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何以「整肅」雷震？ 1988.04.25 雷聲週刊 詹大成 　　最近，司法院副院長汪道淵，曾對新聞界表示，當年雷震案發生時，他正好是國防部覆判局局長，自認與雷震初審案關連不大。汪道淵對於外界的某些傳言力加澄清後，特別談到了近日一連串的翻案風，大家幾乎都將箭頭指向老總統蔣介石。他很不以為然地認為，國家元首日理萬機，不可能事事處理。如果都將不當的處理結果，推給最高當局，未免太不「厚道」。 翻案矛頭不得不指向蔣介石 　　今天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汪道淵不但有權利發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許多人都十分歡迎他以當事人或以接近權力核心的人士澄清事實真相。不過，汪道淵絕不能僅要求大家去看當年的起訴書、判決書及調查報告，以瞭解所謂的事實真相，因為目前已有太多的事實證明那些東西完全是「睜著眼說瞎話」。 　　至於汪道淵認為近日一連串的翻案風對蔣介石父子不太厚道，另外也有人耽心如此發展下去，將有動搖國本之虞，則非許多有識之士所能苟同，其理由如下： 　　一、在幾十年來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任何敏感事件，莫不在蔣介石父子的直接控制與指揮之下進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作主，有關的黨政大員充其量只不過是許多冤案、錯案的「幫凶」而已，怎能不讓翻案的矛頭直接指向蔣介石父子？ 　　二、明明已知許多冤案諸如孫立人案、雷震案都是蔣介石父子的「傑作」，但社會廣大民眾只是希望瞭解事實真相，並還當事人清白而已，並無追究蔣介石父子責任的意思。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包括最激烈的政治反對人土在內，都還沒有提出遷走中正紀念堂以讓出台北市最精華地段的主張，可見廣大民眾對蔣介石仍然極為「厚道」。當然，蔣經國晚年的表現，尚稱良好，也是大家「厚道」的原因之一。 　　三、一位權力核心的要員近日私下指出，不可否認的，政府遷台之初，確曾冤殺與錯殺不少無辜而善良的人士，主要是當時的中共間諜實在太多了，難免會有「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心理。辦案人員長期在這種觀念的薰陶下，碰上孫立人案、雷震案等，也就難免比照辦理。如此作法，雖然極為不當，但對台灣的安全而言，仍不無貢獻，奠定了近幾十年來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的基礎。姑不論這種說法是否完全正確，至少比汪道淵的說法較能為人所接受。 一連串翻案風的政治意義 　　四、近日一連串的翻案風，對當事人而言，固然在還其清白；就一般社會大眾而言，主要是想瞭解事實真相以滿足其好奇心理；然而，關心未來政局發展的有識人士，則另有更深一層的看法。據一位政治觀察家說，這一連串的翻案風，在於檢討過去，警惕目前的當政者，千萬不可胡作非為。否則，將來必遭批鬥，因為連政治強人都逃不過社會大眾批評的命運，遑論其他？所以，希望當今有權的人士，不要企望當什麼「政治強人」，真正能夠發揮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服務人生觀」，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如此一來，這一連串的翻案風，自將別具意義。 　　雷震夫人宋英女士，最近正式向監察院提案，打算為雷震討回公道。其實。這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因為雷震被人誣陷而入獄達十年之久，幾乎是國內外眾所周知的事實。如果深入探討蔣介石為什麼要如此「整肅」雷震，或許更有意義與價值。 當權派對民主有不同的辯解 　　蔣介石雖然口口聲聲宣稱為三民主義的信徒，並矢志推行民主憲政，但實際上似大異其趣。據指出，軍人及情治系統人員在這位國民革命之父的思想長期薰陶下，每當辦案時遇到有讀書人指責其不符民主程序時，他們會說，民主有不同的解釋與看法，其中竟然有人恬不恥地說：我們是「主」，你們一般民眾就是「民」，兩者合組一個社會時，你們這些民眾必須聽從主人的指揮與命令行事，便稱之為「民主」；如果稍有違抗，便是「反民主」，應該得到應有的懲罰。 　　這種說法，乍聽起來。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在一般人看來，即使果真出自情治人員之口，也絕不可能是受到蔣介石父子的薰陶所致。但是，一位瞭解蔣氏家族成員平日行事的政治觀察家指出，這正是他們數十年來的心態，無論他們做什麼事情，是否合法，均在所不計，只要他們高興，即使違法，大家也要毫無異議地支持與擁戴，否則便是反民主，也就是「叛亂」，應該接受最嚴厲的制裁。 　　蔣經國宋美齡都搞「小組織」 　　雷震追隨蔣介石多年，居然沒有能夠瞭解到蔣介石的這種性格，竟膽敢批評蔣氏家族成員的「非法」行為，特別是雷震在「自由中國」為文抨擊救國團的成立，將矛頭對準蔣介石的愛子蔣經國。如此在太歲頭上動土，自然會被打成反民主與叛亂的悲慘結局，可謂「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 　　大家知道，救國團成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竟然沒有依法向內政部登記，純粹是一個十足的「非法」組織。其如此「非法」的唯一憑藉，就是其創辦人為蔣經國。如果換成其他任何一個人，都會因為搞非法組織而被控叛亂入獄。試想孫立人案的「罪證﹂，竟是派員聯絡軍訓班畢業學員的感情，可見一斑。由此可知，在蔣介石父子的心目中，只有他們家族成員，可以搞小組織，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甚至連批評他們搞非法組織的權利都沒有，否則就是反民主與「叛亂」。蔣經國搞一個救國團來培植班底，凡出身救國團的從龍之臣，近幾十年來，莫不飛黃騰達；而蔣夫人則搞一個「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作為地盤，一幹那個主任委員就將近四十年，成為「萬年主委」，比起「萬年國會」，毫不遜色，而且在過去不容任何人批評，否則就是「叛亂」。雷震居然敢公然主張撤消救國團，怎麼還能說沒有涉嫌「叛亂」！ 救國團「非法」存在近二十年 　　不要說蔣經國所創辦的救國團早年是非法組織，就是到了民主開放的今天，救國團所有的分支機構及許多行為仍是非法的，只是主管官署及社會大眾在過去政治強人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罷了！ 　　蔣經國所創辦的救國團，一直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非法歲月，才在一些人士的勸說下，勉強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向內政部以社會運動機構登記備案，並依據行政院以台教字第二九五三號訓令，頒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於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差不多經過了二十年之久，才算勉強合法了。不過，仍有許多不合法之處，現在隨便舉出幾點如下： 　　一、依據法令規定，人民團體在各省市及各縣市的分支機構，都要分別申請登記，唯救國團根本目無法紀，對這些法令規定視若無睹，不但在各地普設分支機構，而且還在各學校設置團務指導委員會，控制學生的思想與活動。 　　二、救國團廣設各種補習班，既不依法向教育主管官署登記，又大量逃漏稅捐。至於非法經營遊覽車、旅行社、旅館等營利事業，與民爭利，形成國內最大的「特權」，其憑藉就是蔣家字號與商標。 　　或許有人說蔣經國創辦救國團是在照顧青年，並無斂財情事，不可過份苛責。假如說可以成立，則今日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假照顧青年之名私設大學、旅行社、公司而不必依法登記？其理甚明，不容巧辯。 　　類似事件。就是一年前，恐怕也不能暢所欲言，否則，就有涉嫌「叛亂」的可能。但是，雷震這位先知先覺者，竟在三十年前就膽敢指責蔣經國創辦救國團的不是，其結局早已不問可知。 雷震竟膽敢反對蔣介石連任 　　雷震不但敢批評蔣經國成立救國團的不當，而且還敢反對蔣介石違憲連任中華民國第三任總統，使得蔣介石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自不能不著手「整肅」雷震的行動。 　　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自由中國」第二十一卷第十期，刊登了一篇唐德剛所著「羅斯福總統究不敢毀憲」的文章，主要是針對當時國內爭論總統應否違背憲法規定繼任連任的問題而發。那篇文章在敘述美國總統羅斯福企圖毀憲而招致沒趣的一段史實之後，寫出了下列兩點感想：一、它說明了一個雄才大略的政治領袖，都不太喜歡權力分立的民主憲政體制，不僅袁世凱要毀憲，就是號稱一代民主宗師的美國羅斯福總統也有狗急跳牆之時；二、這個故事同時明白告訴大家，民主憲政的推行，不能靠當權者皇恩浩蕩的「賜予」，而是它要建築在全國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或「委員」們對憲政的認識之上。如果當時的民主黨人，也是一批只知攀龍附鳳，只知不擇手段打擊政敵，而對民主憲政一無所知的飯桶和黨棍，則羅斯福恐怕也早已變成了斯太林而為千古罪人了。 　　像這樣發人深省的文章，當然不能見容於蔣介石對於「民主」的認知與度量之上，雷震逐步邁向所謂的「叛亂」而入獄，對於瞭解當時政治環境的人士而言，絲毫不足為奇。 雷震的反共理論優於蔣介石 　　雷震不但積極倡導民主觀念，而且還結合一群知識份子，諸如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毛子水、戴杜衡、聶華苓、羅鴻詔等共同努力，自然更引起蔣介石總統的疑懼。 　　實在說，雷震的反共方法遠較蔣介石所採行者有效。雷震所謂的「反攻無望論」，是指軍事反攻絕無可能，因而雷震主張以民主反共。如果蔣介石能夠接納雷震的反共意見，則中共「文革十年」便是國民黨重返中國大陸的最佳時機，惜雷震當時早已入獄，國民黨也就痛失良機，如今恐怕機會難再。 　　後來，國民黨似乎在這一方面有一點想通了，不再強調軍事反攻，甚至主動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豈不間接證實雷震確有遠見？當初以雷震倡言「反攻無望論」而將他打成「叛亂犯」者能不汗顏？ 　　其實，「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仍然是國民黨自欺欺人的口號，一方面由於大陸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而老年人對三民主義又乏好感，另一方面對國際人士則毫無號召力。所以，雷渝齊今年一月四日赴港與中共「新華社」代表黃文放「懇談」中國統一問題時，便以「自由民主均富和平統一中國」作為號召，深獲國際人士好評。據了解。國民黨某些大員深受雷渝齊此次行動的鼓舞，已有不少人主張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改為雷渝齊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均富和平統一中國」的口號。倘果如是，不難看出政治強人消失後的好處，某些國民黨大員的思想已不如過去那樣「僵化」。由此更可看出，蔣介石父子的智慧與容人的雅量，尚遠不及當前某些要員，否則，雷震民主反共的理論與行動，或許早已成功，現在也用不著在台灣耽心什麼「統」「獨」之爭了。就民主反共這點而言，雷震無疑是一位先知先覺者。 「自由中國」影響力太大惹禍 　　「自由中國」發行量的龐大，也是雷震案爆發的主要因素之一。據了解，當時「自由中國」的發行數量，每期已高達八千本，影響力相當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閱讀「自由中國」者，為數極為可觀，幾乎已到使得最高當局寢食難安的地步。 　　每期八千本的數量，在現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三十年前，卻十分驚人。據指出。現在號稱每日發行百萬份的兩大報，當時的影響力，可能尚在「自由中國」之下。中國時報前身的徵信新聞在三十多年前創刊時，是以油印發行，據說創刊號只賣出四份，而聯合報在創刊後三年時，每天才賣出一萬份。至於雜誌的傳讀率，遠較報紙為高。所以，「自由中國」每期銷售八千份，實已較當時許多報紙的影響力更大。對於這樣一份具有影響力的反對派政論性刊物，當局或許只有去之而後快了。 　　幾年前，林正杰在辦「前進」周刊時，經常遭到查禁的命運，有人詢其緣由所在，林正杰曾經回答說，「前進」每期可以銷售一萬二千本以上，這已超過了國民黨可以容忍的極限，因而經常加以查禁，期能阻止其生存下去。如果林正杰所言屬實，則雷震被「整肅」，也就其來有自了。 　　當然，雷震被控「叛亂」的近因，毫無疑問是積極籌組「中國民主黨」，特別是他不斷與本省籍政治人物來往，共同組黨，犯了當時政治上的最大禁忌。 今日亂局蔣介石難辭其咎 　　國民黨政權遷台之初，對本省籍人士相當疑懼，甚至一度不准本省籍青年投考陸軍官校，而只准進入空軍官校與海軍官校就讀，其心態可見一斑。然而，雷震卻具有遠見，他認為推行民主憲政的先決條件是「政治本土化」。他的這項觀念，可以說是李煥的祖師爺。然而，李煥深受其利，而雷震卻因此而被誣控「叛亂」，其有幸與不幸，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如果當時不抓雷震入獄而讓「中國民主黨」成立，至少會收到下列兩大效果： 　　一、由於大陸來台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組黨成功，絕對不會出現目前這個純粹「本土化」的民進黨，更不可能出現今天令人頭痛的「統」「獨」之爭。所以，今天因統獨之爭而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蔣介石總統實在難辭其咎。 　　二、一個健全的忠誠反對黨早已出現，不但台灣的民主憲政已經步入正軌，而且可能在中共「文革十年」時期以民主進軍大陸，獲得了成功，徹底解決了中國的問題。 雷震主要是因籌組新黨入獄 　　可惜的是，雷震在籌組反對黨的最後階段，已被情治單位牢牢盯住。據說，雷震等人在當時台北市衡陽路附近的新蓬萊飯店聚談時，其談話內容立即就被情治單位完全知悉，並上報最高當局。當局得悉新黨即將成立時，乃不得不先下手為強。可是，國民黨方面卻否認是因雷震要組黨而抓他入獄，唯幾乎沒有人相信國民黨的這種說法。 　　於是，在雷震、傅正二人被捕之後，籌組新黨人士李萬居、高玉樹曾發表聲明：「……我們對雷震、傅正兩先生之被捕，深感驚異，雖當局一再聲明彼二人之被捕，係由於「自由中國」言論涉嫌叛亂，而與籌組新黨無關，但衡以下列事實，我們對當局此項聲明實難置信：１．台灣警備總部逮捕雷震所引起之文字多係『自由中國』早經發表者，是項言論如有罪嫌，當局何不早依出版法予以處理，而必須於新黨成立前夕採取行動？２．雷震、傅正若只因『自由中國』言論涉嫌，在逮捕彼等時，何以將存於自由中國社及傅正處之有關新黨成立宣言及其他文件亦一併搜索而去？雷震為籌組新黨主要負責人之一，傅正為籌組新黨之秘書，今竟同時被捕而猶謂與籌組新黨無關，其誰能信？……」從這段聲明之中。就更能道出雷震被羅織罪名而入獄的主要原因了。 蔣介石直接介入應可認定 　　雷震究竟是否被羅織罪名，只要從軍事法庭不准他和誣攀他的劉子英對質一事，便可獲得充分的證明。同時，又拒絕雷震辯護律師梁肅戎一再要求與劉子英談話，顯示出當局的「心虛」。僅此一端，便可使真相大白，其他均已無關重要矣！ 　　至於蔣介石總統是否直接介入雷震案，截至目前出土的資料顯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監察院調查小組要見雷震竟由於未獲蔣介石總統同意而告功敗垂成。 　　今日探討蔣介石總統「整肅」雷震的緣由，在時機上是十分合宜的，主要是當年許多當事人目前仍然健在。如果有所不實，他們自可引經據典地加以澄清，讓後世子孫能夠真正明白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處的政治環境，而引以為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