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求生存的深刻經歷
雲程
■「三通」與「戒急用忍」：
長久以來，基於前進中國市場的卡位需求，台灣的商界要求政府開放「三通」以及放鬆「戒急用忍」政策。這樣的呼聲，尤其是三通，早從蔣經國末期開始，經李登輝時代到陳水扁時代，一直未曾停歇。
「三通」，指的是「通郵、通商、通航」，這是從蔣經國時代起北京就不斷要求台灣方面開放的項目。雖然「三通」可以增加商業上的便利，但目前，除了通郵（通話）並無大的困擾之外，其餘的「通商、通航」都有問題。問題出在政治上定位的不明確：原先是中國方面較急，現在則中國也「不敢急」，只剩下台商一個勁在跳腳。
總而言之，「三通」並不是中國或台灣單方面所能主宰。
舉例來說，「通商、通航」都會碰上「國家定位」的問題，即兩岸的航線到底是「國內航線」？還是「國際航線」？若是「國內航線」，則「中華民國」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內一部份，這怎麼可以？若是「國際航線」，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中華民國」就升格為「國家」了，這怎麼可以？
「國內航線」或「國際航線」不定義清楚，如何處理外籍航空公司的起降？如果想獨攬，又恐因歧視待遇而遭致國際報復。再進一步說，只要台灣與中國一談判，尤其談到這種屬於「主權國家」性質的「事務性談判」，北京就怕因「默認」了台灣「主權存在」的事實，進而「允許」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獨立」訴求。
所以，「三通」雖然只有兩個字，所牽涉的層面何止萬端，以致於雙方只能夠小規模的試一試，還不敢開步走。商人只懂營利，卻不知背後的利害，算是情有可原吧！
至於「戒急用忍」，是李登輝仿效康熙皇帝的御批用語，其目的在提醒台商經商中國的風險。事實上，即使在「戒急用忍」最盛的當兒，也還容許五千萬美元以下以及特殊項目之外的投資，可說相當寬鬆。
王永慶說︰台商該去的已經去了。此為實話。但既然該去的已經去了，表示「戒急用忍」實施至今並無實際效果，或者僅對大企業或台灣舉債額度很高的企業有影響而已。這樣的話，王永慶也不是替中小企業說話，而只是以他人之名義，替自己遊說而已。王永慶反對「戒急用忍」的說服力，不就大打折扣了嗎？
「戒急用忍」的目的是提醒台商的經營風險，台灣對中國投資、貿易的依存度，已經達到二成，超越日本、美國的十倍以上，面對充滿敵意的對岸中國，對大多數中小企業不太有影響的「戒急用忍」政策，是所有面臨像台灣一樣特殊環境的政府所必須做的職責。
部份台商只知道放鬆「三通」和「戒急用忍」之後，兩岸人貨與金融往來可以暢行無阻，台灣將是得利的一方。殊不知，僅僅中國將大量人口倒向台灣，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失業問題。以台灣的的生活水準，三萬、五萬才能生活的薪資，未來那些「暫時移居台灣」的中國人，可能一萬、兩萬就願意工作，再加上供給大於需求，台灣社會的勞動條件不陡降才怪。「三通」，台灣恐怕未見其利，先受其害。
台商幹部到中國工作多年之後，現在已經明顯感受中國大學畢業生低價搶工作的壓力，前述「三通」後的失業顧慮，絕非杞人憂天。糟糕的是，此時所有台灣住民已經後退無路。即使為了個人的私利，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謹守「國界」，綢繆於未然。遺憾的是，為何媒體不告知我們？
■歧視性待遇的憂心：
當然，基於黃種人、漢字文化圈、地理距離等原因，若台灣（與日本）和中國站在同一陣線，抗拒遙遠國度與文化的勢力，其實是最「自然而然」的選擇。那為何我們仍舊抗拒中國對於台灣的「招喚」？這是一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
對台灣來說，深怕遭受「歧視性待遇」應該是主要原因。
就如同當年南京條約開放淡水等地，以及馬關條約割讓台灣、遼東半島等，台灣，一向都是基於北京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割股求生，或奉為上賓的籌碼而已，從來就沒有視為「同胞」。
舉例而言，日本佔有台灣初期所發生的鎮壓事件，奠定了後日實施「歧視性待遇」的基礎。一部「六三法」就將台灣住民民定義為不能接受日本國內同一水準的自由與民主（雖然經濟上有部份甜頭）。
同樣的，不管「二二八事件」是貪污橫行、文化衝突也好，或國民黨政權因眼見大陸會淪陷，所以必須另找出路，而不得不實施清除地方勢力以便於統治也罷。無論如何，根據史實，突然而來的「外來執政者」，對台灣總是沒有對自己國內同胞相同的體諒心、愛心。
於是，總是出現「屠殺」的後果。
現今北京的政權，對台灣也仍然不會實施「國民待遇」。證據是江澤民曾說︰統一之後，台灣的領導人可以做中國的「副總理」。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台灣住民只能是「副總理」，而不是「總理」？為什麼台灣住民不可能是「國家主席」？
「歧視性待遇」已經溢於言表。
原因出在「台灣住民不是自己人」。
更深一層的說，中國人普遍認為：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在許多困頓時期，如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所吃的苦，台灣住民不但沒嚐到，反而在大陸遷台庫存黃金的滋潤，以及美國的資助下，吃香喝辣的享受。
這不是空言，不但有許多中國學者（知識分子）抱持這樣的極端言論，許多曾經回去探親的「老鄉」，都曾接到這樣的抱怨，甚至於以補償金相逼。
台灣在中國這樣的宣傳環境下「回歸祖國」，結果已不問可知。
香港的「一國兩制」至今還勉強維持的不撕破臉的「自治水準」，原因就是要做榜樣給台灣看。看看近日，連起碼的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都要染指撤職的權力。若未來沒有必要做榜樣給台灣看的香港，其下場就可思之半了。
在這裡，所用的「台灣住民」是包括了不分族群所有在台灣出生或成長的人。其實，台灣新住民（外省人）更慘。在新住民誤以為自己是中國的「自己人」之時，請不要忘記被北京政權視為「叛徒」的可能性。
「叛徒」的下場，就不必多說。
王作榮在2001年7月12日於國民黨中央黨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當中共打來時，你要三百萬外省人將掉轉槍口對內還是對外」，實在幼稚至極。北京一旦目的達到之後，台灣，尤其是新住民，有何籌碼避免北京「狡兔死走狗烹」，以及「過河拆橋」呢？王作榮這樣公然挑動族群仇恨，卻不被社會所批判，更顯見台灣社會在輿論方面，有反台灣安定的預設立場。
在前一陣子北京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新華網」中，登載「開發大西部」的網頁，裡面就明白寫道︰不需要台灣的資金，而是需要台灣的「人才」，來共同開發大西部。想想看，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去的大西部，卻點明了要台灣住民去開發，這會不會是另一種面貌的「發配邊疆」（其實，共產中國在建政之後，也曾塑造其英雄事蹟，發動人民開發大西部，但多年後國外媒體的追蹤報導，這些人的下場卻是很淒慘）。加上，香港商人參觀大西部招商活動之後，投入資金的，卻寥寥可數。金錢會講話，不是嗎？
尤其，就像當年為了救京城，清帝聲明：台灣自古乃化外之地，而李鴻章又說：（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誰又敢保證：在中南海的眼中（尤其上海已經吸足了台灣的經濟精力），統一後的台灣不會淪為中國與西方世界鬥爭的前線、軍事堡壘和跳板呢？而台灣住民被迫「移民實邊」的可能性難道不存在嗎？
而這，又能如何保證？
■血緣關係與政治權利
十七世紀，為種植經濟作物故，荷蘭人大量的引進漢人入台，台灣逐漸成為漢人主宰的地方。其後，大清帝國實施海禁，故渡海漢人逐漸與南島女子通婚，形成新的族群。此事實，已經由馬偕醫院的林媽利醫師，透過最新的DNA技術證實：閩南人其實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而且，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閩客基因根本就是同一家。
更有趣的是，長江以北與長江以南的漢族並不是同一個族群；長江以北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群聚在一起，長江以南的漢族與南方少數民族群聚在一起，表示現今的漢族並不是單一起源。據推測當北部漢族在黃河流域發跡時，長江以南已有相當人數的其他族群存在。直到秦朝一統天下後書同文、車同軌促成南北文化融合，始共稱為漢族；但遺傳人類學實驗結果顯示在類緣上仍然清楚地有南北的分別。
同時，在對中國大陸地區姓氏研究可發現：南方與北方姓氏分佈有顯著差異。北方所有的省分為一大群，南部的漢族則分為三群：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省為一群；江西、湖北、湖南、貴州、雲南、四川省為一群；浙江、江蘇、安徽省為一群。其中台灣群和江西群先群聚，加入浙江群後成為南方大群，與北方大群相異（Cavalli-Sforza et al., 1994），由此可約略的推斷大陸南部漢人的組成是多元的，與北方漢人皆有很大的差距。
換言之，依據「血緣」根本無法定義「中國人」，甚至於我們所慣用的「漢人」也複雜萬端，「中國人」只能由政治體制來定義。
請問：新疆的維吾爾族、廣西擺夷、東北滿族、西藏人等，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國民；如果不是，那「中國人」就只是「漢人」，新疆的維吾爾族、廣西擺夷、東北滿族、西藏人等，就不是「中國人」。
也就是說，北京想要顧新疆、西藏，就顧不了台灣，想要顧台灣，就顧不了新疆、西藏。台灣與新疆、西藏等，就這樣互相具有一種弔詭的辯證關係。
「漢人」是血緣的概念、「中國人」政治的約定、「華人」是文化的集合體。一個名詞管轄一個概念，清楚而不混淆。若不清楚分割血緣的漢人、政治的中國人、文化的華人等三個概念，談論事情永遠會淪為「顧得了前面，卻顧不了後面」的窘境。
■台灣新住民無法融入台灣的原因：
就像帕發洛夫的實驗狗一樣，人總是受到環境（教育與宣傳）的制約而反應。當台灣新住民在指責台灣老住民受日本教育而「奴化」、「亡國奴」之時，自己也不能避免是受到中華思想下的制式反應。
其實，對於生於中國經歷抗戰顛沛流離經驗的台灣新住民而言，心中集體的惆悵或對日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真實的。但對於台灣老住民而言，接受日本歧視但也經歷不同於中國的現代化統治經驗，也是毫無軒輊的真實。
兩樣南轅北轍的「歷史真實」並列時，絕對不能說誰的歷史真實「更真實」，故也就不能以「自己的真實」壓迫「別人的真實」。可惜的是，就以對「台灣論」上市、對新黨、親民黨、李系政團成立的不同反應來看，的確有部份台灣新住民，只准自己發揮「正義」，不准別人抒發他們「自己的真實」。
相對的，大多數生於台灣且年紀低於六十歲的人（台灣新住民第二代以降），因為沒有上述刻骨銘心的歷史經驗，應該有機會脫離「兩種歷史真實」的羈絆。現今的e世代年輕人，不管這些歷史塵埃，在哈美之餘，忽而哈日、忽而哈韓，有時哈台、有時哈中，顯然來得誠實可愛些。
如果還有誰不能、不願跳脫「意識形態」的制約，實屬不該，只能說他們在校時是用功的好學生，全盤接受了政權所宣傳的內容，或者心中有「利益相對剝奪」以致於「仇恨連連」。
根據學者對台灣歷次選舉的交叉分析，尤其是陳水扁市長連任之役，台灣新住民投票給台灣新住民馬英九的集中度高達九成二以上，相對的，台灣老住民投給台灣新住民馬英九則有六成四。相對於陳水扁施政滿意度，連續高佔七成至七成五，就知道，外傳所謂民進黨黨員結構中台灣新住民的成員比例偏低是民進黨排外的說法，應該是台灣新住民根本不願加入的結果。
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是全體台灣納稅人胼手胝足所撐起的一片天。可歎的是，多數台灣新住民卻任由不超過一百五十個家族的煽動，將自己家族的政經利益形容成一般新住民的生活利益，每到選舉即動員族群危機感，炮製如「被趕下海」、「福利將被剝奪」、「槍口掉轉」、「為何而戰」等口號，而將之「具體化」。即使李登輝實施六千億眷村改建，即使陳水扁聲明不尋求獨立、應為中華民國而戰，即使榮民福利不變如昔，甚至於，即使總統候選人中有人無法交代高達十一億新台幣公款流向，主要受惠者的台灣新住民，也一樣不改投票的偏執。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陳水扁勝選公元二○○○年的總統選舉，李登輝將總統權力交予民眾的抉擇。許多人不經提醒的話，無法理解這是個多麼不得了的轉折。
回想一下，大選時五組總統候選人不因其立場、黨派與省選機率，都享有國家安全局派駐的安全人員保護，也都有交通管制的禮遇；而在開票結果大致底定之際，立即對「準當選人」陳水扁實施總統級的安全保護，建立不得了的慣例；尤其在開票之前，參謀總長發表效忠的聲明，更是政權和平轉移的實力保證。
想想看，如果國安局不禮遇候選人，如果國安局不保護陳水扁，如果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不發一語，證諸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無理抗議（甲組選民因乙黨失去政權，向乙黨抗議）的特定選民，以及一年多來的黨爭強度，台灣的政局恐怕更不堪設想，民主或許只是轉瞬間的幻影而已。我們應該對於政權轉換期間，所有直接間接堅持「民主信念」的人，給與最高的敬意。
對長久接受「反攻大陸」、「領袖主義國家」、「反台獨」、「黨徽國徽軍徽」不分等黨軍宣傳的軍隊而言，陳水扁的當選總統，在失去既得利益者的推波助瀾下，是有足夠的理由提出「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問。
過去，大家為蔣介石、蔣經國而戰，為反攻大陸而戰，沒有困惑，但蔣介石、蔣經國終究是人，他們過世之後，即使軍隊不喜為李登輝而戰，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主席，可以轉為國民黨而戰（這是由蔣家軍轉變為黨軍的過程）；即使動員戡亂解除，沒有反攻大陸的目標了，也還可以為中華民國而戰（這是由黨軍轉變為國軍的過程）。但這套由「蔣家軍」而「黨軍」而「國軍」的過程，若未經過陳水扁政府的測試，不能證實已經改革完成。事實上，國軍內部提出「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問，也正表現此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實，道理也沒這樣複雜。從職業倫理來看，「誰出錢就應替誰工作」，既然國軍是由台灣地區的所有住民納稅支持，理所當然應保護「台灣地區」所有住民的安全；從軍隊的自身利益來看，唯有「台灣地區」的社會完整才能持續國軍的體制與運作，故也應該抵禦對「台灣地區」有威脅的外敵。另外，從組織學的角度來看，國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所培養的衛士，當然應對抗威脅組織存續的外在敵人。
想通這幾個道理，「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疑惑，毫不成為問題：國軍應為老闆（所有台灣住民）而戰，國軍應為保護組織（中華民國在台灣）而戰，國軍應毫無遲疑的抵禦任何威脅前兩項目標的外在勢力與國家。多餘的考量，都不過讓自己深陷於外在敵對勢力所排放的欺敵煙霧而已。
■李登輝的功與過
外界不斷的傳聞，李登輝主政期間有計劃的在毀滅國民黨，這傳聞的立論有二︰一是李登輝將「中國國民黨」變成「台灣國民黨」，所以是毀黨。另外，國民黨在李登輝手中失去執政權，所以是毀黨。
李登輝在主席任內，曾經聲稱國民黨只有「兩歲」、「老店新開」，這樣的作為，其實是執行由蔣經國「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所開了頭的本土化路線。換言之，開放選舉成為趨勢之後，「貼近主流民意」是所有政黨生存的遊戲規則。國民黨既然在台灣執政並實施民主選舉，本土化與台灣化就是政治組織生存的必然抉擇。反之，非本土化或非台灣化，必然在選舉中失敗。所以，李登輝「台灣國民黨」轉變，效果不在毀黨，反而在延長黨的生命（這項推論是否有效，年底選舉的結果就可以檢證）。
只要台灣實施真正的民主化，就無永遠的執政黨。政權的移轉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只在於時間的早晚和公民的意願為何而已。即便是執政半世紀的日本自民黨，也有失去政權的時候。如果意圖一方面實施民主，另外一方面萬年執政，若非期望不切實際，就是心態還在訓政或專政的階段，還不是真的「天下為公」，即使拿孫文做廣告一萬次，也是枉然。
若說國民黨在李登輝手中失去執政權，所以要負責任、應該下台。結果，他也下台了，算是建立負責了慣例，並非壞事。老實說，要李登輝下台，是敗選後黨員天經地義的要求。只是敗軍主角的連戰繼任黨主席，不也毫無義理可言。
事實上，失去執政權不能算是「毀黨」，套句連方瑀的話：「國民黨還沒死」，就不能指摘李登輝有「毀黨」的行為。
政黨、政團結盟乃民主社會稀鬆平常之事，李登輝近日與黃主文、親台獨社團較近，這也是憲法保障下的權利，並無違法之處。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可以「泛藍軍」整合，所有的國民自然也可以自由結盟。
而李登輝曾任黨主席，與國民黨相違背的做法是否恰當，值得進一步討論。
倒是，李登輝縱容黑金，將憲法修得窒礙難行確實值得批評。只是，他容黑金與將憲法修得窒礙難行的地步，受害的是全民，得利的卻是國民黨－－黑金是國民黨長久的積習，不獨李的時代如此。但黑金，延長了國民黨執政時間，修憲擴大總統權力，埋下府院不合時無法解決、也難以再修憲的僵局。民眾可以批評他，甚至，連新黨也可以聲稱與國民黨毫無瓜葛而批評他，就國民黨黑金政治的直接受益人而不能批評他。
■中南海的壓霸與白金漢宮的智慧：
經營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如中國者，歷史上並無前例可資援引，北京領導人的壓力可見一斑。這點，要寄予以某種程度的同情。
的確，對藏獨、疆獨、台獨與六四事件等任何一方放鬆，皆會產生連鎖效應，進而不可收拾。不過，也不能因為怕此現象，而合理化北京的高壓與屠殺手段。西藏、新疆，無論文化、語言都與中土不同，歷史上也自明代、清初才成為的中國領土。他們對獨立的堅持，絕對超越中國宣稱「歷史主權」的正當性。
事實上，中南海目前所面臨的國家經營壓力，過去的大英帝國在面對遍佈全球殖民地的獨立風潮時，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分崩離析壓力。無論理由為何，英國的政治家們決定轉變傳統的思想，務實的以「獨立為實、共主為名」的國協方式，圓滿的解決此一困境。若當時英國採取強壓手段，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一方面英國的國力加速衰微，二方面各國兵戎相見，仇恨永結難解。現在，國協在聯合國中仍然可以發揮相當顯著的聯合力量，英國仍受到前殖民地國家的尊重。
但，中國能嗎？願嗎？有朝一日兵戎相見的，可都是別人家的子弟。
即使是北京將於七年後主辦奧運，消息傳來之時，中國網路上的意見還是不忘加上：屆時我們統一台灣，再來一個喜上加喜。這樣的頑固的激情，怎叫人能不憂心忡忡？
領導人的智慧與歷史文化的慣性，不但左右萬千生靈的生命，更攸關自己的福祉。這點，中南海與白金漢宮的智慧，相差豈僅雲泥而已。
■結論
總而言之，真正的關鍵只在於「國家所為何來」而已，即「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或者「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
如果堅信「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則高如國家的體制、憲法、國旗、政黨、元首、經濟制度、社會安全，或低如交通規則等等，無一不能依據實際狀況改變，以達成人國民的最大福祉。也就是說，在追求人民最大利益下，沒有不能更改的圖騰與禁忌。而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依據少數執政者的喜好，而必須依據「普選」的結果來決定，也就是實施真正的民主主義。
相反的，若認為「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則會不斷強調「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些什麼，但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的說法，發揮到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在「國家至上」的環境中，人民只能服從，不能異議。不過，徒法不能自行，國家也必須透過「少數人」來運作。
問題在於，沒有經過國民的驗證或同意的過程，如何確認某項「政府的命令」是「國家的意志」，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推演到極致，為何他們有發命令的權力？為何推舉他們上台的人，擁有推舉的權力？其實，到頭來我們會發現，他們只是憑藉著「武力」而上台，也難怪要他們下台也非憑藉「武力」不可。於是，這種國家的政局就不穩定。
和蔣經國以及蔣介石不同，李登輝和台灣的真正民主化，真正打到中共政權的痛腳。也難怪北京抓狂，因為，光就質疑中共政權的基礎這一件事，一旦傳開來，一旦被中國人民所深信不疑，中共政權就非跨台不可了。中共不怕軍事的對抗，也不怕比誰更極權，他只怕人民對其政權的質疑。北京能做的只是用激情民族主義，抵抗人民思考，來防止民主思潮的滲透。這也是他們正在做的。
一個會對幾百年前自己未曾經歷的民族屈辱耿耿於懷，一如昨日發生，絕對違反人性，也必然有鞏固政權利益的政治集團在幕後導演。以阿衝突也是這樣。
所有高倡「國家本身就是存在的目的」的國家，其執政者下台或被清算後，最後都被發現擁有不可計數的私有財產。阿敏、蘇哈托、馬可仕、迪托、鄧小平（媒體稱是二五○億美元的家族）、蔣宋孔、李光耀（擔任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董事長，管理新加坡外匯存底，總計達一千億美元，投資台灣股匯市計二十億美元，副董事長為其子李顯龍）等四大家族，無一不是如此。「成王」不僅擁有空泛的權力而已，背後還有數不盡的榮華富貴；而「敗寇」則代表抄家滅族，項上人頭不保。當官，是件拼死拼活的「事業」。
這樣看來，國民的同意還是最重要的。
即使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年的大會上，提出「三個代表」，將引進上工商界代表入中共決策圈，目的也是在強化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盤而已，還是想「專政」，還是視政治權力為禁巒，還是視人民為敵人，距離真正能夠處理資本主義社會複雜利益分配的建制還很遠。
很慶幸台灣已經走過了前一段的不堪，中國問題要解決、東亞要和平，北京也非經歷相同的過程不可。2001.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