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回憶錄
1985.09.30
民主天地週刊
彭明敏當年變裝離開台灣 |
在台灣，六０年代是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雷震案」、「施明德案」、「蘇東啟案」、「彭明敏案」…都是震撼人心的政治大案，其中又以彭明敏案最具傳奇性，多少年來，坊間仍私下竊語那個神奇偷渡的斷臂男子……。
本文節錄自「彭明敏回憶錄」中的精彩章節，細讀本文後，你當可恍然一個懷抱理想主義的台灣人，如何被欺騙、被凌辱……甚至以自己的血統為恥，希望後代子孫世世代代莫為華人。本刊鄭重推荐，請你細讀。
一、被劫收的台灣
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
中國軍抵達高雄，
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
無疑的，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
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愕，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當年台灣人民列隊歡迎中國軍隊
下了船後，我們在碼頭僱了人力車，向一位有名的邱醫生的家出發。他是父親的同學和老朋友。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航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夫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在那位邱醫生家裡我們受到熱誠的歡迎，而首先獲得的最大好消息便是父母親都健在，但已搬回高雄了。雖然非常疲憊，我們仍然很興奮地談到深夜。我們聽到的，大都令人洩氣。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之後，直到十月廿六日，陳儀正式在台北接管台灣行政，其間，日人繼續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復了，而在清理建築物和恢復公用設施方面也相當的進展。但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暗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高興回到台灣。
隔天黎明，我們便首次體驗了中國國民黨接管後台灣所遭到的改變。在戰前，日本政府在高雄與基隆之間，每日維持十二至十四次準確的火車班次，有的是特快車，有的是平快，還有的是普通車。戰爭對於火車路線並無太多的破壞。
台北附近的鐵路設施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大，而且裝備較好，而這些也躲過了嚴重的破壞。
在十月移交的時候，火車車輛雖然陳舊，但還是完整的。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航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呆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航髒混亂的火車。
然而，再度搭火車經過島上美麗的鄉間，使我們無比的欣喜。當駛進大甲時，我們向外看著父親的田地，並熱切尋找與童年記憶有關的熟悉地點。我們在一路上與來來去去的乘客談起天來，他們有的由車門擠進來，有的卻從車窗口爬進來。他們的故事都是一樣，千篇一律對新政府表示不滿和失望。財產的安全已經變成過去的事了。火車一路時常停止，而不知為什麼。這也使人談到有組織的竊盜團，他們剝取公共通信的銅線，竊取信號設備，偷運到中國，當做廢鐵出售。有一個乘客嘆道「沒有人知道這班火車什麼時候會出軌」。自從中國人接管以後，用鐵路寄運貨物者，必須自己僱用私人守衛，一路隨貨跟住車廂或貨車。新來的中國官員自己也從劫掠中分贓。
經過十四小時的行程，我們的火車終於在天黑後抵達高雄。我已離家將近六年了。只有美麗的鄉間景色和與父母重逢的期待，使我們免於沈淪沮喪。我們走出火車站時，還不知道父母的新住址在那裡。但是有一位人力車夫知道父親的診所，我們立刻出發了。當我們的人力車隊走到一棟不太大的兩層樓水泥房子前面停下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左右了。這是街上一排商店中的一間，有父親診所的招牌，顯然樓下是診所，樓上是住家。
門以鐵柵緊閉著，沒有門鈴。我們大力敲打著，連人力車夫也跟著我們大叫「開門、開門」，他們似乎也了解這家庭很久未相聚了。父母並沒有提防，因為他們也聽說由日本遣送回台的船隻已開始抵達，而且他們聽到大嫂的喊聲，婦女的聲音，知道這一定不是國軍劫匪。他們猜到大哥全家回來了。
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 |
當他們打開大門發現我也回來時，非常驚愕。他們一直相信我已死了。這真是一次激動的團圓。父母立刻要我們和他們一起禱告，感謝上帝帶領我們安全返家。父親淚眼婆娑地想安慰我斷了手臂，並安慰我生命中的重創。大家都欣賞新添了的兩位孫子。在其後幾個鐘頭激動的對話中，父親無法掩藏他對台灣前途暗淡的感覺，他一再重複「情況非常惡劣」。
此後數星期，親戚朋友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去拜訪他們。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冶，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地出來擔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冶上所受的歧視。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領袖和學生一直不斷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聯軍戰勝，美軍以廣播和傳單向台灣人保證戰後在中國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親便毫不懷疑地接受這些保證，答應擔任委員會的主席，相信這樣可以協助實現這個光明的新時代。
這些被「歡迎」來的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
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這個工作後來變成一場惡夢。他受到通知中國軍將於某日抵達。歡迎的準備工作，立刻進行包括購妥爆竹、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建臨時亭子，購置大批鹵肉、汽水、點心等。然又有通知說抵達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易腐敗的食物不得不想辦法處分。同樣情形發生幾次，使得花費多幾倍。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口，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像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看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必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的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現在中國軍隊已經登陸，駐防軍也在高雄出現，較多的小國官員也開始冒險由台北南下。他們向父親徵求意見，又要他在接收時，代表台灣人。他立刻幻滅了。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那也許是任何政府都要問的問題，但這總是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問話的口氣，父親和其他台灣人對此印象極壞。顯然，這些由台北來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國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出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途私自銷售。
幽默的父親常說，應有人蒐集出版新來中國人的荒唐行徑，尤其由大陸內地運到台灣來無知軍人的離奇故事。他們對於近代科技完全無知。有的從未看過、也無法了解自來水設備。有的從水電行取得水龍頭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為這樣水就會流出來。看不到水，就到水電行去大叫。有一個軍人坐上理髮店椅子，理了髮，理髮師拿起一把電動吹髮器朝向軍人頭上時，那個軍人立刻舉起雙手，臉色蒼白，害怕得發抖，以為理髮師拿的是一把手槍。
父親有他特別的難題。他的診所掛有個招牌說「婦產科醫院」。但常有中國兵來堅持要父親給他們治療性病，或帶來奇怪而無法辨認的藥品，要父親給他們注射。他們相信注射可以治癒百病。
每星期都有許多這類行徑或大規模竊盜的新事例。父親在公共事務方面非常活躍。市長時常找他諮商。他成為高雄市參議會議長。他的正直人格無人置疑，他的診所也忙碌。他的財務也由戰時的損失開始恢復了。因為我們的房子太擁擠了，他希望在焚燬的舊醫院院址重建。有一天，他偶然向市長提到，他打算清理舊醫院院址。「那不成問題」市長向他說。在幾天內便有三十多名日本兵到來。帶頭的軍官說，他們正等待被遣送回日，很樂意來幫忙。我們到舊醫院址，他們工作很認真。母親給他們茶水和食物。我自己則驚訝地發現竟然在「指揮」起這麼多的日本軍人。回想起以前在三高時糟糕的軍訓成績，不覺苦笑了。使我們很為難的，這些日本士兵不接受工錢。
那時，在台灣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他們正等著麥克阿瑟將軍給他們回日本的許可令。那些以前在我們生活中有權命令我們的，現在變成要聽命於我們了。日本警察曾經是那麼神氣而嚴厲，如今已收起他們的制服和佩劍，為了生活什麼樣的工作都願意去做。以前享有崇高聲譽的教員，也被迫排攤在路邊，出賣他們的東西。我看見有些高雄中學的老師，沿街兜售一些小物件。有時，從前的學生幫助他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期。但也有的學生曾把以前過份嚴厲的教師痛打一頓以洩積恨。
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冶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則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二、二二八事變
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
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
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橫濱投降，將台灣交給盟軍。但是，在法律上，台灣主權的轉移，要等到和平會議正式締結條約之後。
根據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所做的承諾，以及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會議所做重申諾言，美國命令台灣和澎湖交給國民黨政府管理，以待主權的正式轉移。在這過渡時期，盟軍並無保留任何權利，對台灣人權益也未作任何保留。與一八九五年時不同，並無任何規定讓台灣人選擇國籍。所有台灣人，不論願意或不願意，一律交給中國政府。
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台灣真是一個極豐盛的戰利品。基隆和高雄兩港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台北也未倖免，但基本的農工結構仍然留存，倉庫裡囤積滿滿的糖、米、化學品、橡膠和其他原料，都尚未運送到日本。發電廠和糖廠也未遭嚴重的損害。日本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據估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美軍飛機和艦船將國民黨人員由中國大陸運送到台灣，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人熱烈地歡迎他們，以為一個嶄新的時代來臨了。不到幾個星期，台灣人便發現陳儀和他的官員輕蔑台灣人，而令人無法想像的貪污與腐敗。整整一年半，他們大肆劫掠台灣島。這些新來的中國人一生都生活在內戰和日軍侵略的騷亂中。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儘管搜刮，把台灣人當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紀，台灣曾受一個無紀律的軍府統治，他們即使在中國也是以腐敗和無能而惡名昭彰。但在日本嚴厲統治半世紀後，台灣人學得了法治的價值。有契約，則應遵守；應推定自己的鄰居是誠實的人；在商店裡，固定的價目使每一個商人易於經營。台灣人已學習到現代交通、科學化農業和有效率的工業必須依靠誠實的量衡、遵守合約和正確準時等等，才能操作。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
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
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
我們的新主人完全不懂這些標準。台灣人經常受到輕侮看待。外來的這些官僚和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顯地，將台灣人的誠實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戰爭期間中國人長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亂世，這些人得以倖存並且能達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詭計、欺騙和兩面話；這些通常也是他們能在中國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寶。由他們看來，老實的台灣人是鄉下的粗愚，極好欺負。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陳 儀 |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陳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一九四七年，緊張局勢瀕臨爆發邊緣。陳儀親族在公營機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生產者被迫以一定的價格將其產物賣給公營機構，其後那些產品則以更高價轉賣於福建或大陸各地。財政、交通和工業主管彼此之間設計出一套複雜規則，使他們能完全控制並榨取台灣的經濟。任何外銷或進口都得付些稅金、佣金或其他費用。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二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冶，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盡量養肥自己。
父親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還未受到騷擾。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沒收台灣人產業的事件。不少台灣人在過去五十年中，與日人合夥經營事業，任何無恥的中國人，若想佔有那些台灣人的有利產業，只要抓住機會指控「漢奸」即可。
一九四七年初，我們正專心於讀書之際，陳儀一連串的措施激起了強烈的抗議。財政、交通和工業主管連同公營企業機構，發佈了一系列的新規定，加緊控制專賣，以「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榨取台灣人的財富，盡入政府高官和他們在大陸的庇護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佈「民主的中國」採用了新憲法，但是陳儀卻奉蔣介石命令，告訴台灣人，因為他們還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憲法條文必須經過一段政治開導時期之後，才可以適用於台灣。換句話說，在國民黨領袖們認可以前，台灣人無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發言權。我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灣大眾多麼厭惡它。一個突發事件終使眾怒爆發，幾乎將陳儀和國民黨逐出島外。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公賣局的查緝警察，粗暴地毆打了一名在台北圓環兜售私煙的老婦人。這使路人憤慨，要攻擊那些查緝人員。查緝人員被追趕人於附近警察局。他們的吉普車被焚燬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憤，到黃昏時，台灣人與佔領者中國人之間，展開了全面衝突。抗議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煙酒公賣局，公賣局的辦公室被搗燬，職員被痛打。民眾湧向公賣總局，要求緩和公賣局的專斷政策。群眾再向長官公署抗議，陳情。當他們抵達大門時，無武裝的民眾便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陳儀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
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
但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
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
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
台灣人壓抑已久的憤怒，全部爆發了。隔天黃昏時，陳儀的長官公署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高級官員和有權勢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個防衛營地，將妻子和大批私人財寶送到那裡，由重兵守衛。其他由大陸來的平民則躲在家裡，害怕會有大屠殺。
事實上，那種可能並不存在。台灣人沒有武裝，而警察任務已暫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最初兩天，雙方都有暴力。陳儀的巡邏警察任意射殺人民，企圖恐嚇人民。台灣人也有時訴諸於木棍和拳頭。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一些台灣人中學生曾到鐵路局詢問火車何時恢復營運，以便南下回家，他們都相繼失蹤，更激怒了一般民眾。
第三天，陳儀宣佈他願意聽取人民的意見。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灣人成立一個委員會，與他的代表會商，為解決這次事件，擬定一個改革計劃，以便送請中央政府考慮。他答應撤退市區街上的巡邏軍警，並保證不會讓軍隊進入台北。這個委員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代理著已躲藏起來的陳儀部屬的職責。代表陳儀的人當中，竟有些出生在台灣而在一九二０年代曾到中國大陸去，然後便為國民黨效勞的台灣人。他們於戰後回來台灣，在陳儀手下工作。這些人只能形容為「以台灣人為職業」，得到優厚待遇，以「台灣人」身份，向外籍訪問者為陳儀政府辯護。
在委員會成立時，陳儀宣佈他希望於三月十四日能夠收到一份改革計劃的意見書。台灣全島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分會。每一個委員會，討論了台灣人的不滿，擬定了建議，然後送到台北的處理委員會。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集會，每次會議，會堂大廳都座無虛席。
在事件發生後五天中，台北顯得沈靜，但氣氛緊張。商店重又開門，糧食也開始由鄉下運到市區。陳儀雖然信誓旦旦，卻設法將軍隊由南調北，企圖在收受改革建議書前，先發制人。幸好，二月廿八日和三月一日的事件消息已傳播全島。新竹一帶頗有警覺的市民們，在一些地點，拆除鐵路，阻擋車運火車。陳儀的欺騙陰險，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憤怒。在有些城市裏，為反抗陳儀手下的控制，而發生暴動。有些共產黨員，在一九四五年底，依照麥克阿瑟將軍命令而由日本監獄釋放出來的，試圖利用這場混亂。但是他們未能獲得追隨者。日本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堅決反共政策，已使台灣人恐懼共產主義了。
台北群情高漲時，我們大學裡的同學也集會於台大醫學院禮堂，討論時局。但是我們沒有組織，討論也沒有結果。我們在校園裡的情況還算不錯。而我們仍然生活在與現實分離的世界。我們但願有更多更好的教職員，但在學業上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抱怨。我們可以抱怨的都是個人的和一般的。如個人家庭和一般台灣人所遭受的困難、創傷以及損失。當我們的集會開散後，每個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認為在這危機中所應該走的路。
陳儀和其重要手下，不時向民眾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而會得到慎重的考慮。但是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隔著一百浬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因此，委員會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真的開來台灣，陳儀將根本不理會改革建議。
整個星期，報紙除了定期發行外，還有號外。讓讀者知道委員會進行的情形，中山堂的會議也常廣播出來。三月初一個星期，市民所談論的全是這個話題。三月七日，委員會主席，與十七個地方的處理委員會討論後（我父親也是地方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將改革建議，交給陳儀。
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受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父親祈嚐到的是
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
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為恥，
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
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則在高雄身歷著一場殘酷的經驗。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作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次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設立在一個能俯視全市和港口的山上。當我的父親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他們立即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其中一個代表涂光明，是一個衝動的人，他是由大陸回來台灣，曾一度在蔣介石死對頭汪精衛之下做過事。此時，涂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陳儀。他便被帶離代表團，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涂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涂被槍殺了。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對於這些事，我在台北一無所悉。我們只能從收音機聽到各地衝突的消息。還有苗栗附近鐵路被拆除使陳儀軍隊不能進城的故事，以及謠言說山胞也由山區下山來幫助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與基隆間的八堵的人，有許多親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籠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鋪。有許多台灣人被捉到，活活塞進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一個個扔進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國民黨部隊已抵達台北，開始向全島展開。同時，另一支軍隊也從海上開到高雄。與彭孟緝的軍隊會合後，重演與基隆和台北同樣的野蠻屠殺暴行。陳儀已下決心要恐嚇所有台灣人，並徹底消滅所有曾膽敢批評他的台灣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處理委員會的台灣人以及許多非委員的人士，不斷呼籲改革，並一再向蔣介石請願撤換陳儀和其手下要員，以較誠實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這些台灣人領導者們，大部份已被殺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來而找尋途徑逃離台灣。三月十二日，國民黨軍機低飛於台灣各城市上空，散發「中華民國總統、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文告。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評論。他完全支持陳儀的政策。他說，「暴動」的領袖，是「共產黨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他說大陸人曾「辛苦奮鬥五十年，以求光復台灣」，因此，台灣人欠中國人很大的債。
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間。處理委員會的委員首先失躁。編輯、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評政府的人都被殺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到陳儀辦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學生們，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殺害。數週前曾代理膽怯中國人警員而維持秩序的許多中學生也被殺死了。從此，一九四五年以後，凡曾敢嘲笑中國人落後或批評政府腐敗的任何台灣人，都有性命危險。
在這恐怖的數週，我保持沈默，待在外祖母家裡，害怕而憂慮。我從未屬於任何政治組織或團體，我的名字也不曾登上情願書或宣言。沒有軍人到我們家裡搜索。我雖在大學唸政治系，對實際政治卻很隔離，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發覺，此時對我們自由和權利的威脅，更甚於日本人統治時期。這時，我寫了幾封信給父親，對於發生於台北的恐怖事件，表達了憤怒。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信件受著檢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長偷偷地警告父親，通知我不要再寫那種信。就這樣，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單了。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機時，門突然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父親一生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至此變得更加痛苦和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