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色的華僑
－從「華僑是革命之母」到「有僑自遠方來，不亦累乎！」
1984.10.18 前進週刊30期
吳祥輝
根據僑務委員會公佈的資料，我國「華僑」共計兩千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人。其中：
亞洲：兩千三百六十六萬四千五百零七人，佔「華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點三四，分佈於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國。
美洲：一百七十萬零四千九百九十五人，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以美國、加拿大、巴西、巴拿馬為最多。
歐洲：五十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九人，佔百分之二點一七，散及英國、法國、荷蘭、西德等國。
大洋洲：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四人，佔百分之零點六八，大多在澳洲和紐西蘭。
非洲：八萬零一百一十五人，佔百分之零點三，分散在摩里西斯、留尼旺、南非等地。
這份資料所謂的「華僑」係泛稱「在海外的中國人」。然而，華僑從革命之母的時代，遞嬗至今，已經發生大量的質變。要想掌握僑務的重心，「華僑」、「在海外的中國人」都勢必加以重新定義。畢竟，時過境遷，此僑已非彼僑，此中國更非彼中國了！
「華僑」至少有五種面貌
上述的「華僑」，至少已有下列五種面貌：
一、華人：移民海外的中國人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國家，或者自成一個不受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區，如新加坡、香港。數十年來，不但官方，連民間也一樣，只要來自新加坡、香港的華人就一廂情願地稱之為新加坡華僑、香港華僑。然而，就他們而言，這些華人卻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或「香港人」。這狀況就跟祖先來自英國的美國人不認為自己是英國僑民，而是美國人一樣。這情形在中東也可找到例子。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葉門都是阿拉伯人，可是卻組成不同的國家，而成為「約旦人」、「葉門人」、「沙烏地阿拉伯人」。新加坡人和香港人頂多只能稱為華人，如果硬要稱為華僑，那就和稱美國人是英僑一樣的可笑！
二、美華、菲華、馬華等：這類華人並未自成一個獨立的國家、地區，他們依附居住國的行政體系，歸化當地國籍落地生根，如美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美華中的著名人物如陳香梅、丁肇中、楊振寧、李政道等人。他們擁有當地國籍，或者以美國人自居來回海峽兩岸，或者獨「忠」一方。這些人就各人情感及現實的因素，主觀上對「祖國」各有不同的情愫，但以客觀的標準來說，他們都已經是「美國人」，或者是「華裔美國人」。
三、華裔：前述的第二種人雖然歸化當地，但他們都曾在「祖國」生長，對祖國自有較深刻的情懷。然而，他們的第二、三代在接受當地的教育後，已變成一個不會聽說中國話，不會看寫中國字的「華人」，大陸或台灣對他們而言，只是爸爸的故鄉，公公的故鄉。被此間官方捧為上賓的陳婷婷就屬這一種人。而不久前訪台的美國小姐梅仙麗，她的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臺灣人，在父系社會中是否稱得上是華裔，也有待爭議。
就客觀說來，上述的三種人無論心向祖國的程度如何都已不能算是華僑。舉例來說，一旦他們離開歸化國居住。他們就成為「美僑」、「英僑」等等，受美國、英國等歸化國的保護。而國際上將不會認定他們是「華僑」。
台灣同鄉不等於臺僑
四、台僑：這類人係在台灣成長，因留學、經商或其他因素滯留國外，尚未歸化當地國。這些人均屬「新僑」，他們屬於「台灣同鄉」的範疇，但「台灣同鄉」並不全是「台僑」。就以九月訪台的「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夫婦為例，楊黃美幸夫婦都應歸入美華，而他們事實上長久以來也一直以「台灣同鄉」自居，並未掛上「華僑」或「台僑」的名義。
五、華僑：儘管海峽兩岸的政權都宣稱他們代表中國，但在國際上，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台灣人就是台灣人。早期，台灣在國際社會還代表「中國」時，這種區分尚不明顯，但自從中共取而代之後，大陸出去的人也逐漸多了，來自大陸的，被稱為「Chinese」，來自台灣的則被稱為「Taiwanese」，兩者不會混為一談了，因此，華僑的範疇實在已僅侷限於國府遷台後，由大陸至海外的未歸化當地的「中國人」。
而「中國人」一辭也不再適用於所有的華人，而是專指中國大陸的人。這種現況，無論中共或國民黨政權如何的一廂情願，但至少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事實了。
當所謂的「華僑」的面貌呈現後，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歷史，釐清對「華僑」的態度，不該鎮日大做白日夢，高喊「華僑為革命之母」。
華僑曾為革命之母
本世紀初期，孫中山先生在海外進行以排滿為基本目標的革命活動，以「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口號相號召，自然有其時代意義：當時，中國是一個被滿清統治的，飽受列強欺凌，極有可能被列強瓜分的中國。無論是海內外的中國人，只要是對時局稍有認識的，都會懷有一份國家可能淪亡的恐懼感。深覺為了維持民族的生存，必需進行革命。而所謂「革命」，在當時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推翻腐敗的滿清政權。
當時的華僑，在國外的處境，不僅相當的艱苦，有不少還相當的悲慘。例如當時在美國的華僑，有許多都是因為國內無法謀生，為求生存而向海外發展，因而被「賣豬仔」賣到美國去做苦工的，像那些在美國被驅往築鐵路的華工們，完全是在慘無人道的「奴工營」中工作，那些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之下，都染有華工們的鮮血。當時的華僑們在海外捱受著這樣痛苦的生活，飽受外人的欺凌，當然會益增家國之思。不幸又看到自己的祖國的處境是如此的險惡，隨時都有被滅亡的可能，心中的焦慮，不言可喻。因此，當孫中山先生提出「革命」的號召，描繪出中國在「革命成功」後之光明遠景時，華僑們都深受激勵，願意全力支持。
孫中山先生，在當時提倡「革命」，也就是鼓動「造反」，站在中國歷代統治者的立場，這是「誅九族」的叛逆大罪。在滿清政府尚能有效統治中國大陸、而革命風潮還沒有被激盪起來的時候，是無法在中國大陸本土進行革命活動。孫中山先生在當時唯一可行的路，就是先在海外進行活動，在海外僑區宣揚革命，鼓動風潮，逐步的發展革命組織，慢慢再擴展至中國大陸本土。再加上當時的滿清也在搞「洋務運動」（也就是「現代化」運動），公費自費的留學生一批一批權派了，究竟要「革」誰的「命」呢？如果國民黨仍以革命政黨自居，革命尚未成功，還要革共產黨的命，那麼反共就反共，還革什麼命呢？在這個意義上，革命已死，反共不止，所謂「華僑為革命之母」似乎該改寫為「華僑為反共之母」。
然而，此華僑已非彼華僑，國民黨也非昔日草創四海奔波的窮革命黨，要錢有錢，說權有權，不但長大得早該讓革命的媽媽斷奶，只要自己的湧向海外，正好給予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家進行活動的良好機會，革命組織的骨幹，幾乎都是由這些留學生們構成的，革命勢力，也是首先在海外成長與發展的。香港、越南、日本、美國、歐洲等地，是孫中山先生早期活動的主要地區。國民黨前身的「興中會」與「同盟會」，也是在海外成立的，因此，當時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是相當正確的。
革命已死反共不止
但在民國建立已經七十多年之後的今天，國民黨仍然在喊這句口號，國民黨在台灣老就是當爭氣，也早該有能力保護「華僑」，高唱「國民黨為『華僑』之父」了。當然，國民黨今天至少有一點足以做為華僑之父；過去的國民黨伸手向華僑要錢，今日的國民黨，可以經常掏人民的腰包，花錢請華僑回來參加十月大拜拜。
「華僑」的爭取固然對台灣的發展或「反共」會有助益，但衡諸國民黨的僑務政策，不但做法上近似野雞車拉客，僑務重點更是本末倒置，不知所措。
吃軟不吃硬的僑務政策
就以國民黨今年「吸引」或「策動」回國的僑團為例，雖然成份上較過去略顯平均，不再盡是老僑，但大都仍是「公所」「僑團」「聯誼會」之類的。這些「華僑」在「僑居地」華埠地區都略有地方勢力。但對美國政局卻毫無影響力，對台灣目前的國際困境也難有幫助，只因為他們對國民黨較為友善，就被奉為上賓。反觀真正對台灣前途有影響力的台裔美華及台僑如台灣同鄉會卻備受冷落。國民黨這種吃軟怕硬的作風，除了聊慰「華僑」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鄉愁，以及和中共每年做一次數次遊戲之外，實在沒啥實質意義。難道製造「四海歸心，萬民擁戴」的假象，就真能「華僑，華僑，台灣來，反共，反共，大陸去」嗎？
僑委會是個龐雜冗朽的萬年機構，耗資頗鉅，又盡做些勞民傷財送往迎來的酬酢工作，莫非國民黨真的信仰「天下沒有白吃的華僑」？而對「僑界」現況視而不見嗎？
當香港大限日益迫近之際，香港有一批文化界的反共人士，於今年初回來台灣與當局磋商善後計劃，他們向台灣方面提出開放澎湖給反共港僑的要求，但未被接納。率領這一支文化界訪問團的人，是著名的香港某大報的總主筆，他在香港寫反共文章，恐怕已有三十年歷史了，他也許深恐無法見容於中共，不得不回台安排退路，可惜未得明確結論，即掃興返港。九月底，台灣的報紙報導，港僑有一代表團返北京祝賀中共的「十、一，國慶」，此公大名，赫然出現代表團領隊名單中。
國共豪賭 「華僑」吃紅
這種例子是大勢所趨，早就不足為奇了，國民黨早該心裏有數，海峽兩岸的豪賭，所謂的「華僑」是不會加入賭局的，無論是中共自摸，或是國民黨放槍，不管怎麼摸，怎麼放，「華僑」只是在旁邊吃紅而已。
我們絕無意要國民黨過河拆「僑」，但此刻的僑務政策，當有輕重緩急，與其吃喝玩樂與僑應酬，不如抓緊對台灣前途可能會有大助益的台灣人團體。與其每年十月出動大批軍警、特、學生、黨工、公務員，搞得「有僑自遠方來，不亦累乎！」，為何不斧底抽薪，加速島內民主，讓海外各式各樣的中華族人近悅遠來？
十月，是個荒謬的季節，國民黨年復一年地上演倚「僑」屠「共」記，天佑我民，該下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