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俘虜心態
－日據時期中智份子的徹底同化過程
1984.04.03
八十年代週刊
黃春雄
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之前，台灣先後曾經歷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成功父子，清朝政府及日本政府的統治，其中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地經營，對台灣的進代史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
歷來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對台灣人在外來政府的壓迫下，俯順地放棄對固有主權的爭取以及對固有文化的堅持，常感大惑不解。本文從比較殖民社會歷史的觀點，對台灣在日據時期，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被日本徹底同化的過程和情形，詳加介紹，並進一步剖析台灣人何以有此「俘虜心態」。
事實上，目前台灣的政治反對者，在對國民黨進行制衡的鬥爭，即有部份分歧的觀念，乃起源於對台灣社會心態的認識差距，這篇文章提供一個認識台灣人心態的角度。
——編按
日據時期，對許多人來說，可能就像清朝統治中國那般，已是遙不可及的歷史；即使在學術界，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為題的中外著作，比起荷蘭、英國統治下的中南半島，美國統治下的菲律賓，乃至同為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也在品質與數量方面，顯得非常貧乏。不僅如此，在這些學術著作當中，也僅有極少數真正抓住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核心——以「台灣人」為主題的歷史脈絡。在這樣的背景下，鶴見女土的「日本在台灣殖民教育史」（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E. Patricia Tsurum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三二七頁附索引。），也就顯示出它在「台灣史」上的價值。
被殖民者的真相
歷來研究日據台灣史者，多半側重在統治者的控制策略以及被統治者（台灣人）的抵抗過程。這類研究的主題，一者強調日本殖民者如何以科學的、實驗的以及法治的手段，嚴密制約台灣人民；其次，台灣人，尤其是地主中智階層如何以不撓的鬥志，盡力在日本周延的統治體系下，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台灣同化會、文化協會、地方自治改革運動，乃至曇花一現的台灣民眾黨……等等台灣人政治運動，都變成一系列具有台灣人民自決自救意識的政治行為。
當然，在這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合對抗主題之中，有部份行學者也致力於探討那些跟外來統治者徹底認同，進而「出賣」台灣人民的利益而為殖民主人服務的「台奸」典型。以辜顯榮為首的背叛者，遂成為學者恥笑的對象。
然而，恥笑歸恥笑，一個更嚴肅的主題卻令所有關心、研究廣義中日關係者普遍不安的，則是作為被統治的中國人民，到底跟外來統治者保持著怎樣的態度？近來美國研究明末清初的學者，己逐漸由揚州「嘉定十屠」的悲慘歷史事件中，剝離出清初江南漢人，尤其是地主、智識階層，竟有部份是為了維護地區安寧或個人私利，早就主動跟清初統治者妥協，維持地方秩序的現象。換句話說，像顧炎武之類以晚明志土自居，不甘仕奉新朝者，畢竟只是人間鳳凰，而不是當時歷史的主流。
明末清初中國舊有地主階層向清朝主子妥協、臣服的，或許可用自保或時勢之俊傑，勉強闡釋他們複雜的抉擇；然則，日本近代殖民或鐵蹄統治下的東北、華北以及江南等地區的「淪陷區」人民，對日本的態度又如何呢？根據易勞逸（Iloyd
Eastman）等著名民國史專家的研究，發覺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階層，主動跟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軍人、文官「合作」者竟然不在少數，不僅如此，這些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人民對待日本殖民者的「好感」，甚至不遜於本國政府。這種「敵我不分」的現象，讓那些飽覽朝鮮人民同仇敵愾，反抗日本統治，以及納粹統治下法國人民抵抗德國的心態等等比較歷史的學者，感到訝異不解。如果說日本帝國主義者虐害中國，那麼，中國在日本統治區域下的人民，卻又為何那樣「不爭氣」？如果說八年抗戰激起中國全民的「民族主義意識」，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跟日本統治者徹底對抗到底呢？中國人的「抗日」，難道就只是少數上層政治人物或愛國知識份子的口號嗎？（當然，這些學者並不否認日本軍隊在中國內地所幹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惟日軍已然控制下的地區，則呈現上述令人困惑的現象。）
台灣人的「俘虜心態」
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又是如何表現呢？按照鶴見女土的看法，台灣人在日本武力「進出」台灣的最初十年，固然有「台灣民主國」等等程度緩急不等的武力對抗行動，但台灣人至少到了一九二０年代左右，卻已徹底跟日本殖民母國「同化」了。台灣人不僅在軍事上、經濟上屈服於日本，而且，經由日本殖民統治者「科學化」地進行殖民統治教育制度之後，台灣人在心靈文化層面，也完全為日本所征服，所謂「俘虜心態」（captive
mind）即指此而言。
台灣人在日本殖民五十年期間，曾經展現幾個階段的「政治主流」：從早期地主階層代表跟日本元老政治家板垣退助等共同倡導的「同化會」，到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前，可說台灣人要求「自治」、「自決」的醞釀時期；從文化協會到一九三六年「地方自治聯盟」隨著蘆溝橋槍聲而告終為止，可說為新興中智階層試求以溫和改良手段，作為跟日本殖民統治者共存的主流。到這個階段，台灣人不僅早無「獨立」於日本之外的意識，即連這些政治主流人物，也率以跟日本人「同榮」、「平等待遇」，作為政治訴求的終極目標。
照鶴見女士的分析，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台灣人政治主流運動，除了極少數像蔣渭水等傾心孫中山的國民革命之外，大多數台灣人民，尤其是地主、中智階層，均在有意無意之間，接納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濟體制、政治統治、社會道德意識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保守、溫和的改良派主流人物如林獻堂者，固然處處以爭取台灣人獲取日本國民「同等待遇」為主要奮鬥目標；所謂激進、「左傾」青年代表，諸如連溫卿、林呈祿等人，也在思想上、行動上，接受日本本國左翼份子的指導或影響，進而將日本本土的思想路線鬥爭，揉化為島內台灣人政治思想鬥爭的主導力量，乃至出現「山口派」被台灣人政團除名排斥的政治插曲。
向殖民政府全面投降了
鶴見女士由日本在台殖民教育措施著手，試圖剖析台灣人「俘虜」心態的根源。她指出，在日本早期殖民政府政務官後藤新平的設計下，運用台灣承繼中國注重文字學習的優良傳統，以漸進手段，在台灣普遍推廣一致化的「公立學校」教育；日本人從開始即對台灣人民進行「分化」，要求台灣人「切斷」中國的臍帶，在心向上，朝著日本皇民邁進；在手段上，鼓勵台灣地主中智階層，接受醫學、教師以及低級文官的訓練，對一般勞苦大眾，則以基本的智能教育為基礎，輔以嚴密的戶口督察制度，以及改善過的地方基層生活環境，諸如水電衛生設備，作為恩威並重的教化系統。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也就是設下粗具規模的「法治」秩序，挾以總督府為象徵的無上威權以及初級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讓台灣人民徹頭徹尾地臣服於日本的軍威、豐盛的國力，乃至崇拜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日本母國的社會道德與文化思想。
按鶴見女土的觀察，日本在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最顯著象徵之一，便是所有台灣人莫不以接受日本教育，尤其是日本本土的大學，作為子女的奮鬥目標。溫和保守的林獻堂，固然把子女送往日本最高學府就讀，即連反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激進派人物林呈祿，也不能免俗地將子女送往東京入學接受教育。在政治運動上，台灣人不管是「左」、「右」派，率以爭取跟日本人同等待遇為唯一終極目標；在經濟活動上，台灣人「有產者」，競相模仿日本商社等資本家的併吞、剝削、求利的行為。「無力者」的代言人，則學習日本左翼社會運動家的作法，試圖組織勞工、農民大眾，向「三井」、「三菱」大資本家集團，進行粗糙的抵制。唯在思想上，卻未能向日本帝國主義及其附庸的資本主義，提出有力的抗鬥。台灣人到了一九二０年代，似乎已然向日本殖民政府全面投降了。
抵抗精神何在？
台灣人向日本文化體系傾倒的這一歷史「事實」，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史上，已然構成一個爭辯的課題。有些學者認為，台灣人之所以如此，全然係因環境使然。蓋在日本殖民政府嚴厲的統治下，很難出現跟「同化」、「溫和改革」等政治主流不同的政治輿論。只是，就像鶴見女士所云，為何同樣接受日本軍國主義統治的朝鮮，卻能持續不斷地跟日本統治者公開鬥爭呢？朝鮮人儘管遭受近似台灣的嚴密管制，他們要求獨立自重的政治訴求，卻從未鬆懈下來。同樣地，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緬甸（安南），在法國殖民下的越南，在荷蘭殖民下的印尼，乃至美國殖民下的菲律賓等等東南亞國家人民，都未曾像台灣人那般，俯順地放棄對固有主權的爭取，以及對固有文化的堅持。這些國家的政治主流人物，經常為了維護自主的尊嚴，寧願放棄到殖民母國留學的機會及各種入仕的誘惑；他們本土的經濟、科技及物質條件，儘管處處不如外來殖民者，他們卻寧願發揚固有的農村手工業。最後，即使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即是作為「受害者」的「台灣人」為何在日本撤退之後的二、三十年光陰裏，未曾像越南、韓國等地的學者及知識份子那般，對整個被殖民的歷史，不斷提出有系統的檢討與反省？為何包括海內外華人在內的中國學者，不能以「台灣人」或是更廣義的「中國人」的立場，對整個日本侵略、殖民中國的歷史，嘗試作深度的分析並進行應有的批判？
反省台灣人的心向
鶴見女士在「日本在台灣殖民教育史」這本書及其後來在「關心亞洲學人」期刊上發表的專文，都曾深刻檢討台灣人的「俘虜心態」的奇特歷史現象。她以台灣上層地主和新興中智階級等所謂政治主流人物的思想、政治行為，分析台灣人的心向，固然有失偏頗，未能對那些隱姓埋名而實際從事台灣人自主自立的青年智識份子，加以公允的評價，她對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以及對中國的複雜情結，顯然也未予持平的論斷。但儘管有這些偏失，鶴見女士對台灣人跟日本統治者的「認同」、「妥協」、「馴化」等等奇異現象，卻能提出比較殖民社會歷史的論述。不管我們同不同意她的研究成果，重要的乃是我們如何整理父祖輩的心路歷程，分析台灣，乃至中國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經濟環境，從而對失落於歷史環節的「亞細亞孤兒」民族認同危機，提出合理的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