份的中國大陸而言，將形成一種非常脆弱的資源供給局面，造成社會長遠的不穩定因素。
這是政大國關中心首度向總統進行有關中國內部情勢的報告，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也在座。
台灣人怕當兵，而國軍將領在軍購弊案中，人人自危，依過去不為台灣打仗，只忠於中華民國領袖老蔣系統的領導，當然對今日的民選總統就以為非正宗傳承的啦！可是吃台灣飯、喝台灣水、享台灣民主自由，還是有不少人投共，改吃中國飯，喝中國水，享中共特權，一魚兩吃，真是聰明到了極點！
台灣人本來就不該享受民主自由？台灣人是很奴性化的民族，且不談商人如此，台灣人窮了以後，就毫無格調，台灣人深思想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