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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司馬文武說中國與日本心結

 

  

 

日本的百年夢想

1984.04.03 八十年代週刊
司馬文武


  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與中共建交以後,不論經濟、文化、政治和戰略方面的關係,都有快速的進展。美國學者史卡拉匹諾說:

  「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日本與中共所發展出來的經濟關係,可能實現了日本在一九二0年代對中國的夢想,而且不必付出政治或軍事上的代價。」

  換句話說,三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現在已經不費一兵一卒,而逐步實現。高舉反帝反資大旗的中共,高唱民族主義口號的中共,在現實利害之下,已經與日本建立密切的關係。目前兩國關係之密切與友善跟卅年前比較起來,有天壤之別。

  最近日本首相中曾根訪問中共,雖然未獲具體成果,但是我們如果從日本整個外交戰略上來看這個問題,更能了解日本未來的動向。

「中」日建交的背後

  日本與中共建交,並且日漸加強雙方關係乃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學術界為了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研究,新聞界為了報導新聞,政治界為了國際地位,工商界為了掌握未來的市場,所以建交的呼聲,自戰後即開始醞釀。日本與中共所以延到七0年代才建交,乃是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不得不如此;否則以日本的實利哲學,早已放棄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搶在英法德各國之前擁抱北京,田中於一九七二年終於在美國之前搶登建交巴士,他在日本被捧為掙脫美國控制的一位有氣魄的英雄。

  另外一項看不見的建交因素,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感情,尤其中老年人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侵華期間在中國大陸的殘殺無辜,使不少日本人心懷罪疚。與中共建交,甚至貸款援助中共,都可被視為對中國人的一種贖罪。在許多日本人心目中,雖然很感謝蔣介石總統的以德報怨,但在政客眼中,這種以德報怨,祇不過基於國際環境和政治利害之下不得不然,並不是道德的行為,而是政治的考慮。而且日本在國民黨喪失中國大陸一、二十年之後還在支持國民黨對中國的主權,在日本人而言,這已經是對國民黨的仁至義盡了。

經濟貿易關係

  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迄今,一直採取政經分離的原則。它一方面與台灣維持密切的貿易來往,一方面大力推展與中共的關係。一九八0年,日本與中共的貿易額即和日本與台灣的數目一樣大。亦即在建交的八年內,雙方貿易額增加了七倍。日本輸出多屬機器、設備、鋼鐵和化學品,輸入則以石油、煤礦和農產品為主。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充滿展望,使日本工商界對中國大陸市場更具野心。

  不過,由於中共路線不穩定,發展策略不實際,有一段時期,中共大量購買日本重工業機器廠房,一九七八年一年之內,即置了四億美元。後來因為發現各種弊病,中共重新修改政策,尤其是耗費五億美元的寶山鋼鐵事件,這座鋼鐵廠全部利用日本的資金和日本最新的技術,但是事後發現它完全不能使用,它變成國際性的大醜聞,於是又掀起批判左傾盲動主義的風潮。種種事實,顯示中共推行現代化所需要的工作倫理、經理人才以及科技人才,均極為缺乏。於是對日本購買重型工廠的許多計劃立即隨之停頓。日本商人對中共的貿易熱情,也暫時冷卻下來。

  以前的浪漫幻想,逐漸變為冷靜的現實主義。至於未來對中共的貿易遠景,現在有兩種不同的預測。悲觀者估計,中共與日本貿易的年成長率只有四%,到一九八五年只能達到十億美元。樂觀者估計,中共雖然會減少對整廠設備購買,但會大量增加消費品的輸入。所以到一九八五年,雙方的貿易將達二十億美元。

從反日到親日

  隨著日本與中共的經濟關係之演變,雙方的戰略安全概念也愈趨密切。回顧卅年來,中共對日本外交政策的變化,可知中共絕非意識型態掛帥,中共的基本國策是隨著國家利益而調整的。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它對日本的重整軍備,屢有強烈反應,認為日本的軍備必將導致軍國主義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必將威脅到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共極力支援日共和社會黨反對美日協防條約、反對日本偵衛隊、反對美國在東北亞駐軍。

  但是當中蘇矛盾擴大,尤其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烏蘇里江邊境軍事衝突之後,中共對日本軍備的攻擊,即轉為沉默;然後,又由沉默之中,漸漸改變為默許,從默許變為支持,直到這幾年,更公開鼓勵日本重整軍備。

  一九七0年代以來,中共宣傳品即開始表示,日本有權武裝自衛以對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有關日本北方四島以及日俄之間的漁業爭執,中共均採取支持日本的立場。反俄的日本人,均受到中共的讚揚。中共認為,在蘇俄的威脅下,日本的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復活,是值得諒解和支持的。

中共拋棄日共

  日共主席曾於一九六六年到北京建議中共參加由蘇聯發起的援助越南的統一戰線,卻為毛澤東所拒絕,後來又加上中共對日本軍備態度的改變,使得中共與日共之間的裂縫日深。

  雖然日共和社會黨仍然經常派遣代表團到北京朝聖,重申對中國共產黨的友誼和支持,但是雙方的情感只剩下空殼子罷了。當年雙方共同以美國為敵人的親密時期似乎永久不會回來。

  其實,早在一九七二年建交之前,中共即發現為了國家利益必須與日本在朝執政的自民黨培養愛情;一九七0年代後期,中共在日本除了拉攏自民黨之後,還積極爭取官僚系統和防衛系統的幹部。至於意識型態相近的日共和社會黨,這種糟慷之妻,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中共對日本軍備從反對到積極支持,這種政策變化,大大地滅少日本國內對軍備的反對聲浪。以前對美日協防條約和自衛隊常有左派示威,現在逐漸不見了。日本內部反美運動減弱,使日本政府對於美國的承諾更具信心,而中共與美國同時支持日本的軍備與外交,也使日本國民對日本政府更加支持,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更被接受。在這種過程中,日本人對中共和美國的印象大幅改善。一九八0年日本民意測驗顯示,美國和中共是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兩個盟邦。(其中美國佔34%,中共33%)

日本害怕蘇聯

  不過,日本與中共過分接近,也引起國內不少反對。可是,他們從未因為考慮到台灣的反應而反對,他們只是擔心雙方太親密將激怒蘇聯。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日本與中共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雙方強調一致對抗「霸權」時,蘇聯甚為憤怒。蘇聯也嘗試爭取日本簽訂友好條約,但是因為北方領土糾紛而未果。而且,由於蘇聯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行動,使日蘇關係惡化。例如當蘇聯支持越南進兵高棉時,日本即切斷對西貢的經濟援助;當蘇聯進兵阿富汗時,日本比其他歐洲國家更支持由美國所發動的對莫斯科的經濟制裁。

  但是,中共一心一意要利用日本來對抗蘇聯霸權,每一次中共領導人訪問日本都要日本人一齊喊喊反霸口號,這種作風,也讓日本政府頗為不快。因為日本外交上不僅要政經分離,而且採取「最小風險、最大收獲」的原則,它希望儘量維持開放的政策,準備與所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當然不願意太開罪蘇聯這隻北極熊世仇。

  日本與中共的關係,和日本與蘇聯關係的消長,有很大的關係。大多數日本人均認為蘇聯是日本的長期威脅,但是對於這個威脅的本質和程度,則見仁見智,並無定論。因為,蘇聯不論在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型態上,對亞洲人都沒有吸引力,而且蘇聯內外各種困難一大堆,對日本根本不可能用兵,如果沒有武力威脅,那麼蘇聯對日本還能使用什麼有效的壓力呢?這個問題在日本經常有人辯論。

蘇聯的棍棒政策

  中共要在國際上變成對俄統一戰線的發言人,日本人難道心甘情願地參加這條戰線嗎?日本政府對此頗有保留,因為他們不願意正式與蘇聯對抗。

  日本人對蘇聯普遍反感,除了歷史、文化、種族方面的背景之外,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也使日本國民極感憤慨。例如,戰後蘇聯一直拖延還返日本戰俘;堅持把日本天皇當作戰犯審判;要求鉅額的賠償等等。這類經驗的事例,使日本輿論上和政策上,都迷漫反俄的氣氛。

  蘇聯的領導階層有人了解到蘇聯對日本過度強硬是短視的作法,也嘗試緩和對日政策,但是大部分的蘇聯領導階層均認為「對日本人必須強硬」,對待日本人要多用棍棒才行,所以日本人吵得越凶,蘇聯態度卻越堅硬。現在蘇聯對北方四島更不讓步,甚至增加這四個島的防禦工事,向日本表明立場,「沒有什麼好談判的,所謂領土糾紛是不存在的,這些島是我們的。」面對蘇聯這種態度,日本方面束手無策。

日本的百年夢想

  蘇聯一手拿棍棒,另一隻手卻高舉紅蘿蔔,蘇聯知道日本是經濟動物,只要有經濟利益,日本即可能在領土和戰略上讓步。在蘇聯人的算盤中,日本垂涎於西伯利亞的豐富而廣大的資源,開發西伯利亞的遠景,越來對日本人越有吸引力;而在同時,日本將會發現中共的市場令人失望,更讓蘇聯幸災樂禍的是,眼看美日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磨擦日益嚴重,蘇聯可以守株待兔,等待日本自己軟化。

  日本對西伯利亞的木材和煤礦有高度興趣。一九八0年,日本提供短期貸款給蘇聯開發西伯利亞的森林和煤礦。庫頁島的天然氣,也開始輸往日本。一九八0年日蘇雙方的貿易額為四億美元,只及日本與中共的一半。但是如果日蘇的經濟和戰略關係改善,雙方的貿易仍極有潛力。目前,雙方經濟合作未見密切,一方面因為日本企業家認為投資條件仍未成熟,一方面日本政府希望也把美國人拉進來參加,以免單獨得罪中共。

  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蘇聯態度軟化,日本很可能立即跟進投入。因為在日本的國家利益而言,日本想要同時在中國經濟工業革命和蘇聯遠東開發計劃中,扮演國外主要經紀人的角色。這也是百年來日本夢寐以求的目標。

  現在這種百年夢想,不費一兵一卒,已經逐步在實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