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16自由時報
記者許明禮／特稿

　高雄市與台南市代表我國角逐二○○七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主辦權，以一票之差飲恨，這也是我國繼二○○二年亞運、二○○一年世大運後，第三度爭辦國際大型運動會失利，這三次受挫都和中國的阻撓、打壓有極大關係。

　在奧運、亞運、世大運和東亞運四大國際綜合運動賽會中，世界大學運動總會（FISU）獨立自主性最高，最不易受政治力干預，且前大專體總會長陳太正又是FISU二十二名執委之一，台灣在這個國際組織擁有相當影響力。

　因此，世大運也是我國突破中國全面封鎖，開拓國際能見度的最佳管道，體委會從一九九七年掛牌成立以來，始終將爭辦世大運視為重要施政目標，就是這個道理。

　一九九七年，我國首度申辦二○○一年世大運，當時南韓第三大城大邱和高雄市條件最佳，出線的機會最大，就在投票半年前，南韓爆發金融風暴，無力負擔三百萬美金回饋金，大邱市有意打退堂鼓。

　中國一看苗頭不對，緊急開會研商對策，為全力防堵高雄市取得世大運主辦權，過去從未表態爭辦的北京市，竟半路殺出，硬是加入申辦行列。

　在決戰前夕，體委會政策決定，在不負擔鉅額權利金前提下，努力爭辦到底，但是最後主辦權卻落入承諾大筆回饋金給FISU的北京市，中國的「陽謀」再度得逞。

　此次二○○七年世大運主辦權爭奪戰，大專體總刻意保持低調，出發前也相當保密，深怕中國又來攪局。在國際社會上，對台灣打壓不遺餘力的中國，才辦過二○○一年世大運，自己不能再跳出來爭辦，但仍使出渾身解數，公開為台灣的主要競爭對手曼谷拉票，檯面下更是各種小動作不斷，許多國家畏於中國的惡勢力，最後不得不臨陣倒戈，使台灣功虧一簣，再度失去主辦國際運動賽會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