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PA前任會長蔡同榮談FAPA六年辛酸拓荒史
1988.02.12~25 民進時代第52~53期
蔡同榮
FAPA成立六年以來，不斷推展國民外交？宣揚台灣人的政治理念，為建設台灣而努力不懈。
創會會長蔡同榮多年從事遊說工作，對美國國會議員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在FAPA蓬勃發展之際，他從頭回顧了創會的艱酸及發展組織、聲援島內民主運動的經過和努力…
今年（民國77年）二月十四日是FAPA成立的第六周年紀念日，我想到利用這個機會報告該會成立的經過，以及回顧最初二年我擔任會長時發展組織及展開外交工作的辛酸史。
FAPA的誕生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壟斷大眾媒介，因此海外同鄉計劃在島外設立一個電台向台灣播送。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台灣獨立聯盟主席張燦鍙寫信給各地二十位熱心同鄉，請他們到洛杉磯開會。
開會時，首先研討電台計劃，多數人的看法是，島內的黨外雜誌已經百花齊放，沒有必要再設置電台向島內宣揚民主思潮，並且國民黨也會設法干擾播送使收聽非常困難，經過一、二小時的討論，此一計劃遂被擱置下來。剩下的時間都集中討論如何成立一個機構專門負責國民外交。
大家認為這個機構不但要關懷島內的台灣人，並且也要維護海外同鄉的權益；要促使台灣的民主自由，也要防止中共侵略台灣。於是很順利的制定下列宗旨：一、配合島內民主力量，促進台灣的民主與自由。二、宣揚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造成有利於台灣住民自決和自立的國際環境。三、維護及增進海外台灣人社會之權益。新的組織需要一個名稱，大家同意採用Taiwanese
Association on Public Affairs。英文的簡稱為TAO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幫忙打」。
我查閱數種參考書後，發現Association後之on應改為for，如此英文的簡稱是。TAOPA或是TAPA。我於二月十七日發出一封信給與會者，指出會議中通過的名稱文法不對，並提議改為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唸起來很像台灣話的「喊打」。投票的結果，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贊成這個名稱。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討論組織內部的結構及運作，也談及如何集資經營旅館來支持活動。但一談到會長的選舉，困難就來了。彭明敏先生、陳唐山及我被提名為候選人，可是我們三個人都不願意擔任會長。大家請我們三個人離開會場到外面互推一人當會長。三個人談了好久仍無結果，於是決定休會，希望在午餐時談出一位人選出來，飯後還是沒有結果，大家感到無奈，又叫我們三個人到外面再談。我認為再談下去還是那一套老話，如果選不出會長這個會無異流產實在可惜。於是自告奮勇同意被提名為會長候選人。同時我提出兩項要求：第一，設立會員制度，這樣才能經由會員選舉會長。第二，我的任期只到年底，屆時應舉行會長選舉。大家接受我的要求後，舉行秘密投票。FAPA誕生，我也開始負起這個新組織拓荒工作。
發展組織
為健全組織，必先製訂章程，我認為FAPA剛成立時章程愈簡單愈好，規定些最基本的事項就夠了，以後再視情勢的發展作修改。FAPA章程只有三條條文。第一條是宗旨，在成立會議時已通過，第三條規定章程修改與解釋的程序，一般憲章都有這種規定。第二條就比較複雜，規定委員與會長的權責，選舉方法與任期。
FAPA初創時，萬事待興，需賴強有力的會長去推行工作，應賦與會長很大的權責，章程第二條第四項規定「會長處理全部會務」，包括人事、財政及各種政策的決定權。會長既然擁有這麼大的權力，會長的選舉就必須特別謹慎。我於1983年初起草「會長選舉細則」，經委員會通過，詳細規定候選人提名及投票的此種種細節，沿用迄今都能杜絕選舉可能發生的爭論，會長的任期二年，但不管他貢獻多大，只能連任一此。
FAPA儘量網羅各方面的人才。我聘請台美協會會長彭明敏先生為名譽會長；已故的台灣青年社創始人王育德先生、已故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主席郭新雨先生、前世台會會長郭榮桔、及台灣人自決運動主席黃彰輝牧師為顧問；當時世台會會長陳唐山為副會長，全美會會長陳都負責組織，台美商會會長王桂榮負責財務。由於這些前輩及負責人之努力，尤其是陳唐山之鼎力協助，其後幾乎所有曾當過海外台灣人重要社團的負責人都加入FAPA。
FAPA幹部分別到各地奔走邀請熱心同鄉加入組織。並向他們說明FAPA的宗旨，拜託他們支持，我發覺與同鄉面對面談論台灣問題，容易獲得同鄉的了解與支持，於是次年暑假，決定擴大巡迴，我會同彭明敏、黃彰輝牧師及陳榮成分別到了五十個都市巡迴二十一天，效果輝煌，不但吸收了不少會員，並且募了不少錢。
此外，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三年間，我也到所有台灣人夏令會，宣揚FAPA，會員人數因而急遽增加。如何運用這些會員從事草根外交工作成為當時重要課題。一九八二年八月FAPA首次舉辦外交講習會，聘請專家學者，講解如何積極主動去影響國會議員，議員助理及利用大眾傳播媒體。從這次的經驗發現，第二代的台美人對台灣的認識不夠，需分開訓練。次年暑假特別為第二代子弟舉辦一個講習會，由專家講授台灣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國際地位及如何從事外交工作等課程，從此以後每年暑假FAPA都分別在美國各地舉辦第二代的外交講習會。
FAPA原在各大都市沒有分會，如欲有效進行草根外交工作，每州最少應該設立一個分會，並設立了一個工作小組，這是一個重要且繁重的工作。FAPA的主要工作不能完全依靠會員，而應聘請專人去進行。為此，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們在國會山莊附近購買了一間三層的樓房，可供辦公與居住之用。FAPA遂由業餘的工作者的參與逐漸邁入專職人員的階段。
致力外交工作
有人說國民黨的國會不是設在台北，而是在美國國會山莊，國民黨可以不理會立法院，但對美國國會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海外同鄉須遊說美國政府。並影響美國政府阻止中共侵略台灣。所以FAPA初期的外交工作重點係放在促成台灣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爭取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戒嚴令三十三週年，FAPA計劃由參議員甘迺迪與裴爾及眾議員索拉茲與李奇共同在華府舉辦一個記者招待會，國民黨獲悉這個消息，馬上到甘迺迪辦公室說，只要能夠取消這個記者會，他們將考慮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甘迺迪的首席外交助理勸我們給國民黨一星期的時間去研商這個問題。一星期後，國民黨要求再延長一星期，我告訴他國民黨根本沒有誠意，他卻說他過去與國民黨交換的經驗很難使他相信他們是在施展脫延戰術，勸我再等一星期。
我非常失望，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想補救的辦法。我拜訪前聯邦司法部長克拉克與曾擔任過甘迺迪參議員助理，在美猶太人遊說團體AIPAC（Accorices
Lerael Purlic Offairs Coumeriation）的執行長代恩，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萬一甘迺迪認為記者會已經來不及舉辦，或國民黨只答應釋放一部份政治犯時，他們應馬上打電話給甘迺迪本人勸他按原來計劃舉行，他們答應幫忙，五月十七日是最後的期限，當夜十一點甘迺迪助理打電話給我，說國民黨一直沒給他電話，記者會將如期舉行。
五月二十日上午十點，這四位國會議員果然在國會山莊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們的共同聲明獲得三十多位國會議員，包括眾議院議長奧尼爾（Tip
O'Neill）的簽署支持，有百位記者參加，並成為所有美國中文報紙的頭版新聞。
中午舉辦午餐會，有四十三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國務院代表參加。會中由索拉茲演講戒嚴令下的台灣政治及人權狀況。下午眾議院亞太小組舉辦台灣戒嚴令聽證會。台灣人及國民黨雙方各有二位代表就戒嚴令之必要性及對人權之限制作證三小時，我也參加作證。
為拯救高雄事件政治犯，FAPA曾做了幾件有意義的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為紀念高雄事件三週年，甘迺迪、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總幹事湯普遜，國際特赦會的顧問司馬晉及我在國會山莊共同舉行記者會，要求國民黨釋放高雄事件的政治犯。本來方素敏計劃參加，但因其他的考慮而作罷。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我從報紙上得悉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將在一月十五日訪問台灣，就立刻拜託甘迺迪辦公室替我們安排跟他見面。我於十四日協同方素敏在洛杉磯跟麥高文見面。我們向他說明台灣的歷史及國民黨的暴政，出乎意料之外，他說他讀過柯喬治著的「被出賣的台灣」，對台灣的情形很熟悉。我特別提起高雄事件及林義雄家屬慘案，希望他能夠勸告蔣經國釋放高雄事件被監禁的人士。方素敏也託他帶奐均寫給蔣經國的信，要求早日釋放她的父親，讓他來美與家人團圓。麥高文聽後很同情，答應盡力幫忙。赴台時，他當面告訴蔣經國，就是林義雄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他的母親及兩個女兒被殺害，處罰已經夠嚴厲，實無理由再叫林義雄服刑。蔣經國聽後有點兒不好意思，遂問麥高文為什麼他知道這麼多台灣的事情，是否在美國遇過任何分歧分子。他說他和我談過話，蔣經國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是共產黨徒。
台灣前途決議文
一九八二年一月錢復來美擔任國民黨駐美的地下大使，隔月就去拜訪索拉茲。在他們見面的幾天前，索拉茲打電話問我有什麼話要他向錢復提起。我說許榮淑及周清玉想來美國看海外同鄉，但國民黨拒絕給她們出境證。他們見面時索拉茲問錢復，他想邀請兩位女士來美訪問，並交換美台關係的意見，未知國民黨能夠讓她們離台否？錢復為要表示過去外間對國民黨暴政的傳言純屬虛構，馬上答應沒問題。索拉茲遂於三月七日發給這兩位女士邀請書。暑假中她們果然來美，非但能夠結識許多美國政要，並且與成萬的同鄉見面及參加各地夏令會的活動。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是簽訂「上海公報」的第十一週年，我們利用這個機會重申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眾議院亞太小組在當天舉辦「上海公報」聽證會。彭明敏先生、國民黨及中共的代表就該公報對中美建交及台灣前途的影響作證二小時半。FAPA也在國會舉辦午餐會，有六十位國會議員及助理參加，由眾議員杜里西里主講。我也在會中演講，指出「上海公報」只「認知」中國人對台灣的立場，忽視了台灣人的意願，顯然違反正義；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住民決定。
當天下午，甘迺迪、裴爾及葛林向參議院提出一項決議案，強調台灣前途的解決應尊重台灣住民的意願，獲得五分之一參議員的共同聯署作提案人，其中包括所有爭取一九八四年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參議員，可見這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是民主黨的主流想法，索拉茲及李奇也在眾議院提出同樣的決議案。
親中共或自由派的議員，認為上海公報是奠定中美邦交的基礎。而保守派的議員則認為台灣關係法是防止中共侵略台灣的有效文件，應提及這個法律，親國民黨的議員認為「多數的台灣住民」是指土生的台灣人，因為他們才是多數。這些議員相信刪掉「多數」二字後，國民黨才能混水摸魚，說它雖不能代表多數，但至少能夠代表台灣住民。
我們認為，如果台灣前途的解決方式需要用「多數的中國人所接受的」，我們寧願不要這個決議案。最後決議案的原文修改為：「參議院認為台灣的前途必須和平解決，其方式須是免於強制，且為在台的住民所能接受的，並須符合國會所簽定的各項法律以及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簽定的公報。」
這個決議文提出後，FAPA幾次敦促我們在參議院的朋友幫忙使這個決議需先在外交委員會通過。甘迺迪辦公室說這個議案只能象徵台灣人對「上海公報」忽視台灣人意願的一種抗議而已，絕無法在外交委員會通過。裴爾辦公室說要等到外交委員會開一個有關此決議案的聽證會，讓委員及助理聽取作證後，才開始拉票。但聽證會由六月起一再地延期，我們早就預料聽證會後所剩的國會會期不多，因此會馬上投票，如不提早拉票，屆時恐怕來不及，於是前院期中，華府的幹部開會，決定展開草根外交工作，由各地同鄉向外交委員會委員逐一遊說，效果非常輝煌。聽證會最後在十一月九日才舉行，由羅福全代表台灣人出庭作證。六日後外交委員會就投票。
從事建設台灣準備
十一月十四日甘迺迪在國會山莊向FAPA委員演講的前幾天，我告訴他的助理卡路斯基，有絕大多數的外交委員會將投票支持台灣前途決議案，並給他支持委員的姓名。他大吃一驚。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台灣人竟把它變成可能，於是演講時甘迺迪說：「雖然FAPA的成立還不到二年，它已經在華府及美國各地留下不朽的痕跡。我在參議院已有二十二年，看過很多團體為著它們的利益來國會遊說，但我認為沒有一個團體能夠像你們的組織那樣對美國國會議員的想法發生那麼重大的衝擊。」
次日外交委員會投票，結果贊成者十三票，反對者一票，三票棄權，我們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台灣人歡欣鼓舞，海外台灣人五十個團體立刻響應支持這個決議案。但中國卻暴跳如雷，於十八日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認為外交委員會通過該決議案是「公然干涉中國內政行為」，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要求美國提出解釋，並表示美國的答覆若不能令中國滿意，則中國將「重新考慮趙紫陽總理與雷根總統互訪活動。」這恐怕是三十多年來中共對台灣人活動反應最激烈的一次，他們最怕在美同鄉運用美國的政治力量去防止他們侵略台灣。這個決議案自起草，促請議員聯署，舉行聽證會，直至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全由台灣人共同努力所促成，大大地提高我們對國民外交工作的信心。
FAPA在一九八三年的最後一次外交活動是利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華府舉行第二屆委員會時展開的一系列活動。十二日晚間FAPA委員參加華府同鄉會年會晚宴，除與同鄉敦睦鄉誼外，亦與南韓反對黨領袖金大中交換意見。十三日宴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孟岱爾及索拉茲。十四日上午和下午在國會與托里西里、李奇、甘迺迪及克拉克等人見面，交談，晚間則在國會舉行酒會。中午在國會舉行午餐會，由現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裴爾演講。他告訴一百多位國會議員，助理及台灣同鄉，二次大戰期間，他和一批文官到哥倫比亞大學受訓，準備盟軍佔領台灣後接管，進而輔助台灣成為一個新國家。其後波茨坦宣言主張中國要佔管台灣，因此他們的計劃被取消了，但四十年來他一直認為台灣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我接受「台灣公報論」的訪問時，宣佈不再連任會長：「根據FAPA的章程規定，我可再競選連任，但我並不想作這種打算。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人有機會出來當會長，這樣可獲取更多經驗，以儲備建國的人才，作為建設台灣的準備。」我雖不再擔任會長，但我在該訪問中公開表示，「將傾全力協助新會長推行會務」。十一月十三日FAPA委員推選陳唐山為會長。一九八四年元旦他正式接任，並任命我為執行長。其後兩年間，我以實際行動去實現我的諾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