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12 自由時報

《白樂崎專欄》

　台灣實行開放市場經濟已數十年，並且早已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重要成員。近年來，隨著台灣一大部分製造業，尤其是電子業，轉往中國，台灣的經濟輪廓開始產生重大改變。台灣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完成其經濟的國際化。許多業界人士認為台灣產業迅速轉移到中國，是維持競爭力的必要手段，然而，這個現象實質上降低了台灣經濟的國際導向，反而使其更依賴中國。

　民主體制的優點，在於類似這種內部改變都以和平方式進行。但這也意謂著，這些改變鮮少井然有序地發生。台灣企業界在上次總統大選後，突然一窩蜂將製造基地移往中國，即是一例。李登輝前總統主政時，針對與中國的經貿往來所持的主張是「戒急用忍」。

　在一個開放市場社會以及民主政治體制裡，領導者的說服力，而非命令，常常是推動政策的唯一手段。新的政府及新的領導人上台後，台商投資中國的限制頓時消失。除了政府欠缺處理這種根本的經濟變革經驗及才幹，還有政治人物及主要媒體為了政治因素，鼓勵這種產業轉移，而朝野力量勢均力敵的立法院，則延後了一些亟待通過的法案。台灣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差別，在於內部存在對國家認同這項根本議題的分歧。此外，台灣時時刻刻面臨一個幅員廣大、具有敵意的鄰國威脅，而這個鄰國同時又是台商投資的對象。因此，在許多人看來只是屬於經濟自然發展的種種現象，對台灣而言卻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年來的開放，讓台灣民間企業無可避免地想到中國投資，以掌握這個開放的契機。在台海兩岸關係的現況下，這是一項既重要又敏感的改變，若非因台灣國內政治情勢，這樣的改變原本可以對台灣經濟傷害較小的方式處理。

　但台灣的國內政治情勢，令這樣的發展成為不可能。從那時起，試圖在兩岸經貿及安全間維持平衡的努力即未曾間斷，政府在這上面已耗去很多時間，而且可能已經耗去太多時間，而要努力的事情卻還很多。但由於距離台灣下屆總統大選只剩幾個月，能做的事情實在有限，而台灣經濟的現況，將無可避免地會成為選戰的中心議題。

　雖然大多數媒體持續扭曲報導，但台灣的經濟表現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實際上都要來得好。這些東亞國家因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磁吸效應，以及日本、美國及歐洲經濟的遲緩而受創。在新政府上台第一年重挫的台灣經濟成長率，已逐步攀升至去年的三％，並且似乎有可能在今年維持相同甚或更高的水準（若不考量ＳＡＲＳ效應）。台灣貿易額及外匯存底，也都雙雙增加。

　然而，在此同時，政府卻必須擴大財政赤字，以達成預算目標；金融界在打銷壞帳上的成果，雖令人印象深刻，但包括地方金融機構在內的其他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傳統產業已有許多業者將大部分或所有的生產設備搬到中國去，但在台灣仍面臨產業難以升級的困境；失業率也居高不下，維持在令人無法容忍的水準。

　台灣政府已針對這些問題以及重整經濟、提升基礎設施等需求，公佈一連串的計劃，以因應經濟條件改變所帶來的挑戰，這將台灣帶到目前的情況。

　台灣內部大致上並不反對這些計劃。事實上，若對台灣公共辯論的內容有所瞭解，就會發現這些計劃普遍獲得接受。但選民的焦點已經擺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而將在選戰期間成為焦點話題的經濟議題，辯論的焦點將放在現在，而非未來。

　 在這段漫長的選戰期間，除了聳動的事件或醜聞之外，公共辯論將透過媒體，聚焦在「黑金」問題、兩岸關係及經濟上。然而，比起其他議題，經濟議題將成為激烈口水戰的最佳戰場。或許正因如此，公眾對於媒體的注意並非全然的偶然。

　 台灣大多數媒體在新政府上台初期扮演的角色，是企圖說服民眾，台灣的經濟已幾近崩盤，而台灣要復甦經濟，就必須讓台商前往中國投資。這段歷史實在讓人難以有信心，台灣選民能獲得足以讓他們據以決定投票喜好的平衡資訊。

　 過去三年來，有兩個障礙讓台灣新政府不斷受挫。一是朝野力量勢均力敵的立法院，讓通過重大法案變得很困難。另一個障礙則是似乎被偏見支配，時而充滿違反新聞倫理報導的媒體。

　 立法院僵局的化解只能透過選舉，或是產生一股強大的民意，促使立法委員去解決困擾民眾的任何問題。至於媒體的失衡報導，則只能透過政府循其他管道，直接訴諸民眾，以達到平衡。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發言人每天都會出馬。例如，美國總統的發言人，每天都會在白宮舉行例行記者會。媒體會聽他發佈的聲明，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能充分掌握總統的想法。但台灣的情狀似乎不一樣，部分原因是台灣行政體系不同，有總統也有行政院長。然而，參與總統大選的各方，若能直接學習及瞭解候選人在經濟事務上的主張，並從他們的領導人去瞭解可以考量的選項，對於規範媒體搬弄是非，將可發揮很大的效果。 （國際新聞中心吳直耕譯） （白樂崎先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為本報團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