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做台獨運動，一手做台灣研究 －專訪日本昭和大學黃昭堂教授 1988.04.23／摘自進步時代週刊221期 ■黃 府東京專訪 黃昭堂教授 　　「台獨風雲」是本刊籌畫已久的新專欄。當台獨主張在島內風起雲湧的此際，我們深覺有必要重新整編四十年來島內外的台獨運動史，讓隔絕的得以溝通，讓抹黑的得以還原，讓掩埋的得以出土，讓扭曲的得以扶正，讓所有對台灣前途的關懷、討論和努力，得以伸張。 　　東京專訪台獨運動大將、台灣史學者黃昭堂教授，是「台獨風雲」專欄的第一篇。對於關心四十年來台獨運動的發展、理論、人物和著作的讀者來說，這個不定期刊出的「台獨風雲」專欄絕對值得細讀。 台獨運動的黃有仁和學者教授的黃昭堂 　　凡是在島內外從事民主運動、獨立運動的志士，應當對「黃有仁」這個名字，不會感到陌生才對。其實，「黃有仁」並不是本名，「黃有仁」是黃昭堂已去世的哥哥的名字，為了紀念他的哥哥，於是用了「黃有仁」這個名字。每當有人問起黃昭堂他的專門時，他總是回答：「台灣獨立運動才是我真正的專門。」這樣說法也相當有道理，因為他是經濟學系畢業，後來拿國際學碩士、社會學博士，然而在大學卻教國際政治史和政治學，寫了不少歷史、國際法的論文。 　　對於作為一個台灣獨立運動者的「黃有仁」與作為一個學者教授的「黃昭堂」，許多人也許會抱著相當的好奇心，那就讓我們來聽聽黃昭堂有關他自己的敘說吧！ 　　時間是四月的一個下午，我在東京品川區旗之台昭和大學附近的茶館見到了黃教授，前幾天東京市內剛下過了初春的淡雪，天氣還是相當陰冷。黃昭堂從他的出身、求學過程談起－－ 　　「我在一九三二年生於台南縣七股鄉下山村，一九四五年進入台南一中，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系，服了一年半的預官役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來日本，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關係論碩士課程攻讀。我原本是要研究『凱因斯理論在後進國是否有效』，隨後我發現我雖然是一個獨立運動者，卻對台灣問題的基礎不太好，於是我就改研究美國的台灣政策，並且以『美國台灣中立化政策的決策過程』作為我的碩士論文，之後，我進入博士課程後，我更覺得我需要對台灣問題、台灣史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一九六九年黃昭堂以「台灣民主國的研究」獲得了東大社會學博士學位。 六０年代的台獨運動 　　有關黃昭堂真正的「專門」，他作了以下的說明。 　　「我於一九五九年開始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一九六０年二月，我與已故王育德教授及幾位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了台灣青年社，台灣青年社也就是今天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的前身，一九六四年，台灣青年社改組為台灣青年會，我擔任了委員長的職務。是年我們開除處罰了一位潛藏於青年會的國民黨特務，該特務向日本政府告我們傷害，致使青年會幹部許世楷、戴天昭、柳文卿、廖建龍、宋重陽以及我被拘留了二十七天，後來經過三審後，分別判了一年半、一年及八個月的徒刑，我是被判一年徒刑，但全部都是緩刑。」 　　「一九六六年，台灣青年會又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在這期間發生了『柳文卿事件』。幹部之一的柳文卿被日本政府強制送返台灣。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幹部二十多人，為了搶救柳文卿，分為三批人，一批去守著入國管理局，另一批則去守著橫濱拘留所，準備用車子去撞載運柳文卿的遣送車，如果這兩批人失敗的話，第三批人則在羽田機場阻止柳文卿被遣送，我是負責第三批，第一批和第二批的計劃都失敗了，等到柳文卿的遣送車抵達機場後，我們十個人紛紛跳進機場禁區內，和日本警察大打出手，結果，我們十人全被抓了。日本政府知道法院已經在前日的半夜十二點判決日本政府不得遣送柳文卿，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有關柳案的主張合於法院的判決，日本政府若強將我們十人起訴，將一定會敗訴。於是拘留了我們三天之後，全部釋回，以不起訴處分來解決這個問題。從這點也可以看出日本司法的完全獨立。」 　　「一九七０年，全世界的台灣獨立運動團體－－日本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台灣自由聯盟共同合組了台灣獨立聯盟（以下簡稱聯盟），總部設在美國。聯盟成立沒多久，即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盟員黃文雄槍擊蔣經國事件。」 　　關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活動情形，黃昭堂指出： 　　「遠從台灣青年會時代，聯盟在日本的主要活動是遊行示威與抗議，特別是每年二．二八的示威活動。一九七０年蔣經國訪美返台途中，經過日本，聯盟準備向當時蔣政權的大使館發動示威，日本政府事先得知消息，強制我們不得在大使館區域遊行示威，我們即向法院提出控訴，法院還在半夜特別加班，開臨時法庭受理此案件，結果判決外國人可以在大使館區域進行示威活動，因為我們這個行動，也等於是打破了日本一貫的保守作風。」 　　「日本靠近台灣，進進出出的台灣人很多，國民黨對日本的台獨組織非常敏感，一時間，曾派大量特務進行跟蹤、滲透、破壞。還有一點，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向來不庇護從事政治活動的外國亡命組織和亡命人物，因此在日本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必須忍受好幾層的辛苦。但是，還是有不少同志一直到現在依然堅持著立場，他們的名字我不便講出來，但眾所皆知的就有許世楷、林啟旭、侯榮邦、張國興、周英明、金美齡、吳進義、宋重陽等人。很可惜的是，為獨立運動鞠躬盡瘁的王育德教授、吳枝鐘醫師及張春興醫師等人，沒有看到台灣的獨立就去世了。」 　　「一九七五年起，我再度擔任了八年的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其後由許世楷繼任委員長。一九八七年夏，『台灣獨立聯盟』改稱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是年，許世楷繼張燦鍙之後，擔任總本部主席，繼續帶動整個世界性的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從以上，讀者應當會對作為一個台灣獨立運動者的「黃有仁」的「專門」有基本的了解。以下，我們就是作為一個學者教授的「黃昭堂」，有關他的台灣史觀及台灣民族論的看法。 建立「台灣人史觀」的歷史研究 　　「很少有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寫台灣史，大部份的人都是站在漢族主義立場來寫台灣，還有不少的人站在日本人、中國人立場來寫台灣史。 　 　　因此，我們的台灣史研究應該建立在「台灣人史觀」上面，換句話說，應站在台灣人立場來解釋過去台灣歷史上發生的種種事實。王育德教授著的『苦悶的台灣歷史』、許世楷教授著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林啟旭先生著的『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都是站在『台灣人史觀』之上的優秀台灣史著作。」 　　黃昭堂比較有系統的台灣史著作，論文除外，共出版了三本單行本「台灣民主國研究」、「台灣的法的地位」以及「台灣總督府」。 　　關於「台灣民主國的研究」，對黃昭堂來說，有兩項特別意義，一方面它是黃教授的博士學位論文，其得學位的過程也相當富有戲劇性，提論文的截止日期的前日，他因柳文卿事件，被抓進東京警視廳裡，因此這本論文是從警視廳交出去的，這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當時他的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本學界的肯定、重視，馬上就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這是東大出版會首次出版由外國人撰寫的博士論文。還有一點也是他深以為傲的，當時東大給他的博士學位證書上，國籍一欄寫著中華民國，他立即退回證書，並要求國籍更改為台灣，否則絕對不接受學位證書。後來東大為此召開全校教授會議討論此事，結果接受了他的請求。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東大的開明作風。以後，東大對於台灣來的留學生，學位證書的國籍欄上，皆尊重他們個人的意願。 　　黃教授第二本的台灣研究專書是「台灣的法的地位」，在這本書上，他所要講的是台灣並不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基本上是台灣人的領土，至少台灣的歸屬至今未定，所以要決定台灣的將來，須尊重台灣人的意願。此外，這本書的獨創之處，是他用國際法來解釋台灣史，在方法論上是前人所沒有嘗試過的。 　　黃昭堂有關台灣研究的第三本專書是「台灣總督府」，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描寫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書出版後，出版社立刻把這本書列入「日本史叢書」，這在日本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台灣獨立就是台灣民族獨立 　　關於一直引起爭論的「台灣民族論」，黃教授也提出了他個人的看法： 　　「我參加台灣獨立運動，有一個基本的思想，台灣獨立就是台灣民族的獨立，台灣民族是獨立於大和民族之外，也獨立於中華民族之外，更獨立於全世界各個不同民族之外，也就是說，在台灣已有一個台灣民族的存在。 　　台灣民族到底包括那些人，我是認為它包括第二次大戰前在台灣出生的人及其子孫，換句話說，它包括了福佬人、台灣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各族，這是初期的台灣民族主義思想。後來，在海外也有戰後來台大陸人的子弟，參加了台灣獨立運動，可以說到了一九七０年代，台灣民族已包括在台大陸人二世，至此，台灣民族主義已有很大轉變，凡是認同台灣的人即是台灣人，即是台灣民族的一部份。尤其到了一九八０年代後，鄭南榕公開站起來鼓吹台灣獨立，這表示在台大陸人二世對台灣獨立的要求愈來愈明顯，因此可以說到了一九八０年代後，台灣民族包含在台大陸人二世的說法已經有相當確立性。」 　　「對於『台灣民族』這個字眼，我知道目前在台灣有不少人會反對，不贊成提出『台灣民族主義』這個名稱。今天在台灣，大家一聽到『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時，似乎部不覺得奇怪。事實上，真的有『中華民族』的存在嗎？答案是沒有。『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是孫文於一九一一年創造的，到了今天只不過經過七十七年，大家對這個名稱，似乎都沒有抵抗感。『台灣民族』這個名稱是在一九二四年誕生，而實際上『台灣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民族』這個名稱產生後，至今也有六十多年歷史，到現在在台灣還是無法普遍化，但是我相信台灣民族主義的思想會愈來愈強大，因為『民族』（Nation）這種東西本身就是一種建國運動，台灣人不想被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唯一的一條路，只有獨立，只有建國，這就是一種民族主義（Nationalism）。」 台灣獨立建國必成論的自信 　　談話到此，黃昭堂又繞回到他的「專門」，他提出他的台灣獨立建國必成論。「要阻止台灣獨立建國的，有兩個勢力，而且只有這兩個勢力。一個是在台灣的國民黨內的一千多個幹部，他們為了維持他們的特權，只好維持中華民國體制，儘量去壓迫台灣獨立建國思想與運動。」 　　「另一個抵制台灣獨立建國的勢力，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年來，中國政府常說如果台灣投靠蘇聯，或者製造核子彈、宣佈台灣獨立的話，它即出兵攻打台灣，這表示中國政府很怕台灣走向這三條路。但是，中國如有能力攻打台灣，台灣即使不走這三條路，它還是會來攻打。反之，中國沒有能力來攻打台灣時，台灣即使走這三條路，它還是不會來攻打。關於台灣走蘇聯路，這對台灣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台灣的安定和繁榮是靠國際貿易來生存，蘇聯沒有那麼多的貿易量來和台灣交易，國民黨根本是利用中國和利用這三點來嚇唬台灣人，國民黨不也是在製造核子彈嗎？最近的張憲義事件即是一個證明。國民黨它自己也不相信中共會以這三點為藉口來攻打台灣。」 　　「台灣人已經漸漸有了自信，這種自信一定會走向獨立建國之路。只要台灣人繼續發展獨立建國的意願，台灣獨立建國一定成功。」 　　和黃教授告別的時候，已是夜幕低垂，當車過多摩川時，一陣寒風吹來，令我不禁打了幾個冷顫。但是，黃教授炯炯發亮的眼神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腦際，而「只要台灣人繼續發展獨立建國的意願，台灣獨立建國一定成功」，簡短有力的結論，也不斷的在異國夜空中迴盪，久久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