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之解剖
1987.03.02自由時代週刊
林濁水策劃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的一件大慘劇，也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真正站穩腳步的關鍵。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個事件的遺害是何等的嚴重，我們也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要化解這個事件的遺害，必須先了解事實的真象。由於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封鎖與扭曲，這個事件的真象已經變得非常的模糊、非常的破碎、非常的難以還原了。更嚴重的是：由於該一事件的當事人與見證人都已經垂垂老矣，我們若不著手探索，事件的真象極可能永遠的淹沒無跡。這將使「二二八」變成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仇恨的死結。
這正是我們刊出本文的理由：本文分別從五個不同的角度來解剖「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與經過。這五個角度是：
一 、「二二八」與共產黨
二、「二二八」與「奴化思想」
三、「二二八」與陳儀
四、「二二八」與省籍歧見
五、「二二八」與台獨
由於篇幅有限，本期先刊登第一個角度。
「二二八」與共產黨：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台灣的共產黨早就被日本人清除殆盡，毫無影響力可言。因此，事件發生時，殘餘的「台共」份子都是以個人身分參與事件。至於中國共產黨，由於他們當時被國民黨追殺得東逃西竄，所以根本沒有能力介入「二二八事件」。
因此，「二二八事件」並不像國民黨所說，是共產黨在幕後策動的。
「二二八」與共產黨
二二八事變的導火線，是所謂查緝私菸的紛爭。這件紛爭根據當時國民黨官方人士的記載是這樣的（「白崇禧先生訪問錄」和國防部「二二八事變始末記」。）：
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等六人查緝私菸時到飯館吃飯，既沒錢買酒吃，又向賣私菸的老嫗林江邁討菸吃，引起圍觀民眾不滿，傅學通施用槍管敲老菸販的頭，把老嫗打得出血暈倒在地，以致引起公憤，群向查緝員攻擊，查緝員開槍打死一名叫陳文溪的群眾。消息傳出，台北市民情緒騷然。
人命關天，打死了人固然非同小可，但是兩天之內演變到台灣全島騷動，各地百姓群起攻打官署、警察局，毆打大陸人；仕紳紛紛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接管官方的行政；青年、學生則奮起組織部隊和官方鎮壓的軍隊相抗。其原因必不會是查緝私菸糾紛這麼一個偶然事故而已。
其原因，國民黨一手推給共產黨。如蔣介石就說：
「此次民變，只不過是……前被日軍遣送到南洋的台灣軍人為共黨所惑，圖投機取巧……」
事實上，二二八實在是台灣自發性的民變，共產黨方面，雖然有個別的參加者，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這一點當過台灣共產黨宣傳部長的蘇新在事變後兩年出版的「憤怒的台灣」中已有明白的交代，他說共產黨本身：
「事先沒有足夠的準備……台灣收復後新的革命領導者未及深入臨眾。」
相反的：
「進步紳士（如王添燈、宋斐如等）…這些人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量。」
但是共產黨卻和他們沒有「聯繫」，沒有「建立起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
台灣共產黨雖然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成立了。但是發展一直極為緩慢，等到一九三一年遭受日本政府「大檢舉」，整個組織全被摧毀，主要黨員幾乎被一網打盡，其餘則逃亡中國大陸，不能在台灣再有所作為。等到日本戰敗，老台共從牢裡出來，而另外幾個從中國大陸來時，一方面雙方不合，另一方面更距離「大檢舉」已十多年，在台灣社會根本失去了動員的能力。這情形除了蘇新的自我檢討之外，國民黨的「匪情專家」在「台共叛亂史」中也說：
「…起初參加暴亂的人……缺乏政冶認識和所謂階級立場……台共因為叛亂經驗的缺乏……如何使這一變相的暴民運動，變換而為有意識的政治陰謀，它們實在感到茫然。」
其結果就是，甚至當時最有聲望的台共謝雪紅，連台中一地的軍隊領導權都拿不到，而被蘇新批評為「放棄領導統一戰線立場，不堅持領導權。」
二二八事變中老台共既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而中國大陸的中共那時還遠在陜北，被國民黨打得手忙腳亂。不但沒有能力支援，甚至消息和反應都十分遲鈍—一直到國民黨鎮壓二二八的大軍已即將登陸台灣的三月八日才由新華社向台灣廣播「支持」並「指導」台灣的事變。而這時民變已是尾聲，接下來的是國民黨的大屠殺了。
這事實，依據參加了二二八的蘇新的評論則是：
「可惜這個廣播傳到台灣時，蔣軍的援軍已開到基隆，開始屠殺，革命陣線陷入混亂，已來不及實行這正確的指示」。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與其說是二二八是由中共煽惑而引起的，倒不如說二二八在台灣製造了中共的跟隨者。
本來在二二八之前，台灣共產黨基本上走台灣本位主義的，認為中、台共沒有直接隸屬關係，而台共在政治上的目的是在中國之外，另外建立一個以「台灣民族」的國家，然而在二二八之後，台共在走投無路之餘只好前往投靠中共了。
另外，台灣不少原先參加二二八的非共產黨徒的青年，如名作家呂赫若，在絕望之餘便成為中共，而到鹿窟打游擊了。台灣在「白色恐怖」的五０年代初期，所「破獲」的大批台灣籍「中共」案，如麻豆案、台中案等等大案，可以說都是二二八的後續發展（參考林樹枝的「出土政治冤案」）
二二八和共產黨沒什麼大關係已是學術界的空淪了。但是除了國民黨把二二八推給共產黨外，中共也曾經把事實往自己身上攬，如廖承志一九七五在北京二二八紀念會上就說：「二二八事件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一部份」。
為了向台灣統戰，為了搶功勞，不惜睜著眼睛說瞎話，其無恥和國民黨實在是不相上下。
中共既然把二二八的功勞一把往自己身上招攬，那麼中共對二二八中台灣人民的真實遭遇究竟有多少感同身受的同情呢？
不錯，在當年三月八日的廣播中，中共的確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
不錯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除了一九六六∼七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期間中之外，每年都舉行二二八紀念會「替台灣人民控訴蔣幫的罪行」。
同時在一九七三年以後把紀念會的主辦單位從「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提昇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以表重視；另外參加紀念會的人民也由早期的一百人以下增加到兩百人。
然而「反協」本質上是統戰單位，由他來出面主持，是否意味著中共只是利用二二八來做統戰工作？不幸的正是如此。
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對台灣統戰政策由早期「血洗台灣」的一個極端轉變到「三道四流」「只要統一，國民黨可以在台灣維持其特務組織」的另一極端了。
在這階段，中共對台灣從蔣經國以下的當權者想盡一切辦法來討好，其做法包括替他們修祖墳，破格優待其在大陸親戚，充分運用「符合中國封建傳統」的手段。於是台灣人民被丟在一邊了，於是一九八０年，依據「黨的方針」下令停辦舉行了差不多四十年的二二八紀念會。
不但如此，還有更驚人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居然發出這樣的一篇文章。「追思先輩盼統一∼訪陳儀將軍之女陳文瑛」
這篇文章登在第一版，同時佔了三分之一的版面，可見中共對這篇文章的重視。他說：「唯一的遺憾是不能去台灣祭掃父親的墓，不能和還在台灣的親友見面。如果我能活到台灣回歸的那一天……」
文筆十分溫情感人。然而當我們想到中共今天要溫情地追思的前輩竟然是三十多年前的廣播和「人民日報」的社論中，中共要台灣人民向他採取「武裝鬥爭」的對象陳儀，當時不可以向他妥協，「主張妥協，就是出賣台胞，應該堅決把他洗清出去！」的敵人，陳儀曾經因為「失政」激起民變，更曾在民變中指揮軍隊屠殺數以萬計的台灣人的陳儀時，其「溫情」不禁令人毛骨聳然了！
由此可見中共對台灣的基本態度實在只是把台灣當做政權擴張的對象，只是把台灣當做中國封建思想「大一統」觀念的實踐對象了。其間的是非是完全根據現實利益的可能性而不斷變動的。過去認為台灣人民可以利用就反國民黨、反陳儀；後來見到國民黨也未嘗不可以利用，就捧國民黨捧陳儀。
至於因二二八時和陳儀「武裝鬥爭」而逃到中國大陸的台共謝雪紅等人呢？
他們在享受了幾年統戰的優待之後，於一九五七年以「地方民族主義」等名義和一起到大陸的江文也等人一起被鬥得死去活來了。
而這一年正是中共發出「願意邀請蔣委員長回到大陸，擔任高於部長職務」的一年。
而什麼叫「地方民族主義呢？」豈不是主張台灣要「高度自冶」要透過人民選舉來組成台灣政府嗎？而這豈不正就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中共對台廣播中所極力支持的嗎？
在中共統戰策略之下「台灣人民」的地位原來是這樣昇沈任由人的！
最近島內的反對力量昇高了，成為中共值得重視的籌碼了，於是投共而不受重視的反國民黨人士黃順興、張春男又一一成為中共人代常委！
二二八事變在中共眼中的價值，就在這樣一個利益權衡的基準下，時而鼓噪慶祝，時而鳥盡弓藏！但無論如何，二二八如果是台灣人的痛史，中共是沒什麼心思來感同身受的，而二二八如果也有他壯烈的一面，中共更無緣分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