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賣的台灣 終戰紀念 　　「光復」兩字，對台灣人，真是極盡挖苦之能事。在飽嚐蔣家政權的貪暴之後，「終戰」留給台灣人的印象，就只剩下「狗去豬來」四字。 　　關於終戰之後，台灣一片乾淨土被國民黨污染而淪為豬圈與屠宰場的過程，喬治．柯爾（GEORGE KERR）的名著「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有極深刻的描述。柯爾出身日據時期美國駐台領事館官員。終戰之後，他親眼目睹國民黨在台殺戮洗劫的一幕，並以該書留給後人以第一手資料。 　　四十年來，台灣新生的一代在蔣政權的矇騙之下，已經看不出在當局慈眉善目的掩飾之下，那一顆惡毒黑暗的心。 　　為了歷史還原，為了台灣新生代的再教育，我們特在終戰紀念之際，選刊該書重要章節，以誌前事不忘。 　　本文節錄自「生根叢書」出版的「被出賣的台灣」，坊間各書報攤都可買到，請大家告訴大家。 1985.10.28 民主天地週刊 這些毫無紀律的國民黨軍之到處搶劫私人 財產是司空見慣了，以前他們在大陸吃定了 人民，現在吃定了台灣人，而且吃得很開心。 　　台灣人對「光復」的熱心維持將近六個禮拜。到處便出現了諷刺國民黨的漫畫，同時把陳儀畫成肥豬一條。陳本身確是既胖又矮，細眼厚頰，因此極易成為漫畫諷刺的對象。台北街頭巷尾到處貼有「狗去豬來」的標語。同時私人談話中亦屢聞不鮮：「日本狗至少還會看護我們的財產，（中國豬卻…）」 　　台灣人的失望不是沒理由的。自從台灣的富裕消息很快地傳遍中國大陸以後，成千的江湖郎中騙子之流便湧向台灣而來，尤其以來自上海者最多。他們有些真是神通廣大，居然能夠收買或賄賂搭上美軍用飛機到台灣，有時甚且喧賓奪主反把出差的美國陸軍顧問團人員擠出機外。其他大部份的中國人無此神通，只好乘舢板越過台灣海峽而來。 　　搶劫案件是不斷在三個階段發生。從一九四五年九月起至年底的搶劫為最下層的軍人所為。只要是無人在場看顧的東西，只要是能輕易移動的物品都成為這些毫無紀律的軍人的目標。這些屬於初期的偷竊幾乎每個都市，每條街上都發生過；郊區或村莊只要有國民黨駐紮的地方也就有這種事情發生。 　　第二階段的搶劫是國民政府高級軍官所為。他們利用自己安排在各港口的先遣人員開始將軍用品和日用品運往大陸。最後陳儀及其親信將所有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以及日人移交或被充公的財產牢牢控制住。到一九四六年年底以前龐大的儲備品均被一掃而空。一九四七年初陳儀的親信更以極端的壟斷制度控制全島的經濟生命。這便是陳儀所謂進步的「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是最後造成一九四七年台灣抗暴的原因。 　　國民黨在大規模的調遣的初期把一萬二千的部隊塞到台灣來。他們乘美國軍艦到達基隆和高雄。後來警備人員一直增加到三萬人左右，在一個五百萬人口的地方也許不算多，但其剝削卻不少。當時國民黨軍的俸餉假如如數照付的話，每人平均一年是三十三塊美金，這個數字包括當時抄襲美國制度的一項「海外津貼」。但是不久通貨膨脹惡化到一個月的薪津買不到一日的餉糧。這些毫無紀律而又吃不飽的國民黨軍之到處搶劫私人財產是司空見慣了！以前他們在大陸吃定了人民，現在吃定了台灣人，而且吃得很開心。 　　他們搶得開心，但他們那種污穢而毫無教養的舉動和吃飽穿好，而已現代化的台灣人相形之下，便只有成為被譏笑蔑視的對象了。 　　他們大部份來自落後的省份，未見過平舖的道路和進步的交通系統，亦不熟早已成為台灣人生活中之一部份的普通工具。我們常見他們偷了腳踏車背在背後到處找人脫手，根本不知怎樣騎車。一天晚上我沿著淡水河開車時發現前面被擋了去路，一群憤怒的台灣人正與幾個軍人在爭吵。原來那些新到的軍人當天把日本人的小船佔為己有，小船本來沿防波堤停泊著，現在船的纜索卻被拖到堤岸上，橫過公路而繫在路邊的樹木上，海潮一漲船隻及纜索隨潮水高漲結果把公路交通擋住了！ 　　在台國民黨的陸軍通訊團（Army Signal Corps）於國民黨陸軍總部與美軍顧問團之間架起了電話。將電話線橫置在台北車站鐵軌上，結果當然火車一來就把整個電話系統結束了！又譬如在台北一家六百貨公司的樓下，成群的軍人連續幾個禮拜一直圍觀裡面的升降機的神秘，看得他們個個目瞪口呆！像這樣的小插曲真是不計其數，而個個都說明了這些新人的落後和落伍。 　　台灣人有時譏笑、嘲弄，有時變成憤怒。幸虧這些小兵很少隨身帶有武器，所以台灣人不難將他們罵開。通常假如這些小兵不付款就想把東西強迫搶去的話便會被台灣人趕走的。 　　但是對付那些軍官級人員就不是那麼容易了！譬如中國空軍人員便自認是智識領導階級，可說是最傲慢而目中無人的一群。許多軍官在爭吵時便毫不猶疑地亮出武器來！這裡光是野戰軍官就有數百，而將官也有數十個——包括那位掛名領薪的少將「台灣警備交響樂團團長」。到了十一月底搶劫情形之惡化已成大規模而組織化。食糧、衣料與碎鋼鐵等等價格劇漲。這些軍官有了士兵的幫助。只要與頂頭上級共同分贓，他們便可利用沒收的日本軍車將搶劫的財物運去藏在私人倉庫然後再運往上海。例如那個所謂「保安隊」在九月抵達台灣就馬上將台北所有的垃圾車據為己有，到了十一月底只要尚能開動的車子無一不是載運物赴碼頭的。擁有車子的台灣人或司機除非聰明絕頂，否則便無法保障他們的車輛。另一方面，街頭的垃圾遂堆積如山，老鼠到處橫竄猖獗。 　　當然搶劫的不僅軍官而已，但是因為他們穿的是軍服，而且在光天化日下無論何時都毫不畏懼地大搶特搶，同時他們仗著軍人身份顯然可以不為民法的約束不可一世。日本人成了他們最容易的目標。三十萬日本人民焦急地等待遣送和法律地位的安排。 　　在遣送回國之前，日本人只好在家靜待通知上船。麥克阿瑟將軍這時下令盡量緩慢執行遣送工作的進行，因為幾百萬的日本人正在嚴冬的酷寒之下被遣回國，面對著戰後日本的廢墟淒涼慘境。可是在十二月底之前台北已有數百日本人未經通知便已被掃地出門，甚至另數百日本人的家被武裝的中國軍人洗劫一空，只要能變賣的，能帶走的便一律帶走。 不必等到一九四六年的新年，台灣人 就親自看到這「光復」的真正面目了。 　　最初台灣人以為這是無可避免的，有的鑒於日本人從前對待台灣人不無相同之處，故認為罪有應得。但是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兩月之間，他們發現這些新來的中國武裝軍人對於這塊新征服的地方人民並不分清紅皂白地亂搶。台灣人只要住在日式或半日式房子便成為被搶劫的特別目標。到了年底則沒有任何私人財產能保持安寧不受騷擾。即使藉賄賂得以逃過一次搶劫亦不能保證再不受搶劫。有時不同的派系集團居然在被搶的人的屋前爭鬥起來，因為雙方都爭著要「解放」這戶人家。 　　不久主要工業重建設備均被「解放」了。例如位在基隆附近的大瑞芳金銅礦（The Great Zuiho copper and Golb Mines）在戰爭之中曾一度生產全日本銅產量的百分之二十，而礦場的機械設備也因此重要性而有高度發展。最初那些士兵常個別地徊蕩在那毫無警衛的礦場附近，到處撿去完整的器具和原料。然後那些軍官集團便相繼蜂湧而來，他們開的是沒收而來的車子，不久他們即將所有重機械拆散，把電線金屬之類全部除去，然後將整部機械運到碼頭等待運往上海。當我後來到達該礦地時，我發現連結在門上的金屬門框和屋頂也已被帶走，只留下來一些空架房。啊！曾幾何時這裡是工業設施的重地！ 　　在台北和基隆兩地，台灣人和日本人白天埋頭苦幹想把被炸壞的公共設備修復起來。可是夜間那些穿著軍服到處流浪的軍人卻把幾里長的電話銅線剪去，把剛剛埋好的地下水道鐵管和消防栓鐵管通掘起，又把無人保護的人家的抽水設備拆散，公然用軍事卡車把搶劫而得的東西帶走，並且還威脅守衛的人員。火車連續發生了幾次嚴重的車禍之後，人們才發覺原來那些「解放者」把鐵路的自動開關和信號設備偷去當作破銅爛鐵出賣了。 　　日本的陸軍海軍已正式放棄了駐紮二十萬人的營地及數百棟軍用的建築物和數千畝的土地。即使如此，國民黨軍去年底之前還侵佔台北許多學校廟宇和醫院直到第二年幾乎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才搬出這些地方。只要是被國民黨軍駐兵過的房子，那裡面的設備一定是被搶一空。例如位於台北西北孔子廟就被損得面目全非，而其附近的一座禪寺卻完全被毀，裡面的設備用具和所有的東西被變賣一空。馬偕醫院被佔據了數月，裡面的設備和金屬也是被洗劫一空。許多扇木門，門框和樓梯的欄杆竟被國民黨拆下在水泥地上生火煮起東西來。連淡水河附近的痲瘋病院也同時被佔據了。 　　國民黨的高級軍政官員都對房產感到極大興趣。以前在日據時代日本政府的每個部門都擁有豪華的官邸，用以增加殖民政府官員的威風；同時像台灣電力公司、糖業公司及漁業團體等大部份的私營或半私營公司都擁有宿舍在城裡，也有避暑山莊在郊區的溫泉或山上。 　　這些房產現在都被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據為己有。有好幾次這些高級人員乾脆就搬進豪華的台灣富翁家裡「作客」，然後放出風聲說國民政府正準備把過去五十年間與日本人合作的台灣人個個加以處罰。有好些台灣富豪就這樣被捉起來，叫他們住到軍隊總部的舒適的房子，然後在一九五六年一整年之間就被慢慢敲詐。他們被迫做了各種「捐獻」其中包括為蔣介石立一金像在以前一個日本總督的銅像的地方。 　　這些傑作的主角是國民黨的部隊，因為他們自稱是「解放力量」－－其實不必等到一九四六年的新年，台灣人就親自看到這「光復」的真正面目了。只要門口出現一部車子，門外來了一團匪黨，加上一個自稱代表「高級」人員的奸細，那就是馬上就被掃地出門的意思。雖然當時的經濟重組由民事控制，但是在陳儀周圍的公務委員們顯然是在軍隊的指使下行事。 　　連陳儀所用的許多官員都不敢信任他們自己的部隊人員。譬如日本的房子從來就是有圍牆圍住。我們不久便發現國民政府的官員們住進向日本人沒收的房子後，常常還要在水泥圍牆上再加上玻璃碎片，鐵釘，鐵絲網之類的東西做為保護。日本人住在台灣人之中從來不曾感到有此一舉的需要；由此便可見這些大陸人的心目中對於他們那些部隊殘兵的觀念如何了！ 　　陳儀的計策乃在盡量將台灣壯丁調 離本島，去防守遙遠的邊疆，以防台 灣島上任何自治或反抗的可能性。 　　 國府沒有遭遇任何有組織的對抗。日軍早被遣離，台灣人沒有自己的部隊，擔任警衛的台灣人寥寥無幾。一般的台灣民眾都是奉公守法的善民。共黨的威脅並不存在。 　　大批的軍隊警衛無甚必要。公開的數字雖然極不確實但我們相信在一九四六年大部時間，全島的大陸部隊高達三萬左右。 　　一月時陳儀宣佈了徵集台灣青年壯丁的計劃，九月即將開始徵兵。台灣壯丁將被徵調到「祖國」大陸去鎮壓共黨及匪徒的反抗。 　　瞬息間台灣民眾即發生憤怒的呼聲，使得陳儀驚訝。台灣人力斥這種徵兵計劃，因為戰後並未簽訂和約將台灣的地位從日本轉到中國的手中。台灣人曾向陳儀保證自願籌組自治軍以保衛台灣本島，但不願將台灣人民投入國共鬥爭的內戰濁流之中。他們認為一支由台灣人組成的自治軍足以保衛本島，如此則來自大陸的部隊便可用在大陸上執行大陸上的任務。連續數週之間報章雜誌都針對這個問題為文著論。一般認為陳儀的計策乃在盡量將台灣壯丁調離本島去防守遙遠的邊疆，以防台灣島上任何自治或反抗的可能性。 　　一九四六年的九月很平靜的過去了，徵招台灣壯丁的事不再聽到進一步的消息。台灣人與佔領台灣的部隊之間關係已日漸惡化。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軍及政府在中國大陸之不獲民心，不待人民的支持，以致於喪失了中國大陸的根本原因現在台灣清清楚楚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而為大家目所共睹。 　　不幸的是在早期佔領台灣的幾個月間，台灣人公然地譏諷嘲笑國軍官兵的亂行無紀和他們對於簡單現代器具的無知，我曾經有一次注意到一個軍官把腳踏車扛在一邊，自己則徒步而行。跟在他後面的是個淚眼汪汪，怒氣沖天的小孩，他踉蹌地尾隨在後面叫嚷說這個軍官偷了他的腳踏車，這是他家的一部寶貴的車子，假如他取不回去就不能回家。年紀大些的台灣人注意到這件事，而這個軍官自覺快被他們阻擋去路，於是猛地跳上腳踏車想企圖遠走高飛。但是他踩了幾下便踉蹌撞進路邊一條相當深的陰溝裡去。一群圍觀的路人一時都啞然失笑，這位軍官狠狠地爬起，混身污泥，邊罵邊跳離現場，讓腳踏車掉在陰溝內。 　　又有一天我親見一部過份超載的軍車滿載中國大陸軍官沿著基隆公路行駛。車子的後輪搖擺不定幾要脫出車外，司機仍一味駕駛毫無停意，結果在一陣搖幌之後便癱瘓在路上。路旁圍觀的人一望已知這件怪事的意義，這些大陸人顯然對於車輛是一無所知。當車上的乘客陸續爬出車外時，台灣人則不禁失聲大笑，譏為豬子破籠而出。中國人則怒不可遏地邊罵邊走。幸好他們沒帶武器。他們已失盡了面子，比折了骨頭所受的創傷還要嚴重！ 　　諸如此類的衝突全島到處皆屢見不鮮。多年來這些中國人曾經委曲卑賤地忍受帶給他們的恥辱，如今卻連自己的同胞也要譏諷他們，而這些同胞應該是不如他們的二等公民。我認為這點應該是日後台灣事件發展的重要關鏈之一。 　　台灣人的祖先早年遠離中國大陸為的是逃避長年的饑荒和惡劣的政府，但現在是一個緊接著一個不斷來臨。 　　假如把那些警衛部隊官兵向商戶和民間偷竊得來的贓物和陳儀的幕僚及高級文武官員在島內刮搜運走的貨品比較起來，那幾乎是小巫之見大巫。日本有一經濟學家曾經直接參與日軍財產的登記與移交。根據這位權威學者的估計，日本在台被充公的公私財產先後移交給國民政府的，若以戰前的成本為基準計算（不是戰後上海或台北通貨膨脹的價值），單就非軍事物資而言，以最保守的數字計算就超過美金十億。除此之外，日本陸軍與海軍曾各別囤積了大量的食糧、衣物、醫藥和其他器具，軍火及彈藥。這些物資是預定要送往南洋及東西印度群島的日軍前線的，但暫時儲放在台灣。除了軍火及彈藥之外，其他的軍用品的總額價值以一九四五年底的市價計算也超過美金二十億。而軍火彈藥囤積在台灣的價值不計其數，無人知曉。 　　中國人初到台灣的最初幾個月中，就開始陸續將這批龐大數字的囤積品源源不絕地運輸離台灣。陳儀的親信們雖聲言他們為了愛國已迅速將軍用物資運往大陸補給國民黨軍對抗共黨，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這些物品在運往前線的途中曾經大量「繞道而行」。 一九四五年的一次大規模搶劫糧食的行動中導 發了台灣人與新政權之間第一次的重大危機。 　　本來在日本投降時，日本陸軍曾囤積了大量食糧足夠供給一支二十萬人的軍隊長達兩年之久，或供給一支二十五萬人的軍隊長達一年半。他們本來是準備長期困戰的。此外在台灣各港口附近曾囤積了大量的食米及食糧正待運往日本本土。雖然一九四五年的產量因缺乏肥料而稍降低，但收獲仍是有餘——（戰前台灣產米量年產約一百六十萬公噸，大約一半為島上五百萬居民所消耗，一般人生活頗佳。） 　　前面我們曾提到麥克阿瑟將軍希望緩慢從台灣遣回日本人五十萬，戰後日本的第一個冬天是淒涼、譏餓、寒冷而又困苦的。假如日本人暫留台灣則吃住問題便比較容易解決。 　　可是中國人一進駐台灣便立刻要求將所有的軍需儲品馬上移交，包括米糧及其他配級品。日本官員曾猶疑，不願意應允其求。後來美軍顧問團取得國軍的保證將保留足夠的糧食直到日軍完全離台灣。 　　國軍的保證形同具文毫無價值。前面提過在十二月底日軍資深官員已指出大量的軍用的保留米糧已被運走。有些中國軍官借個人方便已將部份米糧在島內出售得利，並且大量不斷地運出島外。大量非軍用儲米也不徑而走。到處都可聽到糧食危機的謠言。那些被拘留而又倔強的日軍是不會甘心就範的，尤其是他們在當時富裕的環境之中去挨餓或當他們得知那些毫無武裝的日本平民將被武力傷害。萬一台北真發生搶劫糧食的事，日本人民無疑地將成為第一個被害者。因此之故，遣軍便遲遲延到三月底才完成。 　　台灣的每戶人家幾乎都受糧食突減的影響，雖然米糧是買得到，但價格已高得驚人。種有食糧的農民不斷擔心食糧被充公。事實上台灣人有足夠的蔬菜，水果和其他糧食足以度到春收，但稻米是主產，而這是有史以來台灣第一次有缺米的現象。沒有米糧的話，台灣人像被剝奪一切似的，感到驚懼不安。中國的長久災荒是眾人皆知的。 　　台灣人的祖先早年遠離中國大陸為的是逃避長年的饑荒和惡劣的政府，但現在是一個緊接著一個不斷來臨。他們心中的憤怒是多於恐懼，因為他們深知農產品不斷地生產，但大量產品卻被運出台灣。碼頭和倉庫的工人日以繼夜地將它們裝上船隻和舢板。糧米外運的事實是瞞不了人民的！ 　　人民熱烈要求政府採取行動，但陳儀政府最初只報以花言巧語，企圖以「愛國」和「為國軍反共保台而輸糧」等等美麗的八股來答覆人民。後來根本不理睬人民的批評。拒絕擔負責任，甚至反而一口咬定台灣人自己在囤積居奇。無疑地，極少數的台灣人確有囤積的事實，但私人的儲量簡直是芝麻小數無關緊要。 　　當政府報以行動時完全是出乎台灣人意料之外，陳儀竟然展開全島大規模的征糧，勒令各地名士出而負責政府征糧。這種毒計顯然要構陷台灣名望之流成為糧荒的代罪羔羊。台灣警備總部的柯遠芬將軍繼被令採取嚴厲手段以維持反囤積的法令，同時勒令警察隨便擅進民房搜查。 　　征糧的權力一旦落在警察和軍隊的手上，他們只要稍微示意就足令一些記錄不合格私人米商向他們進貢錢財或「禮物」。敲詐遂即成了法令。舉一個例子，我曾得悉有個米商，他的儲米在星期二被檢查後已將買賣收支登記完事，結果星期五另外一個不同單位的警察又來查帳，而且居然為「不合格」。隨後他即被逮捕，更就迫貢獻一大批賄金才得被釋。他的儲米盡被充公。 　　此時（一九四六年初）蔣介石的藍衣社（恐怖特務）已逐漸由上海來到台灣。他們與本地的流氓「虎鬚」合作常到處搶劫倉庫，滋事生非。柯遠芬公然袒護所有搶劫囤糧的人，保證絕不逮捕他們。 　　換言之，在「光復」後短短的四個月中，我們看到上海的流氓幫派輸入台北橫行無忌，背後同時加上軍隊和國民黨的助紂為虐。陳儀的反囤積運動顯為他早期借以破壞台灣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計劃，因為在日本據台的末期，這批台灣士紳、小地主們在城裡的工商界亦稍有投資，他們已形成一股反對的力量。國民政府，國民黨及軍隊是造成糧荒及危機的主犯，但他們採取的措施卻針對台灣人，利用台灣人以台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