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血淚憶從頭
家父郭章垣四十年前殉難始末
1987.03.02
新觀點週刊48
郭勝華
<<本文作者郭勝華女士，係醫生，現在伊利諾洲開業。>>
我的父親郭章垣，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在二二八事件中官方發動屠殺報復的恐怖歲月裏遇害，殉職於台灣省宜蘭醫院院長任上。他當時才三十三歲，自日本慶應大學外科學成歸國不久。歸國前，曾為日本著名農業專家鈴木梅太郎（調味品味素發明人之一）的腸扭結手術擔任主刀外科醫師而成為新聞人物。我在父親犧牲後七個月，在他的故鄉嘉義縣溪口鄉出生。
我要聲明在先的是，本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主要是根據家母的見證及親身經歷，忠實於當時的情況。我的目的只是想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無隱瞞地披露發生在我父母親身上的不幸遭遇，一來紀念我的父親，二來喚起世人對這一段台灣歷史的重新回憶和檢討。從這裏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今日台灣政治起伏的一些根源；台灣的朝野，若能從此事件來瞭解台灣人近百年來所經歷之悲慘歷史的心理情結，而引為借鏡，於願足矣！
脫離日人統治心情振奮
對於日本的戰敗，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普遍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揚眉吐氣的感覺，大家都有整裝歸國、貢獻所學、重建家邦的興奮。那種脫離日人統治，自己將成為自己國家主人的心情定十分舒暢的。父親當時聽衛生局第三課王金茂先生說，省立宜蘭醫院院長一職出缺，便拿他的介紹信去見當時的衛生局長經利彬。後來他拿到經利彬發給他的聘書，主要是得力於他的學歷才能，而沒有語言的障礙也是因素之一。這並不是說他會說北京話——他是以英語和經利彬交涉的。
經利彬發給我父親聘書的時候，曾好意地警告他說：「中國的政治很複雜，不是你想像中那樣單純的。」父親的同班同學陳拱北教授，當時決定放棄原來所學的耳鼻喉科，改入台灣大學研究公共衛生，陳教授為人仁慈和藹。他也曾對我父親說：「浮起來的釘頭子，總是要叫人用鐵鎚給鎚下去的。」陳教授勸他留在台大治學，人才濟濟，比較不會惹眼。但父親那時因為身為家中長子，下有弟妹十幾人，食指繁多，以為能到宜蘭去當院長，比較有能力賺錢養家。他私下曾對我母親表示：當省立宜蘭醫院院長一職，只是暫時性質，相信以自己的才能，將來一定能為國家和社會做更大的貢獻。我後來不只一次聽別人說，如果沒有二二八事件，原可輪到父親到美國研究，他並且極可能是後來衛生署署長的人選。
光復初期的艱辛歲月
父親在慶應大學醫科五年級時，回台與我母親憑媒妁之言結婚，沒幾天，就帶母親回日本繼續學業。從他們留下的許多照片，我可以想像他們短短七年的夫妻姻緣，是十分幸福甜蜜的。……
從父親自民國卅五年五月赴宜蘭省立醫院任職起，至卅六年三月十八日被害時為止，短短的十個月之間，工作上真是因難重重，上面時常沒法發下薪水，院內員工也普遍缺乏宿舍。我母親曾拿出娘家給她的私房錢買菜，並親手準備伙食給醫院員工度日；父親也曾以糖等稀有品到鄉下和農人換些雞鴨菜蔬來補充員工的伙食，各人等領到薪水時，才拿出錢來還我母親。當時日本人在台灣屯積的許多糧食、軍備、物資等，全被陳儀運回大陸去賣了，台灣發生嚴重的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那時父親一個月領薪水六千六百元，一斗米則要四百元。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台灣又有霍亂流行，許多蔬菜生魚是霍亂猖狂的媒介，在抗生素尚未普遍便用的四十年前，霍亂是很嚴重的流行疫病。我父親曾要求當時的宜蘭市長朱正宗下達禁賣蔬菜生魚的命令，但不得要領。此人是大陸籍，據說是連震東在大陸時的私人司機，不知靠何等神通，此時竟然當起宜蘭市長，更在二二八事件後，搖身一變而成為公賣局長。朱正宗一丁點衛生常識也沒有，官商勾結也許是他本事，為了怕得罪商人，叫我父親去義賣蔬菜生魚，逢到商人抱怨，就推說是郭院長的意思。在此之前，父親曾因院內員工宿舍不足而市政府宿舍尚有許多空位，商得市長首肯，把自己院長宿舍讓出來給護士員工住，自己搬去市政府宿舍暫住。照我母親事後的私見，朱市長對我父親住進市府宿舍，明裏沒話，肚子裏是不快的，加上霍亂事件，我父親以省立醫院院長之職，代市長下達命令管制蔬菜生魚買賣，也許多少種下日後被「公報私仇」的禍因。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省籍和大陸籍的學生發生衝突，有些台灣省籍的學生到機場去接收武器，雙方各有人受傷。我父親身為外科醫師，搶救不少衝突中受傷的學生。被他救治的學生當中，有台省籍的，也有大陸籍的。事件擴大時，陳儀政府要求地方上推派代表去和政府協議，某些深思熟慮的宜蘭地方人士建議說：「我們本地人有黨派，不易推派代表，郭院長是外地人，無黨無派，由他來當代表最恰當了。」於是年紀輕、經驗有限、對中國政治存著太天真想法的父親，就被推派為地方「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長了。
處理事變善後種下禍因
沒多久，就有人警告他：各地凡是被推為代表或參與事件的人都列入黑名單，陳儀的士兵、援兵部將到來，正在開始大舉搜捕黑名單上的人物。有人勸他到山上去躲一躲，他倒也著實去躲了一兩天。也有人告訴他，有漁船可以載他逃往大陸，但他私下對母親說：「我不願去，我又沒有犯什麼罪，何必怕政府？」那時讓父親避難的人家也有些怕被波及，於是自認為沒犯什麼罪的他，坦蕩蕩地又回到宿舍去了。他也許盤算，如果與政府有什麼誤會，也應有法律可以做公平的仲裁。後來他由市政府宿舍遷回醫院宿舍，因為有人告訴他，市府宿舍中安置了不少機關槍，怕會有變故。
那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凌晨二時許，陳儀的士兵會同警察來敲門，指名要找郭院長，我的父親在裏面，一邊應聲，一邊穿衣，那些士兵一瞬間便打破玻璃門和窗戶，開門闖進來了，按著以槍口抵住我父親和母親，隨手抓了一條領帶綁住我父親的雙眼。他們接著在整個屋內翻箱倒櫃，似乎想找什麼，但是什麼也沒尋著。隔室的另一位醫師聞聲趕來，要求讓我父親換整衣莊，卻被那些粗暴的士兵拒絕了。後來母親替父親在內衣褲外加罩大衣，便被他們架走了。那些士兵還順手牽羊，帶走靠在走廊牆上的一把雨傘。
軍隊上門抓人就地槍決
幾個小時之後，宜蘭頭圍鄉附近村民聽到槍聲，有人趕來報告出事了。事後少數目擊的村民，說出了事實的經過；當時僅在宜蘭地區被抓走的台灣人有一百多人，大部份都被抓去丟入海中。與我父親同車被抓的共有八人，陳儀的士兵本來也是打算將他們載去丟海的，但車子走到頭圍鄉一村廟附近的小橋，車子開不過去，因此他們決定就地解決。他們到附近找了幾個村民，要他們拿了鋤頭工具去挖了一個大土坑，挖好了，八名手被反綁的無辜者，在胸膛心臟處各被開了一槍，然後推入坑中埋了。此時距我父親從醫院宿舍被架走還不到十二個鐘頭。後來鄉長依鄉民請求，同軍方陳情，謂槍殺地點附近有村廟民家，必須容死者家屬收屍，否則日後恐有不靖，民心不安。軍方於是答應，夜間撤走站崗士兵，容許死者家屬趁夜認屍。大部份的家屬都得到鄉長的通知，要他們準備工具、衣服、牲禮和棺木前去收屍。母親除了不知比父親較晚被挖出的犧牲者是誰外，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據母親回憶，第一位被挖出來的是一位年在二十七、八歲左右的小學教師，他是台北人，單身，當時因為家屬沒能趕到，後來又被埋了回去。第二位是蘇耀南，一位當時在省立宜蘭高等農林學校任教的音樂老師，頭髮已白了。據說他被害的原因，是他的一些學生曾參與武器接收之事。第三位是葉芳古，業警員，他被殺的原因可能是他曾到市政府抗議領不到薪水。第四位是林Ｘ禮，銀行員，新婚不久，遇害原因不明。第五位便是我父親，雙手仍被反綁在背後，心臟處中了一槍。我母親連忙以準備好的藥水替他洗淨傷口和身上的污泥，按著被挖出來的三位是誰，我母親也不清楚了。母親替父親換了全身衣服和穿上一套新西裝，並替他蓋上一條白布時，一股清潔鮮紅的血又從傷口湧了出來，染紅了白布。母親和友人將父親簡單地埋葬在宜蘭，直到我唸小學四年級時，才遷葬回故鄉——嘉義縣溪口鄉。
我的母親在父親被害後，發現一張他親筆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遺書，上面寫著：「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這明白表示他是抱著就義的精神去赴死的，也許是為了某種理想，也許是對陳儀政府澈底的絕望和抗議。
我相信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的人，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犧牲品，他們是為求台灣歷史所沒有的民主而壯烈犧牲的，也可以說是被陳儀暴政所殘殺的。我相信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台灣人缺乏對中國封建政治歷史的認識，他們是天真純樸的一群，由於比較開放的地理環境，他們有比較積極的政治理想。可憐的是他們對當時的祖國——中國的幻想是虛幻的，他們不瞭解那時的中國已是破碎的大地，他們沒有料到來到台灣的陳儀軍隊是那樣一支素質參差的隊伍，多的是砲口餘生、疲憊不堪、甚至目不識丁的老粗。他們更不知道身為省主席的陳儀早已在閩浙一帶惡名昭彰了。
祖國辜負台人回歸熱望
父親對台灣的回到祖國懷抱是十分興奮的，他對於被派任院長一職是充滿憧憬的，他認為從此可以貢獻所學，為自己的同胞服務了。父親曾請來了教師，教全體職員及眷屬學習北京話。那時的台灣人是期待著重新做一個中國人的，他們是懷著熱情和期望的。然而他們理想中的中國政府與現實的陳儀政府是大大脫了節的。當他們發現這一差距時，他們震驚，他們不平，他們要發表意見，他們要抗議。他們有的是理想、有的是精神，他們不缺乏組織，唯一缺乏的是武器。他們認為武器沒有必要，因為他們抗議的對象是自己的中國同胞。不再是異族的日本人了。但是他們錯了，陳儀的政府認為他們反了，他們要作亂了，或者認為他們不再是中國人了，那不是中國老百姓對待行政長官所應有的態度。於是陳儀及其軍隊以征服者的態度、「提出十日屠城」的手段，對他們的台灣「同胞」來一個「十四日台灣大屠殺」。據估計約有二萬到二萬之數的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台灣的菁英幾乎全部斷送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們許多人是法官、律師、民意代表、教授、教師、學生、醫生。其餘的許多平民是被多處架設的機關槍掃射殺害的。大部份的人被以殺人滅屍的方式處理，或拋入海中、或槍殺後丟入洞裏、或集體射殺後共埋土坑中。
我在嘉義縣溪口鄉——父親的故鄉出世，五歲時隨母親遷回她的故鄉雲林縣土庫鎮，舅父照料我們的生活。我初中畢業於省立虎尾女子中學，高中畢業於省立嘉義女子中學。後攻讀私立高雄醫學院醫科。大學七年，生活費、學雜費所需甚鉅，幸蒙陳拱北教授發起慶應大學在台同學會「三．四會」為我設立獎學金，以及我叔公、叔叔們的鼎力幫忙，才得以順利完成學業。每念及此，深感無以為報。
心靈上永不磨滅的傷痕
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對許多台灣人，尤其是犧牲者的家屬來說，是一場惡夢。我雖然沒有身歷其境，但由於我父親的不幸遭遇，這場惡夢仍然會進入我的腦海中。我把它寫出來，像是完成了一件我父親交代給我的使命。我也覺得似乎盡了一點點責任，也許從此可以睡得好些。有時，我會想，那些曾在二二八事件中參加屠殺的殺人者，是不是夜夜都睡得心安呢？（轉載美國中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