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1.17自由時報
◎王逸峰

　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的忌日，一個幾乎被遺忘的日子，卻彷彿成為台灣泛藍政客的「D-Day」（諾曼第反攻日）。不論在蔣經國的靈前，或是各式各樣的統派頻道，透過現場的轉播映入眼簾盡是「族繁不及備載」的「謁陵遺族」，傳入耳內全是懷念蔣家統治的復辟論述。其中，國民黨更把蔣經國統治台灣的期間美化為「那段充滿希望的日子」，真是肉麻至極，不知所云。

　統派媒體吹捧蔣經國其實不是始於今年，事實上前幾年，即使李登輝尚在掌權階段，聯合、中時兩報每逢一月十三日，就猶如「神鬼附體」起乩一番。如果我們詳加觀察，這一次泛藍陣營想藉蔣經國的神主牌召回昔日的好光景，恐怕不見得佔到多少便宜，卻反而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給更多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朋友清算蔣家的歷史功過。近日來許多文章已逐漸梳理出一些史觀的輪廓，包括蔣經國的改革究竟是「被動」還是「主動」？蔣經國昔日「特務頭子」的角色是什麼，以及美國當年如何看待蔣家在台的統治手段等等。事實上，國民黨愈擴大紀念蔣經國，將愈挖掘出更多的史料（包括李前總統的筆記）。依筆者看，這種演變對欠缺歷史清算的台灣其實利多於弊，至少諸如「那段充滿希望的日子」這種鬼話將不攻自破。

　蔣經國統治的那段日子台灣人究竟能有什麼希望？敢有什麼希望？試想若非黨外人士提出人道的訴求，老兵返鄉有希望嗎？若非黨外人士前仆後繼，組黨有希望嗎？若非刺蔣案發生，一槍驚醒這位老蔣的接班人，「吹台青」有希望嗎？若非江南案的發生，國際壓力紛至，我們能寄望他會向外界表態「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班」的承諾嗎？我們能有「台灣之子而非蔣家之子」統治台灣的希望嗎？若非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萬年國會難道有全面改選的希望嗎？

　在美麗島事件之後，一直到民進黨組黨之前，台灣其實是處在「苦悶對抗」的年代。苦悶的政局之所以有轉機，國際局勢是一個觀察的重要指標。

　蔣經國生前最後的幾年其實全球政局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台灣鄰國菲律賓的「人民力量」推翻馬可仕政權，南韓如火如荼的反對運動及慓悍式的街頭抗爭，想必也帶給蔣經國莫大的「啟示」。如果對照後來的東歐共產體制的崩潰及「蘇東波」浪潮，當年的這股民主化火苗乃是大勢之所至，想必讓蔣經國確實體悟到「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此蔣家以「國情特殊」為戒嚴藉口及長達四十年的統治體制崩潰乃是遲早的事。平心而論，如果國民黨要替蔣經國「包裝」其實不需多言，只要承認蔣經國是「識時務者」即可。然而統派人士卻採取了「批李捧蔣」和「李蔣相比」的策略，不僅不高明，更加深了很多台灣人心中的疑慮。

　其中最適得其反的有兩種代表性的論調：第一、李登輝不是蔣經國心中最理想的接班人，蔣最屬意的是孫運璿；第二、蔣經國晚年，桌上經常擺一個「忍」字，意即面對民主化及本土化的浪潮要「忍」，不能動氣。

　我們且來看看這兩種論調：第一種論調恰恰反應出，在統派人士的想法「李登輝」只是做給台灣人看的省籍平衡樣板。至於第二種看法更露骨地凸顯出蔣經國晚年因應民主化的作為是「心不甘情不願」。（所以才要忍嘛！）試問，這兩種論述的基調究竟對蔣經國的歷史地位是褒是貶？統派陣營用這麼拙劣的手法紀念蔣經國實在夠笨！不過話說回來，這兩種想法也是貼近事實。也難怪乎李登輝前總統在「執政告白實錄」一書中坦承在他剛接任總統的兩年內，其實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他太了解整個國民黨舊勢力骨子裡在想什麼，也太了解「既得利益」的集團不可能這麼輕易就 把政權本土化。

　果不其然，蔣經國死後不到半年，這批徒子徒孫就「忍」不住了。台北街頭於該年五月爆發了最大規模的「五二○」農民遊行衝突事件。在當時的新聞報導中，據傳還有部份黨政高層提議恢復戒嚴。之後的兩三年，由國民黨舊勢力所主導的政治迫害並沒有銷聲匿跡。例如：蔡許台獨案（蔡有全、許曹德）、鄭南榕自焚案、獨台會案、黑名單抗爭案。到一九九○年舊勢力乾脆發動赤裸裸的「非主流」vs.「主流」的政爭企圖把李登輝拉下馬來。

　因此，評定蔣經國的功過，除了要看他生前的作為外，還得檢驗他留下什麼殘局給後來的台灣人總統收拾。台灣人即使這麼歹命，卻從不悲觀，一步一步猶如逆水行舟，完成民主化的階段性任務。總之，台灣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外來政權所統治那段「白色恐怖」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這一場「懷念獨裁」的戲碼中最好笑的莫過於有某人把他的「總統夢」寄託一位九十歲的老特工來嗆聲「打人」以拉抬聲勢。對此，想必大眾自有公斷，筆者不予置評。其效果如何，則不妨看看上一回有一位一百多歲的老夫人以親筆信函推薦他的後果！ （作者王逸峰╱南台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