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05壹周刊報導

　當我們控訴中國政府顢頇無能，隱匿SARS疫情，致使全世界陷入巨大死亡風暴的同時，台灣社會也因為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隱匿SARS病例，而捲進後來一連串封院、人心恐慌的巨大漩渦之中。

　本刊記者在和平醫院封院前進入採訪，封院時，亦與一千多名醫護人員、病患與家屬一同留院隔離。因此，我們在現場目擊了封院以來100多小時，因無相關配套措施，院內發生的種種慌亂與無序。當和平醫院變成了和平監獄，官員的無能愛作秀，決策的草率及人性溫暖，都在這裡紛紛現形。

　即使是幾年前，中國的飛彈飛過台灣海峽，橫越台灣上空的時候，我們也不曾感受到像今天這般集體的死亡恐懼。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人們的生活一如往常，雖然台北市衛生局已經在前一天宣布，和平醫院因為出現十六個醫護人員集體感染SARS，將實施兩週緊縮門診，但當天仍有四千多人前往看診拿藥。

混亂宣布封院

　三月中旬台灣出現第一個SARS病患後，一直到四月十五日，台灣才出現二十三個病例。不過，四月二十二日晚上，衛生署副署長李龍騰就提醒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堤，防疫網已經破了，和平醫院要有封院的準備。到二十四日，台灣疑似病例已達六十名，早上七點半，馬英九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中午「突然封院」。

　中午十二點多，一位門診醫師剛看完診，突然聽到院內宣布「和平醫院封閉，所有人員不准外出」。消息傳出，很多醫護人員趁機溜出醫院，十名院內的民眾也逃離，整個和平醫院頓時人仰馬翻，變成集中營。

封院　無配套措施

　當時本刊記者正在和平醫院採訪，於是便留下來，與上千名醫護人員、病患和家屬，一同來經歷這次與死神近距離接觸的事件，並以無線通訊設備傳輸出封院後的真實景象。

　封院指令下達後，沒有機會逃離醫院的醫護人員緊急開會，會中有人建議乾脆把病患集中在一棟，把健康跟不健康的分開，但沒有結論，很多醫師會議還沒結束，就離開會場，趕忙打電話安排家務事。所有的醫護人員心中都在想：「為何封院前都沒有風聲？」

　其實早在曹姓婦女和胡姓男子罹患SARS後，和平院內醫護人員就有預感，但都認為，如果真的封院，也會事先規劃配套措施，沒想到，醫院真的封了，但卻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咒罵　一夜未停過

　當天，記者遇到A棟一位醫師，他是因為當天上午看門診晚了，而成為科內唯一被「關」的醫師。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莫名其妙亂七八糟」。他說：「早在二十二日院內有人感染爆發後，就該封院，但院方不但沒有封院，還一直開放門診！」

　他的妻子也在院內工作，封院後他聯絡不上，又擔心家裡還有三歲小孩，只好打電話請嫂嫂幫忙照顧。

　二十四日是和平醫院員工最難熬的一天。一位女醫師說：「封院當晚又氣又怕，到凌晨四點才能小睡一下；十多坪的空間擠滿了十幾個醫護人員，大家斜坐在椅上，沒人睡得著。」這一夜咒罵聲沒有停過！

　封院其實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已經爆發SARS的醫院內，原本只容納得下四百人的空間，突然擠進一千多人，而且沒有區隔，也沒任何防護器具，有如猶太人集體被趕到集中營用毒氣毒死一樣。

　和平醫院共有兩棟建築，A棟的七一三和B棟的八樓病房都住過SARS病患，醫護人員疑似感染SARS後，都集中在八B病房。封院後，兩邊病房都沒隔離，醫護人員和病患可以自由來去。直到封院第三天，整個院區才開始分區，A棟為安全區，B棟則部分是SARS危險區，並禁止B棟的人員到A棟。

草率　屍體不隔離

　A、B棟的隔離其實漏洞百出。二十六日傍晚，記者走向服務台領便當時，卻被警察攔住：「等一下，這邊要運東西。」幾分鐘後，只見兩個穿著防護衣的男人，推來一張床，從B棟經走道進A棟大廳，再進電梯。床上蓋著四方帆布套，看不見裡面是什麼。一旁的清潔工告訴記者：「有人死了，屍體要送到地下二樓的太平間。和平醫院只有A棟有太平間，B棟的屍體一定要經過通道才能送到太平間。」男人推著運屍床進入電梯後，不到一分鐘，完全沒有再灑消毒水的通道又是人來人往。

　後來記者才知道，B棟死了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自殺，自殺者住六Ｂ病房，是四十八歲的林姓男子，父母、家中印勞都屬於SARS通報待審個案。林姓男子四月二十四日因發燒和肺炎住院，在封院後的第三天（二十六日）下午在病房浴室上吊。記者看到的屍體也許就是他。想到那屍體經過通到時，跟服務台上的便當只隔不到半公尺，不覺毛骨悚然。

　那些便當可是將全部進入A棟人的肚子啊！B棟的活人不准回到A棟，死人卻送來保存，算什麼隔離？

　一位年輕清潔工氣憤地對記者說：「SARS病人死了，為什麼不從B棟就直接密封載去焚化？放在太平間，我們能怎麼辦？」

冒險　清運廢棄物

　這些清潔工是外包公司派來的，他們的薪水低，卻要接觸最危險的東西。一個六十幾歲的清潔工老伯坐在輪椅上，腳踝裹著紗布，與他同樣做清潔工的太太很不捨地說：「昨天人手不足，他被調去灑消毒水，下午扭傷了，還一直工作到晚上。」

　老阿伯說：「有個到B棟八樓工作的清潔工也得了SARS，那樓的護理長也得了，已經被隔離起來。」記者問阿伯會不會擔心，「不要想就沒事了。」他搖搖布著灰白髮絲的頭，笑容有點苦澀。

　二十九日和平醫院增加了兩個死亡病例，其中一位就是那位B棟八樓的清潔工。

　雖然前衛生局長葉金川進駐後，強調兩棟沒有交叉感染，但在封院後第二天，A棟就有醫護人員發燒，送到B棟的急診處觀察，第三天發燒的更多，交叉感染實際上已陸續出現。

長官無能愛秀

　二十五日早上，院長吳康文召集開會。有人很激動地問：「是不是要像電影《危機總動員》那樣，找台戰鬥機把醫院炸掉？」很多人聽了都哭了，院長也哭了。

　這天大家心情很糟，因為大家發現醫院根本沒有把健康跟生病的人區隔，「等於是讓我們自生自滅！」

集合　苦等官員來

　二十七日晚上，院方聽說衛生局長邱淑堤和葉金川要進駐，A、B棟的幹部晚上六點就被集中到A棟十樓會議室等候，苦等半小時未見人影，解散，八點又集合一次仍沒來，九點半又集合，他們來了。

　會場約有二十幾人，大家都戴著口罩，葉金川穿著防護衣，沒蓋住頭，邱淑堤的裝備最齊全，除了穿防護衣和頭罩，還帶著氧氣筒。忙了四天的內科主任質問邱局長：「你知不知道我的人倒下多少？」邱淑堤回說：「你告訴我，我對一對。」內科主任氣憤的接口：「要知道我的人倒下多少，請直接到B棟來看！」

　一位主管質疑：「外界傳說，醫院協會要組團進來協助，但衛生局不答應，是不是真的？」邱淑堤說：「你們自己的事情不解決，誰來幫你們解決？」又說：「我也很怨嘆啊，為什麼是和平醫院？」會議講到最後，邱淑堤的氧氣筒逐漸不足，不斷發出嗶嗶聲。

　會議結束後，也有醫師質疑：「他們去B棟，全身包那麼緊，還帶氧氣筒，第一線的醫師都沒有這麼強的裝備，他們會怎麼想？」

　另一位醫師說：「院長和官方都有瑕疵。剛開始有疑似病例，院方就不該隱瞞，後來媒體報出來，很多家屬想轉院，院長還叫醫生盡量安撫家屬，把他們留下來。醫院為了賺錢，星期三繼續門診，當天有醫師反映，星期四不該再門診，院長也同意，但衛生局長邱淑堤說，沒關係，預約掛號的照看。二十四日行政院突然下令封院，有醫生建議採分級隔離的方式，把SARS病患家屬、疑似病例、與沒症狀分三組，分別送到院外不同地點隔離，衛生局也不同意，結果光對外募集便當日用品就讓行政癱瘓，大家一恐慌爭著到一樓搶物資，有人就這樣變成政策的犧牲品，在混亂的狀況下流通，互相感染。」

物資極度缺乏

　二十五日晚上十點，護士都穿著寬鬆的便服坐在很暗的候診室看電視。有電視看已算不錯，前一天醫院把電視、電話全部切斷。電視裡馬英九說：「醫護抗命，等於敵前抗命。」現場醫護人員立刻情緒激動。

戰役　徒手上戰場

　一位藥劑師氣憤：「敵前抗命是要槍斃，可是那些阿兵哥還有刀有槍，我們有什麼？進去照顧SARS的護士，一開始連防護衣都沒有，只有口罩。我們根本就是被俘虜了。美伊戰爭那些被俘的軍官為了活命，還不是把知道的軍情都講出來。那我們也要說出秘密，院方根本就有問題，上個星期大家就一直在傳，院裡有SARS病人，可是院方一直騙說沒有，現在事情
變成這樣，才要把我們基層的人送到第一線。」

　由於防護衣極缺，若上洗手間脫下，就不能再使用，為了節省使用防護衣，有人索性忍八小時才上廁所。

　從二十四日封院到二十七日早上，感染人數已從八人增加到五十幾人，一位醫師說，其中一層樓的新增病患全是護理人員。疫情擴大，院方終於宣布，「要到B棟的同事，會發給防護衣。」過一會兒又廣播，今天從B棟六樓開始，每個房間發給兩台電風扇和漂白水，教大家消毒，避免互相感染，但這已是封院第四天了！

　二十七日下午二點，漂白水發下來，許多人開始大清掃，二樓眼科的幾個醫生護士到原本封閉，正在裝修中的廁所去掃得一乾二淨。原來她們是拿來當浴室用，她們已經三天沒洗澡了，只好硬著頭皮用冷水洗，幾個護士一邊洗，一邊大叫：「水好冷喔。」「天啊，我們好像跳蝦喔。」

逃離和平監獄

　為了自保，許多醫護人員每天喝「白開水加醋加鹽」、吃中藥，醫院裡流傳著各種偏方，整個醫院也變成一個與世隔絕的大運動場，早上六、七點，許多病患家屬和員工便開始爬樓梯健身，或到頂樓打拳。七樓的平台上大風呼呼吹，可是員工照樣能打羽毛球。羽球被風吹得十分惶恐，其實他們打的不是球，而是在為自己打氣。

逃難　遠離最前線

　更多人想盡辦法要離開這個戰區。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半左右，大廳突然擠進五、六十個醫護人員和行政員工，每個人都提著好幾袋用大垃圾袋裝的行李，從大廳門口排到往中庭門口，很像趕赴安全邊界的難民潮。

　這些人都在等下午往三總的專車。隊伍的前半截是A棟員工，後半截是B棟。雖然院方已宣布要徹底執行分棟隔離，但在B棟的員工還是回到A棟搭車，而且還全擠在大廳。

　雖然，政府每天發布追緝令，要找回和平醫院落跑得十多位醫護人員，但成效不彰。而醫院內，卻有不少莫名其妙被隔離的例子。

　和平總機丁小姐是休假時被叫回來隔離，這幾天因為擔心再家的爸媽，一直睡不著。

　「我媽是癌症病人，情況很差，平常都是我照顧，我爸八十六歲了，身體很虛弱，昨天還拉了一坨大便在褲子上。兩個老人家自己在家，不知道該怎麼辦？」說到這裡，她的眼眶微紅，「等兩個星期後回去，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見我媽最後一面？」

　既然擔心老人家，為什麼還要自動回醫院被隔離？「這是我的工作職責啊。該做什麼，就盡力做好。」

　記者遇到一位門診護士，她今年二十七歲，小孩一歲半，在和平醫院工作三個月。封院那天她正在休假，後來被醫院召回。家人都勸她不要回去，她仍回到醫院。「問題是。很多重症科的醫師都跑了，要我們護士留守有什麼用？門診護士都是非正式員工，一個小時時薪一百八十三元，來上班才有錢，也沒有福利津貼，醫院這樣剝削我們，卻又要我們去賣命。」說著眼眶就紅了。

　這些醫師除了不願回來，還公然的在自己診所看診，絲毫不顧可能將SARS傳給病患的危機。一直到封院的第三天，還有四十九個醫護人員沒有回院，其中李姓特約醫師一直等到二十九日衛生局強調會拘提，才不甘願的的回院報到，到封院後第七天，還有一個醫師、三個護士沒有回院。

無止境的煎熬

　二十八日中午，護士跑來說，我們這層今天要疏散部分家屬和病患，只要醫生檢查沒有感染疑慮的，就可回去居家隔離。這是封院以來，大家最興奮的一刻。幾間登記好要出院的病患和家屬笑開了臉，高興地在打電話。一邊說，一邊打包行李。一個年輕女生忍不住快樂得跳來跳去。

　但是，三點多，護士卻跑來講，不能回家了，大家要先送到陽明的至善園再隔離十四天。一個老阿嬤聽了差點哭出來，接著拿出一長串佛珠坐在床邊，不斷默念阿彌陀佛。護士來為她換藥，她把手放在心窩，一直說：「我心情很差很差。本來要回家，又不能回去了。」老阿嬤因為眼疾住院，她的先生被公司強迫在家隔離，孩子都在外地，很孤單。

轉院　空歡喜一場

　記者用電話與B棟的一位護士聯絡，她說，五天來，病房裡的垃圾都沒有人清理，房間也沒有冷氣，因此她們都把病房的窗戶打開，二十五日第一支電風扇送進來，她們擔心被感染，還是開窗戶。

　後來美國疾病管制局人員進入B棟，逐一巡視隔離病房，教她們如何防制。「專家叫我們關窗，只留天窗八公分的縫，把風扇對著縫吹，這樣可以造成負壓。可是風扇的風根本吹不到窗戶，怎麼造成負壓呢？」專家前腳走，她們後腳就又把窗戶打開。

　不過後來，院方才想到，不能再讓這些疑似病患隨意開窗戶，因此下午五點多，有人才又穿著防護衣，帶著鐵絲，把這些病房的窗戶綁起來。

　護士又說，今天又有政策說她們這些被隔離、但健康的疑似病患必須遷出去，至於遷到哪裡誰也不知道。院方要求她們先洗澡，要全身脫光，只穿送來的防護衣。「但是你知道那種衣服有多麼薄嗎？比衛生紙還薄，穿這樣能見人嗎？」一直到下午五點半，她們還在等院方送一套比較能見人的衣服來。

沮喪　服抗憂鬱藥

　隔壁的小林因為幾夜無法入睡，聽到又不能回家的消息立刻沮喪起來，終於跑去看醫生。醫師說，這幾天很多人都跟他一樣因為焦慮睡不好，雖然醫院昨天開始設立「心理諮商站」，但院內精神科能做專業心理協談的醫師很少，小林最後只拿到幾包抗憂鬱藥鎮定劑。

　小林說：「我們還算是幸福。我曾看到一個去B棟工作又回A棟的內科醫生，同事一發現他，立刻叫出幾個醫生護士，大家很生氣地要他離開。好像在趕流浪狗。這位醫師低頭，一句話也沒說，默默離開。」

恐懼　比病毒還可怕

　小林說：「外面的人怕和平裡面的人，A棟又把去過B棟的人當瘟神。那個醫師雖不該回A棟，但他畢竟是勇敢去為病人服務，大家怎麼會這樣對他？和平的人都不支持自己人，要外面的人怎麼支持。」

　傍晚，護士又說，今天不可能移出去了。問她什麼時候能移出，她說：「誰知道，可能是這幾天吧。但是只要我們這樓有人有疑似發病的症狀，就絕不可能移走。搞不好會十四天又十四天再十四天，永遠的十四天，永遠沒完沒了。」

　夜晚再度降臨，一張張好不容易才笑出來的臉，再度被黑色的憂鬱籠罩。隔壁房一個女生在講電話，她邊哭邊喊：「我快瘋了！」沒人知道，還要被隔離多少個十四天。等待黎明的黑夜，漫長而難熬。

採訪後記

　在無路可逃的和平戰場，面對SARS這個敵人，最可怕的是它令人以為它無所不在，它能利用人當它的凶器，也讓你把自己當作敵人，不斷檢查自己和他人的體溫。

　雖然記者的職業本能讓我遇災難不至全然無助，但當身處和平醫院，藉著感染人數不斷攀升，有時我也會被莫名的恐懼襲擊，擔心十四天的隔離期，會永無止境。我終於瞭解，為什麼有人會說，最令人恐懼的東西，就是恐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