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18 TaiwanDaily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一
告別法西斯—台灣需要歷史大反省
◎孫慶餘
（前言）很多人都覺得台灣很亂，政局亂、社會亂、媒體也亂，探究其因，原來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於過去的歷史、和舊的思維，至今沒有做系統、明確的釐清，結果過去獨裁政權的「毒素」遺害不去，讓反民主的獨裁者形塑成民主改革者，造成社會的動亂和價值觀的混浠。有鑑於此，本報特推出「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專文，邀請政論名家以歷史和社會進步的觀點，為大家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
李慶安謀殺涂醒哲人格，是政客與媒體勾結的迫害事件，在任何民主國家，肯定會引起一場政治風暴及大反省運動。但在台灣，「謀殺」炒作了一星期，言不由衷的道歉及虛晃一招的媒體正義（或社會正義），也只延續了一星期，新聞熱點馬上被「扁宋會」議題帶開。李慶安一伙人的罪惡眼看即將船過水無痕，不久又是「一條好漢」。
國民黨極權統治台灣，發動了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長期政治與思想迫害等殘害人命人權人格的集體或個別事件，台灣受到的傷害難以估計。其中最嚴重的，還不是肉體的摧殘或生命的剝奪，而是社會整體人格價值的扭曲、道德良心的毀壞及法治精神的蕩然。如同弗洛姆說的，法西斯製造了集體的虐待狂與被虐狂。如同漢娜•鄂蘭說的，希特勒讓最平庸的蓋世太保艾克曼犯下最可怕的「平庸之惡」—忠實執行無數屠殺及迫害任務。
誠然，在法西斯共產體制下，台灣的傷害並非獨有現象。但各國在極權壓迫告一段落後，大都經歷一番「歷史反省」，讓人心及社會價值通過衝擊而復歸正道。諸如赫魯雪夫「鞭屍」史達林、中共審判四人幫及「文革大反省」、德國審判納粹及共黨迫害、阿根廷審判軍政府、智利起訴皮諾契等。不幸台灣這點卻付闕如。這使蔣介石在台灣死亡近三十年後，還是「永遠的蔣總統」，宋美齡離開台灣十多年後，還是「永遠的蔣夫人」，圍繞蔣家建立起來的一大堆圖騰、象徵、紀念碑堂、街道還是巍峨如昔，法西斯的主流思想（文化霸權）也依然當道，由當年迫害民主人權的原班人馬及其後人承襲、護衛並使用。
法西斯罪犯以言論免責權糟蹋台灣
也正因為如此，二二八屠殺沒有懲罰（受害者從未正式平反），白色恐怖沒有懲罰，所有法西斯集團的罪行都用人民納稅錢（人民只是無辜者甚至受害者）去補償，代表法西斯罪行的人物至今沒有一個公開道歉。一切理所當然之下，李登輝被侮辱傷害，竟不見公權力起訴；曾文惠被言之鑿鑿指控攜帶巨款潛逃，誹謗及誣告者竟判無罪；涉及黨國時代侵佔國家人民財產的黨產條例，竟遭國親兩黨封殺，並被民進黨立院黨團拿去交換國債付息。
一個沒有是非公理及法治精神的社會，會導致政黨搞惡鬥、國會無是非、立委「拚八卦」、議員言論免責權及媒體言論自由權無限濫用，是完全合乎邏輯及人性的發展。李慶安敢明目張膽謀殺涂醒哲人格，媒體敢肆無忌憚加入謀殺，正說明了後蔣時代由「法西斯無罪」回到「法西斯有理」的歷史辯證進程。在歷史罪惡必須負責的德國，紐倫堡法庭以民主法治審判納粹罪犯。而在歷史罪惡不必負責的台灣，法西斯罪犯卻以言論免責權不斷糟蹋民主法治。
韋伯曾強調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徵是法治。法治使現代制度得以正常運行。而法治要起作用，需具備三個條件：理性的官僚制度、西方意義的公民、非雙重性（雙重標準）的倫理文化。文官如果不中立，只是黨國機器，就談不上理性官僚制度。公民如果沒有來自「市民社會」，熟習自治、法治、公德心、公共參與、自由及責任，國家性質的公民及「公民社會」就難以產生。倫理文化如果形成「內外有別」（對自己人是一套標準，對「外人」是另一套標準），法律就不可能一體貫徹，社群（如政黨、黨國）就會歪曲法律，來迎合自己社群標準。
而台灣民眾已經看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官僚制度只是黨國機器；「市民社會」不斷被打壓限制；公民幾乎無從出現；黨國體制對社會「內外有別」。更嚴重的是，韋伯死前尚未看到的法西斯「文化霸權」，被希特勒、史達林嫡系傳人的國民黨發揮到極致，不但媒體人搞「清一色」，媒體宣傳也搞「清一色」。
沒有懲罰及起訴歷史永遠不會反省文化霸權的目的就是透過宣傳洗腦，讓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如領袖至上、黨國至上、大中國、反民主、反智、反法治、製造喪失本土認同的「新台華」）變成「不證自明」的最高律令。希特勒洋洋得意的「大煽動家更易成為偉大領袖」及「越大的謊言越不容易拆穿」，正是國民黨徒子徒孫尊奉不渝的金科玉律。台灣媒體閱聽人至今享受的「知的權利」，也依然是法西斯控制下的權利。
「公民」與「同志」是兩條路線的發展。法國大革命創造出「公民」，俄國大革命創造出「同志」。共黨、法西斯納粹及國民黨都是「同志黨」。而歷史證明，有「公民」不保證不會出現「同志」，有「同志」則保證會排斥「公民」，壓制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因為代表政治邪惡的「同志」是顯性因子，代表民主法治的「公民」則是隱性。台灣從兩蔣時代到今天政黨輪替，法西斯「同志」的習性作風始終不改，一方面由於國民黨的宣傳洗腦已經深入人心；二方面邪惡的顯性因子沒有通過法律懲罰，根本無法消除。換言之，沒有懲罰及起訴（涂醒哲訴諸法律，已算最溫和作法），歷史永遠不會真正反省，法治不會得到應有尊重，現代制度也不會得到鞏固，更遑論與法治息息相關的民主了。
人類史上，偉大的時代不會自動來到，民主及法治尤其如此。彌爾頓有名的「為英國人民辯護」及「失樂園」，是獨裁者查理一世人頭落地的產物，洛克的「政府論」是光榮革命的產物，潘恩的「常識」及美國「獨立宣言」是獨立運動的產物，法國「人權宣言」是大革命的產物。有大革命及大反省，才會激發出不朽的民主法治及偉大思想。台灣要告別法西斯，難道不需要付出代價嗎？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二
沒有歷史反思就沒有新視野
◎李敏勇
二○○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匈牙利小說家卡爾特斯（Imrekertesz1929—），因作品凸顯個人面對歷史野蠻的專斷時的脆弱經驗獲獎。卡爾特斯主要的創作題材是二次大戰期間的集中營經驗。作為一個猶太後裔，以及一九四四年身陷奧茲維茲（Auschwitz）集中營，之後又被關在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的小說家，他不斷追索在那野蠻歷史中人存活的主題。諾貝爾文學獎的給予，反映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頌詞：一種創作者對於反思立場毫不妥協的風格。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浩劫的主題一直是歐洲最重要的歷史反思。糾葛在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惡行以及希特勒發動侵略戰爭的政治罪過，成為歐洲文化重建凝視的焦點。這樣的凝視幾乎成為戰後歐洲文明批評最重要的動力，促成了政治決算與社會反省。從外部干預的紐倫堡大審，追究納粹德國的戰爭責任，德國被盟軍分割佔領的懲罰；以及內部的德國自我批評，環繞在德國「四七社」作家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七年的文學藝術反思，以及各種省察。這樣的反思迄今仍未停止，卡爾特斯的文學即為例證。他說：「活著，是為了寫作。活著，是為了記錄人類的歷史。」
如果說卡爾特斯的反思是一種被害者的反思，那麼德國「四七社」的反思則是加害者的反思。他們都背負了自己的國家或社會的歷史重負，並且以文化反思去對應重負，尋求意義之光。一位荷蘭作家布魯瑪（IanBuruma）在其著作《罪行的代價》（中譯本《德國與日本的省思》），就說德國人以罪惡感反省戰爭責任和擺脫戰爭陰影。亞洲的日本，被指為以恥辱意識面對戰爭責任，藉著原爆的課題回應戰爭責任。但畢竟日本也有他們的戰後歷史反思，有他們出自社會和文化界的歷史反思。
祖國統治意理 馴服殖民反思
反觀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終戰，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八月十五日這一天被中國的接收者以十月二十五日為光復節取代了。作為被殖民者，並且被動員參加了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的擬似日本人，輕易地被所謂祖國的佔領統治意理馴服了，根本沒有被殖民的歷史反思。而接收統治的中國勢力，他們標榜的「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事實上已被取代，中國人民以革命推翻了他們不要的國家。在這期間，台灣還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許多台灣人精英在中國政治習慣的佔領屠殺中犧牲了。
二次大戰的歷史反思，不管加害國或被害國，不管加害者或被害者，能夠邁向進步的國家和社會，都呈顯積極的觀照和實踐。台灣人沒有機會反思被殖民的歷史課題，即連二二八事件的慘痛犧牲也要到一九八○年代末期，經由民間社會的公義和平運動促進，才在一九九○年代末期得到中國國民黨統治權力以補償方式的金錢處理。
而中國來的佔領統治者呢？他們眼裡的中日戰爭雖然在「以德報怨」的口號中充滿悲壯，其實它成為接收台灣的堂皇藉口；它讓國共內戰的罪與罰稀釋不見了，中國人相互殘殺迫害的惡行也都在從反共抗俄到反共而不抗俄的國策宣傳中消耗消費而不見了。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中華民國」，經歷半世紀沒有反思的統治過程，對照著取代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某些知識分子文化人：一邊是因利益而反共，也因利益而親共；另一邊是因理想而親共，因幻滅而反共。其實充滿諷刺。
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政黨輪替已經二年多了。儘管阿扁總統和民進黨在統治形式上，已經取代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但真正的統治意理呢？所謂泛藍的中國國民黨政治勢力，藉著保衛「中華民國」，事實上都挾持「中華民國」剩餘價值遂行其權力企圖，不斷進行反撲。台灣的民主前途及國家願景其實充滿著不確定性，充滿著一種不交返泛國民黨統治就要被迫交給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惡意脅迫。
中國迷障阻礙 迷惘台灣認同
因為沒有政治決算，也沒有歷史反思。儘管民進黨已經透過選舉形式取得總統職位，統治了這裡的國家，但是這個島嶼二千三百萬人在外來統治權力意識歷經半世紀的教育和大眾傳播影響，台灣的認同問題充滿迷惘，中國的迷障阻礙了建構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視野。在進入「中華民國」的體制後，面對著沒有政治決算和歷史反思的社會條件，選舉形式的考驗不盡然反映政治覺醒。
沒有歷史反思，讓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的許多附和權力台灣人，後來成為戰後中國統治權力吸納對象；沒有歷史反思，某些二二八事件的被害人親屬，甚至參與了戰後戒嚴統治機制。沒有歷史反思，戰後長期的政治共犯結構與利益分贓體系，形成一種特殊的台灣統治權力生態，甚至繼續殘留下來。台灣的未決算歷史，讓台灣走不出歷史的穿結。走不出歷史的穿結，被殖民統治的陰影就會存在著。這種深沉的文化課題不是辦辦活動、弄弄裝飾的表面文化張力可以解決的。台灣需要一種深刻的、全面的歷史反思，一種持續的、建構性的歷史反思。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三
去除中華民國殖民文化形塑真正台灣價值
◎艾 頓
十月九日陳水扁總統訪視鳳山陸軍軍官學校（theChineseMilitaryAcademy，請注意是Chinese不是Taiwanese），主持三軍六校入伍新生團結訓典禮。根據國內報紙及中央新聞社，總統在演說裡高喊黃埔精神。老天，這正是台灣最不需要的。一九二五年，黃埔軍校的建軍，其整個意向與目的，不單只是做為國民黨更是蔣介石的私人部隊，是由一政治派系與軍閥所領導的私人自衛隊。因此所謂黃埔精神云云正是台灣軍隊國家化極力要避免的。
這樣的演講詞怎會交給總統呢？擬稿者對細微處如此不敏感，以致搞不清楚他們所傳出去的訊息？如果總統在事前閱讀了，為何不刪掉老掉牙已無大義的黃埔精神？他絕對可以用一種強而有力的方式勸勉軍隊幹部，為國土而戰，而無需提及一個混浠姑息非常模糊的歷史。
黃埔不在台灣 精神混浠認同
我想這件黃埔精神事件所顯示的，正是台灣上層還被過去所禁錮，或說，被「一個過去」所禁錮。因為很多台灣人所認同的那個過去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黃埔不在台灣－－而是在另一個國家，即中國。
稱中國是另一個國家，不是否定該國是多數台灣人所來自，也不是說，既然台灣人緣自那裡，瞭解那裡就不重要。可是台灣人對三國演義比對自己混亂的過去（比如清代統治時，兩百一十二年間有六十八個造反）還清楚，就很荒謬了。
對識者而言，這種從異國尋找自己歷史，從異鄉尋找自己文化，常見於其他國家。在澳洲，叫做殖民地的卑躬屈膝（colonialcringe），一種被保護民文化對其「主人」的屈服。這是殖民主義的典型現象（想想香港、千里達、紐西蘭的學童學習過去一千年來英王名號的荒謬，即可瞭然）。台灣問題不在日人五十年的殖民，而在中華民國五十年的殖民，這種殖民文化，台灣在許多方面仍明顯可見。
如果你懷疑我，只要回想總統提及黃埔精神，並自問廣東黃埔軍校與台灣有何關聯。好好回想最近慶祝荒謬的國慶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時台灣真正的身份是什麼。以及國防部長湯曜明在四月三十日立法院備詢時說，「我們」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打敗日本，請記住台灣士兵當時是為哪一邊而戰。
簡單的歷史事實是，在一九四五年依二次世界大戰求償條約未決的一個和解，中華民國政府被賦予暫時管理台灣。我以為，自此中華民國就企圖使台灣成為其殖民地。本土被抑壓，中國被稱揚。一九四九年後，無視儒家封建文化尚未在台灣落土生根，而且是十八、十九世紀移民台灣者不要的東西，台灣竟成為中華文化復興基地。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像征服者，台灣人被教育成在各方面都要認同其征服者的歷史、文化與價值－－殖民主義的行為與此一被保護民文化的殖民地性質，並沒有因國民黨政權已無國可歸的事實有所改變，這幾乎可成教科書案例。
所以如果我們談「終止舊歷史，開創新價值」，我們真要談的是這些文論的主旨，即去殖民化，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及其整個展望，形塑自己的身份。
一旦我們辨識到台灣的問題是去殖民化，我們就可以找找其他地方的前例。畢竟，二十世紀後半段偉大歷史故事是，隨著冷戰，從一九四五年的越戰到今年年初東帝汶獨立有將近一百個新國家出現，脫離殖民統治。要注意從殖民主義過渡，不是只在第三世界窮國家。例如澳洲是富裕民主國家，一直要到一九五零年時方從大英帝國的政治與文化的被保護民發展成勇敢自信的社會，更被尊為亞太一強。
塑造國家故事 教導人民認同
怎麼樣有效過渡到後殖民社會？經驗指向創造一個新的國家神話的重要。神話，我指的是一個故事或多個故事，人們藉由訴說他們的社會來認同做為該社會的一份子。我說神話，是因為這些故事很少去比較歷史紀錄核對其正確性。
台灣沒有自己的國家神話，有的是中華民國所強加的，光復節為其歷史謊言的高峰。台灣要創造一個神話，素材甚多。一個投機移民的社會，墾林草創文明，對付、反抗遠方皇帝的貪慾，搶盜土地，氏族血鬥，強者為王；其早期故事在很多方面類似所有國家神話中最強而有力的，美國西部開拓。
再來就是中國放棄台灣，台灣共和國及其叛變（毫無疑問地每個台灣人應該對這些事件細節熟悉，但有多少人能夠？），政治上抗日與文化上拒絕日本，所有殖民主義與其反抗的情節，不一而足。然後來個新主人，即中華民國，其政治整肅與文化壓制，黨外運動及後來獲致的民主勝利，與持續受挫的自決目標。這個故事偉大，令人動容，有趣的事，我可能比我的台灣太太還更為熟悉。
台灣要從這些塑造一個新的國家故事，教導它的人民去認同。這是個龐大的文化教育企劃，已經開始，但必須成為台灣知識階層的主流優先。
還有要做什麼？坦白說，就是一切可以毀掉中華民國文化與歷史霸權的事都要做。這是個大工作，從像改國號的大議題到較小議題像把孫逸仙遺像（還有令人討厭的蔣介石）從鈔票上去掉，到更小議題比如把我住處那邊公園裡蔣經國的銅像移走。要改變的範圍與數量非常龐大。
從哪兒開始？也許從政府政策聲明開始，聲明台灣化，對台灣認同的加強，因攸關國家生存，故為優先政策。然後舉行一系列改革者與會的會議，以決定要怎樣落實，把改革地圖擬出來。
但是，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是形成大改變與深層改變之間的平衡。所謂「大」改變，我指的是廢掉中華民國國家象徵，廢掉仍為中華民國國歌令人厭惡的國民黨黨歌，廢掉具濃厚國民黨黨旗圖騰的國旗，廢掉慶祝雙十國慶，把蔣介石紀念堂改成較令人看得起的場所。完成此一大改變非常重要，因為很多爭論是由此而起。此事龐巨——迫使人們論戰，最後希望達到讓台灣人能夠瞭解做為中華民國殖民主義被欺騙者二流地位的本質，由是鼓勵人們起而加以反抗。
所謂「深層」改變，我指的是特別就教育制度的完全改變，即是將目前設計成培養中華民國好公民的制度，改成培養台灣光榮公民的制度。此事涉及目前課程很多方面一個巨大的再造，涉及激進的去中國化，特別是歷史、地理，以及在教育體制裡，以台灣為中心與強調台灣人的獨特經驗。此非小事一樁，涉及新題材、新教科書、新考試，在某些情況下也涉及新老師。當新的、不同的年輕的一代，取得社會地位後，目前看似異端到那時就自然了。其實這就是在一九六零年與一九八零年之間發生在澳洲的事。
改革訴諸公民 抵制殖民文化
台灣人，厭惡論戰，幾乎可以確定是寧取溫和路線。問題是要有結果就要花二十年，而且要有這樣的結果，是在各陣營對怎麼改變得到了政治結論。這在台灣不可能。因為民進黨政府不能保證二零零四年五月後仍繼續執政，而藍營上台勢必反其道而行。所以「終止舊歷史，開創新價值」的長期計劃應是不可行。
也許先處理大議題為佳。政府會因為選舉將近，以「爭論太大」或「過於分裂」而害怕去做。故而基本上是訴諸公民社會，是訴諸你們，讀了這篇文章的讀者，帶頭來做。讓我們看到一百個公民運動熱烈抵拒，比如說，光復謊言，勸民眾遠離十月十日的慶祝活動，聯合抵制使用兩百元鈔等等…講也講不完。也許我的左鄰右舍甚至可被說服跑去要求移除那座礙眼、令人討厭的銅像。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四
與其忸怩作態不如慷慨獻出！
◎張俊宏
由於陳總統和本黨執政團隊一再地對外宣示：為了建立公平競爭的政黨政治環境，並且還財於民，將積極推動「政黨法」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下簡稱黨產條例）的立法工作。因此，本屆立法院自第二會期開議以來，便為此政黨二法吵吵嚷嚷、爭議不斷，不但立法院為了本案是否應與國債付息案綁在一起而挑燈夜戰，行政院游院長甚至說出「如果撤回（黨產條例），那麼行政院長就不用幹了」的重話。
推動黨產條例追求公義社會
面對黨產即將因為黨產條例的推動而被充公沒收，無論是基於對立的政治立場，還是基於再也無法享受龐大黨產所帶來的各種利益，國民黨人之憤恨難平的情緒，相信眾人皆可理解。但許多人卻無法清楚知悉，明明知道會被誤解為選舉權謀和政治鬥爭，明明知道人民要的是「拚經濟」而非「拚政治」，為何民進黨政府卻仍執意要推動黨產條例的立法工作？
對筆者個人及許多民主運動人士而言，理由其實非常簡單，不過就是對於民主政治與公義社會的嚮往和追求罷了！沒有其他任何特殊的原因。很多人說，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但如果沒有公平競爭的基礎，如何健全政黨政治？放眼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的政黨，哪個政黨像國民黨一樣擁有龐大的黨產？又有哪個政黨像國民黨一樣在政府的特許縱容下包山包海地經營事業、累積資產？很多人說台灣的政黨輪替經驗，是世界少見的政治奇蹟，但筆者要說的卻是，民進黨能夠在政黨資源差距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打敗國民黨取得政權，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奇蹟！
國民黨依恃黨產維持了五十年，最後仍以龐大黨產而敗給一文莫名的窮嗟夫，證明黨產反成為嗎啡毒藥。執政的民進黨審理黨產不只為公平，恐怕更重要的是當家者的責任—幫助在野黨戒毒，挽救在野政黨因黨產而墮落。
台灣人寬容性格不容政客濫用
有人說，清查國民黨黨產是一種政治清算（politicalliquidation），筆者非常同意這種看法，相信台灣社會絕大多數的民眾也認同此一看法，但多數民眾在認定這是政治清算之餘，卻依然堅定支持應對國民黨黨產採取適當的處置，原因何在？這代表了台灣仍然是一個是非分明的社會，代表了台灣社會依然有公義的存在，公義的價值早已深藏在每一個台灣人民的心中。只不過，台灣人民忠厚寬容的性格，卻讓台灣在處理任何歷史錯誤時，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總是卑微地要求對名譽、生命財產的平反，卻輕易放過犯下歷史重大錯誤的罪人，面對二二八事件時如此，白色恐怖事件是如此，未來處理國民黨黨產時恐怕也是如此。誠如陳總統所言，歷史可以被原諒，但卻不可以被遺忘。因此，筆者以為，台灣這種有別於西方社會視追懲元兇為必要之舉的寬容態度，絕不能被不肖的政客所濫用！犯下歷史錯誤的罪人在台灣人民的寬容性格下，已經逃過應被追懲的刑責，如果今天連要求國民黨將不當取得之財產，歸還給國家和人民而都不可得的話，則不知台灣社會是否還有公義可言？
許多國民黨人，無論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還是為了在有限時間內榨光國民黨黨產所存不多的剩餘價值，開始發表一些似是而非、模糊焦點的言論，準備負嵎頑抗，甘為歷史逆流。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包括：國民黨黨產多數係「合法」取得，黨產條例將侵害人民的財產權；又說，黨產條例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最好笑的是，國民黨領導人還公開表示，國民黨黨產對台灣經濟成長貢獻良多。而為了撇清責任，該黨並將黨產帶給國民黨所有的罪過、責任，全部推往前任主席李登輝及其大掌櫃劉泰英等人，卻忘了提造成黨產氾濫成災的源頭，威權時代蔣家父子及繼承李登輝接任黨主席的人也應負怎樣的責任？
丟掉奶嘴煙槍才能長大茁壯
國民黨結束了中國大陸政權的結局是不能再回去，但結束了台灣五十年的政權是建立了可以重返的制度。民進黨以赤手空拳得到政權，靠的是理想和一種氣概，藉著這種在野的精神影響感染了國民黨告別了過去，終結了錯誤，也因此得了政權，國民黨要重得政權恐怕依恃的仍將是這種精神而不再是生養腐敗的黨產。
平心而論華人社會中惟獨台灣完成民主的政黨輪替，絕非只民進黨、黨外台灣人民的功勞，尤其最後能不流滴血和平的完成，國民黨、掌政權五十年的外省族群豈能無功？足以傲世的成就在人類政治史上都屬於開國創舉，史上能創百代先河的開國元勳必有超凡的氣象，有的是在朝者的更新，有的是在野者的倡議，不管在朝在野都必然有遼闊的胸襟和遠識，我們既已完成了「成者為王，敗者不必為寇」的創舉，結束歷史悲劇宿命之餘，更進而達成敗者可為儲君榮替之歷史新律。
過去在野黨能和平執政獲得全民多數的支持，不靠黨產靠的是這種氣慨，我們所擔心的倒是今日在野黨如沒有這種氣概，完成「二次政黨輪替」如果不可能，將等於是換了另一個國民黨在朝，台灣人民一樣看不到輪替更新的希望。
「黨產」是奶嘴、是煙槍，丟掉它，才能長大才能更茁壯，台灣人民不會樂意看到他們的執政者含著奶嘴，也不刻意支持一個躺在床上咬著嗎啡槍不放的政黨。
殷憂啟聖，過去的在野黨在當家的國民黨裡外百般凌虐中長大強壯，今天當家的民進黨如果任由在野黨繼續的在腐敗老化中墮落，失去了可敬可畏的對手，也將很快在權力的傲慢中一起墮落，因此最後筆者願以一位在政黨輪替中始終保持「在野」之身者，具體建議國民黨處理黨產：與其忸怩作態，不如慷慨獻出！相信即刻能獲得全民的喝采。（本文作者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五
改革舊體制讓台灣脫胎換骨
◎黃爾璇
二○○○年五月，台灣首次出現政黨更迭，政權易幟對自由民主主義國家來說，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台灣，則因長期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權體制具有第二次外來政權的本質，且已呈露敗象，所以這次政治變動，實蘊含政治體制改變的契機。
勿陷入舊體制醬缸錯失改革機會
所謂政治體制，主要包含一套以強制力制式化的憲政制度和統治權運作方式，統治分子的構成及其心態，黨軍行政官僚尤其是情治系統的行動模式及自成一格的價值體系，以及國民意志的表現途徑及被塑造和匯集的機制。舊體制面臨必須改變的衝擊，則意味著這些結構功能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新的權力集團，應好好體察這種更迭的意義，不要一味陷入舊體制的醬缸，錯失體制改革的機會。
促成政治體制變動的引擎，有的來自武裝革命，有的則經由和平改革；從其推動者所處的位置和行使的途徑言，也可概分為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革命。二十世紀末期以後，革命性的變動已不一定與較早的革命概念一樣；從近代史開始，發生政治體制重大變動而為大家所熟知的，有日本的明治維新和第二大戰終戰後在盟軍總司令部強行下的改革、二次大戰後列強對瓜分德國的改造以及一九八九年後蘇聯東歐的重大轉變。當然一些採取武力革命的國家，也都發生體制的重大變動，不過現代已難發生類似過去中共、古巴和越南式的大規模武力革命形態。體制內改革，一般而言在進程上是漸進的，難免會遭受舊體制維持派的抗拒，藉機復辟和杯葛；相對的，也可能因為改革分子本身缺乏智慧和經驗，自我迷失於斬獲的權力，忘卻當初追求的理想，終於喪失進入體制改革的初心，變成舊體制的維護者，被舊體制所湮沒。
台灣首次政黨更迭才兩年餘，變革一切尚在進行中，其間所呈現的事象雖尚不足以論政治體制變動的成敗，但其逐漸表露的訊息，則值得注視。回溯執政的民進黨一九八六年建黨前後那段期間，曾出現過是否該「進入體制改革體制」或「進入體制反體制」的辯論。當時反對運動精英熱中於參選公職，認為在當時環境下，唯有參選公職始有可能獲得借力使力的據點。其後在體制層次改革意向方面，1991年提出「台灣新憲法草案」不久，於一九九三年起即修正制憲為修憲路線；嗣於一九九九年五月，為因應總統選舉之需，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企圖將一九九一年十月明確的台獨黨綱含糊化，以應付敵對方面的攻訐，其後更進而由黨大會通過決議，將此項決議文提升為視同黨綱的效力。
執政後的民進黨，除促成若干一般政策層次的更張外，似乎尚看不出進入體制改革體制成果，甚至連過去彰顯民進黨法制新精神的法案，也有意無意地輕易抽手不管。這或許部份可歸因於國會沒有擁有優勢和舊官僚體制掣肘，但有些幹部對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依然無知和冷漠亦有以致之。其實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革，一些事項是不必全靠國會表決達成的。即使要表決，則自立法院第五屆之後當可獲得改善才對，只要行政院堅持，已經有幾次朝野黨過招，豈不都能順利過關。一個有強力改革體制意向的政權，應隨時明確揭示穩定的目標，掌握時機，鍥而不舍地用心耕耘，厚植改革的潛力，而不是搖晃漂浮迎風而舞。
盼民進黨堅守其志擔負改革大任
有體制改革意義而屬最高層次的制憲，雖迄難實現，但若論進步性的修憲成果，近十餘年來可說都是在李前總統運用國民黨機制完成的，諸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和尚待補強的「精省」便是。民進黨執政後遲至今年八月始決定憲政改革的方案，預計一年內完成修憲。惟僅屬立委人數和選罷法的改革層次，其能否順利完成前後配套立法，還有待觀察。其他法制的立法，因受經濟景氣低迷的壓力，乃都在「拚經濟」優先的口號下，將一些與改革體制有關的政治性法案棄養了，諸如政府資訊公開法、政黨法、公民投票法、政治中立法、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總員額法等便是。這些過去民進黨好不容易推動完成一讀的法案，都因行政部門的忽略，祇好讓它逾屆而全歸於零。再如最具清掃舊體制渣滓的人權平反案，雖然陳總統就職時揭示人權立國的原則，並於第一年的國際人權日舉行讓政治受難者窩心的紀念會，雷震案的祕密檔案在國史館努力下也頗有斬獲。但是除此之外，不但林宅謀殺案和陳文成刑求致死案，迄未水落石出；孫立人案也尚未完整善後；二二八事件和戒嚴時期受難者依舊沿用國民黨體制設計的金錢補償方式，沒有像南非追究真相和限期讓加害者出面認錯的措施；他如對大學校園教師的迫害，則因這些事件都無透過刑罰程序的記錄，乃使政府機關得以查無實據推卸惡行，接管過去警總的機關、調查局，以至教育部都還未曾坦然交出迫害的行文記錄。尤有甚者，前年在新政府第二次內閣下，竟然再新增兩件以著作和思想理由禁止外國人入境的案例，相對於讓中國偷渡客源源進入台灣，並讓中尉軍官通過境管系統逍遙叛逃之舉，真是令人不敢想像。這到底是民進黨新政府改革不了舊體制，抑或真的如政情分析家所指，現在台灣是民進黨的中央政府掛名執政而由舊官僚系統統治的體制，這是值得大家深思檢討的。
幸好現在與民進黨政府競爭國家領導權的國親兩黨，都是源於舊體制內部領導權鬥爭而分裂出來的政黨，其本質顯然都不是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其逼迫政府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台灣與中國立即三通之狀，簡直與中共如同一鼻孔出氣；是以將來民進黨很可能還有一段時間繼續接受試煉的機會，不過我們總希望好事求其速，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期待民進黨堅守其志，擔負起改革台灣舊體制的重責大任，讓台灣真正脫胎換骨，其對象範圍最好廣及於舊政治體制衍生出來的社會文化和財經等舊體制的革新。（作者為政治學博士、民進黨建黨秘書長）
「結算舊歷史，重建新價值」系列六
重建國民的歷史建立新價值觀
◎鄭欽仁
(一)在台灣的外來政權自稱中國但被取代 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沒有推翻「中華民國」，但第二次大戰後的1949年10月１日毛澤東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蔣介石丟了國家，率領敗軍殘將寄居於聯軍暫允託管的台灣，但由於韓戰接踵爆發，以及冷戰結構之賜，得以在聯合國維持中國代表權到1971年10月。
1950年代後期，藍孟博（文徵）教授在東海大學授課，談到中國歷史上「正統論爭」在當代已無意義而且不需要，但未料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之處理及第2758號決議文，明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代表，…」
故「正統論」的合法政權之爭不意在二十世紀由「國際社會」的認定而改變；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看到的「因素」，至少我們可以說，歷史家從來就沒有認真檢討過這個「因素」。
(二)台灣人民應以自決權擺脫中國糾纏
但必須聲明的：聯軍委託軍事佔領並不構成台灣的人民、領土與主權可以過渡給中國的原因；其次，「正統論爭」之所以在當代已無意義，是因為主權在民，人民有自決權，尤其在終結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聯合國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1960）」第二條明白指出：「一切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不僅如此，聯合國的「Ａ公約」與「Ｂ公約」也以同樣的文字明白的表示。但主張中國霸權者卻以中國共產黨為後盾，「打著藍旗反藍旗」，要否定國家間所形成的「國際社會」認定的當代價值觀—自決權，並認為中國大陸的人民也有表決台灣前途的權利。但中國大陸的人民並非台灣居民。（即使台灣居民而以「外省人」身分而不認為台灣人的「僑居者」，即在中國歷史上屬於僑置州、縣性質者，每打著五星紅旗在台灣各地示威，理應以外國人驅逐出境。）台灣人民應以國際社會認定的「自決權」擺脫中國的糾纏。
(三)丟棄國號等國家象徵是泛藍黨的責任，不要嫁禍別人
話說回來，自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被逐後，國號以及另外象徵國家的國旗、國歌只能行使在台灣及附屬島嶼之內，但近來國際性的體育運動以及室內研討會早已被國民黨人禁止在台灣國內進行；前者有打著「中國國民黨」身分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後者有該黨立委吳克清在立法院所舉辦的「兩岸商業管理論壇」，「以美觀為由拆下國旗」（見2001年３月11日報紙）。
以上是泛藍黨系統在台灣國內終結「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該集團早已自動終結「中華民國」，蔣介石、蔣經國的後代章孝嚴在1991年立法院報告，謂國家稱呼有七種寫法（參考立法院公報初稿，1991年11月26日出版），該年對拉脫維亞用的不是國旗，而是RepublicofChinaOnTaiwan，顯示這時不用台灣的名號已經不能在國際上生存的事實。
但泛藍黨卻口口聲聲要維護中華民國，一在擺脫政治責任，二者欺騙人民，三者混浠視聽，表面上主張中華民國是中國，而中國的「合法政權」已移轉到北京政權；如此，可以使北京順理成章取得台灣。這種陰謀，在這幾年生效，該黨餘孽與敗軍殘將紛紛投降北京政權；但明明白白的知道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不是由合法民主程序產生的政權，而且還是屠殺中國大陸各族人民的「赤色恐怖」的獨裁國家，但假「中國」之名而投效，振振有詞要「統一」；不僅是阿Ｑ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來日還可以列入「貳臣傳」。
話說回來，應是洗臉革新、反省自己的時候。這些年來若非台灣社會給的恩惠，尤其當過軍、公、教的人吃的是人民納稅錢，皆應該對這塊土地與人民有所回報。如果能知道中國史、台灣史，就知道「捨中國、就台灣」為必須走的路；唯能如此，在生活上安土重遷，在精神上獲得安堵，從此心安理得。
(四)以「中國」為國號，是「近代」以後的事
有人動輒自稱中國人、華人；外國人看來甚是奇怪，每誤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已在上引聯合國的決議文看出「中國」兩字已是代表國號。
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所指的大體上可以說與「中原」地域相若，為省篇幅不在此論述。但「中國」當做國號是近代的事。由於鴉片戰爭以後，清朝不能不進入國際社會，而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國名，只有朝代名，故面臨認同問題。梁啟超為寫這個「國家」的歷史，但不知其「國名」，故討論以「中國」為國名，梁又考慮：「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但還是決定用中國兩字，而其歷史稱作「中國史」。梁之討論此事是在1901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可見近代纔以中國為國名，而所謂「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猶如朝代之名，而後者目前已是「中國」，我人不必以此血淋淋的國家為榮，而應以台灣能建立民主法制的國家為榮。
(五)以土斷政策，去「華人」等稱呼
有人自稱華人，或以此迴避中國人一詞，但若譯成外文，華人等同中國人；何必心虛而不敢自稱台灣人。
台灣人的祖先有來自明朝、清朝，當時「現代意義」的中國還未成立，豈能稱作中國人、華人？若以地域論來源，有人稱閩南人、客家人，在清朝文書中還有泉、漳、粵人及現在各種原住民之稱呼，而在今（10月25日）的立法院，泛藍黨的立委還搞分化，指為「漢族政權」，此原出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只能有漢族當政的構想，竟然否定自己參政之事實，不免自取其辱。若欲以種族劃分亦無不可，但漢族在學理上如何定義，政客們也應弄清楚。
有些政客有意稱自己是中國人、華人，其實是在指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政治人物或一般人民若盲從，會出賣自己。
二次大戰後自中國大陸移居台灣者甚多，「中國歷史」上有「土斷政策」，以現代意義來說，即以台灣為籍貫，共同建立台灣國，這是對本身最大利益；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專家，對這一點最是清楚。但歷史上有許多不認同者，南人被北遷，都落得很慘。
(六)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時代潮流
現代的中國，將王朝時代被征服的民族與領土都納為己有；爾今被看成族群（ethnicgroups）者是有其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民族而不是止於族群，他們要恢復他們的國家，如蒙古人、西藏人、維吾爾人。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時代，強制掠奪者必遭分裂與敗亡，這是中國的前途。
現在被定義的中國史範圍，包括現代「中國」意義之外的歷史上王朝都在內；以漢族觀點的「異民族王朝」，如元、清等等的民族後裔都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土耳其系的突厥的「國」稱作伊利（il），蒙古的「國」稱作ulus，他們本來都有自己的國，現在各民族在恢復他們的歷史，因此「中國史」在解構中。
台灣人民應團結起來重建一部屬於自己「國民的歷史」，這是找回自己在這塊土地上努力成果而架構起自己歷史的行為，而不是始終「喪失自己的歷史記憶」，而靠著「流寓（亡）意識」，停留在稱自己是隴西人、趙郡人、潁川人或泉州人、漳州人、粵人而以慰。總之，解構中國史、重建台灣史，是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時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結算舊歷史，再創新價值」系列七
「本國語言」的過去與現在
◎林玉体
有立法委員在國會殿堂上用英語向行政院長質詢，有留日僑民在總統府的所謂「國慶日」大典中，公開以日語向全國民眾說話；這兩則最近的新聞，都變成爭議熱門的事件，導致於立法院決議，在正式場合裡，要使用「本國語言」。
過去不說「本國語言」會受處分那麼，什麼是「本國語言」啊！台灣人民都極為熟悉，在過去數十年來，處處張貼有「請說國語」的標語。其實那不只是「標語」而已，那是一道命令，違反者是會遭受處分的。學校課程中有「國語」及「國文」課，授課者及學生，「一律」使用「國語」，甚至連上「英語」課，也用「國語」教學，當時的「本國語言」只有一種，那就是「國語」。眾所周知，「國語」就是北京官話，「國語」不包括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任何人要是使用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非但不受鼓勵，且還在禁止之列，目前，立法院已經開放到用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發言，大家還可接受的地步，因為中央民意代表的心胸及觀念已進步到承認該三種台灣人的「母語」是台灣的「本國語言」；國防部就不同了，軍中一切「正式」的用語，是「不希望」用「母語」的，所謂的莒光日教學，非使用「國語」不可，「母語」只能作私下交談之用；軍人比較保守，吾人也能體諒；袍澤私下聊天也可用「母語」，這也算進步！
台灣人最熟悉也最甲意使用的語言，是「台語」，但官方從早以來，絕口不談「台語」，都說那是「閩南語」，台灣話容或與福建話有相通的部分，但因為歷史關係，台語之中已不純是福建話了，卻夾雜著荷蘭語、西班牙語、日語及英語（即外來語）。並且明明從日本時候開始，台灣絕大多數的人使用的母語，早就名為「台」語了，為什麼中國國民黨來了之後，就把台灣消失不見，不只把「台語」改為「閩南語」，還把台灣人易為「閩南人」。
就大中國主義及大漢沙文作風而言，這正是種族自大狂的表現。漢人自稱為「夏」，非漢人是「夷」；「夏」與「夷」之間的關係，就是「夏威夷」，以夏來「威」夷。「威」是武力、飛彈及軍隊的展現，這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中是歷歷在目的。其實，「非我族類」的非漢人，稱為「夷」還算客氣，因為「夷」字是「人」旁；自大的中國人稱非漢人，都以禽獸視之，如狄、狁、獞、蠻等，不是如同狗犬之類，就是「虫」旁，「閩」字就是佳例，台灣人還自稱「虫」族，不知台灣人的顏面何在？
「國語」這種名堂，在歷史上也極為荒謬。日本時代有「國語學校」、「國語家庭」及「國語運動」，不用說，當時的國語就是日語。如果日本繼續統治台灣到現在，則民意代表及歸國僑胞，大家使用的「本國語言」，就是日語了。歷史研究，增加吾人的想像空間。要是荷蘭人及西班牙人長留台灣，則台灣的「本國語言」，有可能就是荷西語言了，1945年，美軍揮軍北上攻打日本，假定當時不只用飛機轟炸台灣，且陸軍登陸台灣，與日本四十萬毫髮無傷的保台軍作殊死戰，結局仍然是日軍戰敗，則台灣就變成美國的託管地，如同琉球一般；在美國治理台灣期間，人人皆要學美式英語，則台灣的「本國語言」，就非英語莫屬了。國會議員用英語發言，變成理所當然，那會引起非議呢！
二十多年前，彰化鹿港的林來福，是十大槍擊要犯，他之變成台灣社會的毒瘤，依他臨終前耿耿於懷死不瞑目的自白，是因為小學上課時沒有說國語而被罰七十次（七十元台幣），從此種下了「恨」；不久前，連幼兒園也開始點綴式的有台語課，一位小朋友一聽老師說了幾句台語，她就一臉不屑且憤怒的摀住耳朵，尖聲的大叫：「老師！不要再講那種非常難聽的語言了！」這個小朋友真是無辜，其實她也是受害者，但孰令致之呢？元兇是誰？那一個才是造成台灣族群如此對立、仇恨、猜忌的禍首？這從歷史上看，真是令人捶首頓足。不過，當我國台灣的教育系統，尤其是學校教育，無法突顯出台灣的主體性時，我們還要怪誰啊！台東師範的附屬小學之校歌，歌詞頭一句就是「我們是新中國的小主人」；各級學校教科書都說「我國唐朝」或「我國漢代」時，台灣不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才怪！
台灣人最甲意台語應共同推廣日本對現代化教育的普及，甚為重視；挾著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之遺緒，於1896年佔領台灣的次年，即在台南的關廟設置台灣教育史上第一個幼稚園，介紹德國幼兒教育之父福祿貝爾的教育理念，當時領受此種教育恩澤的台灣人，不在少數。位於台灣最漂亮的山之所謂「陽明山」（王陽明與台灣也有關係，真是一絕！），山上有個「中國文化大學」（這個名堂也是刺眼的）在1950年代開有幼兒教育課程，校長禮聘一位台灣幼兒教育專家去授課，但她只會說日語及台語，猶如以前的李登輝及彭明敏一般。大學上課，日語是禁忌，她只好使用台語，還好，校方請人為她翻譯。她不禁感嘆的說，在台灣的學校上課使用台語，竟然還需翻譯，這是國人的悲哀，也是政府的恥辱。但哀莫大於心死。台語反而變成「外國語言」而非本國語言了，目前仍有不少達官顯要、學者專家、院士教授，以說「國語」為榮，以講「英語」為傲，嚴格的來說，「國語」及「英語」，就如同「日語」、「西班牙語」及「荷蘭語」一般，都不是「本國語言」。如何使「本國語言」真正成為「本國語言」，實在有賴台灣主體性的志士大家共同推動與努力！
十七世紀時，英國最有名的「公爵」之一的聖保羅（St.Paul's，在倫敦），校長R.Mulcaster說出：我愛羅馬，但更愛倫敦；我鍾情義大利，但更甲意英格蘭；我以說拉丁語為榮，但更喜歡說英語。」吾人可以改為：「我愛北京，但更愛台北；我鍾情中國，但更甲意台灣；我以說北京話為榮，但更喜歡說台灣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