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9 自由時報

《白樂崎專欄》

　突發的全國性危機可以造就或毀滅一位政治領袖。在當今世界，這大多取決於領袖對政局的控制程度，以及媒體。

　到目前為止，美國總統布希擁有美國傳統協助他主宰這兩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則有中國體制賦予控制黨與媒體的力量；台灣的總統陳水扁身處於和布希十分相似的體制，但面對才剛萌芽的民主傳統，他必須和兩者抗爭。

　美國總統布希在九一一事件前，必須面對一場競爭激烈的大選結果引起的爭議、由反對黨控制的參議院、甚具影響力的自由派媒體一面倒地將他描述為才智平庸且極端保守的總統，以及不斷走下坡的經濟。

　若沒有九一一危機，必會有人推測，布希將步其父後塵，成為只做一任就下台的總統。然而，他現在擁有幾乎無人能比的優勢，可望在明年贏得連任。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記憶的年代大抵上只及於越戰歷史、且向來對政治無好感的美國年輕人，突然開始揮舞國旗，唱起愛國歌曲；在野的政治領袖立刻搶著公開表態支持總統；最重要的是，媒體，無分平面和電視，皆爭相報導總統忙著對抗美國人正面臨的新威脅。平庸的總統變成美國的強勢領袖。

　布希扭轉了情勢，所憑藉的是傳統和自己的力量，而非法律。相較於香港和其他國家，中國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ＳＡＲＳ）危機並非突然發生。中國公開承認危機的確存在，震驚才隨之而來。

　由於中國的政治運作並不對民眾公開，因此，在此之前中國領導階層內部究竟有多少政治角力不得而知，直到現在也還是無從釐清。胡錦濤擁有最大的媒體控制權，亦能掌控大部分的政治運作。他策動黨和媒體討論ＳＡＲＳ危機，卻是利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同一套方法。

　中國政府透過黨機器，動員都市的社區領袖和黨委員會，以及鄉村地區政府單位來抗煞，再度侵犯了人民的生活。媒體則充斥著英雄與功成名就者的報導。 不過，有關中國領導班子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任何消息，均屬臆測。危機發生時，像中國這樣各階層都嚴格遵守紀律的情況，對民主國家領袖而言是不可能的奢求。

　從中國人大常委會的觀點來看，中國現在面臨其他更甚於ＳＡＲＳ危機的挑戰：政府的信譽不論是在海內外，皆受到質疑。經濟成長可能仍是最高目標，但總是被視為優先要務的控制與穩定，現在成為整個領袖階層的頭號待辦事項。被賦予執行ＳＡＲＳ防疫相關法規以維持紀律的任務，是黨機器，而非人民解放軍。

　但這個已經上了年紀的黨機器已是今非昔比，且解放軍在軍委主席(江澤民)的領導下，可能不希望，甚至可能根本沒有人提出要求，要他們出面協助抗煞。 中國採取的行動(在國際輿論壓力下迫使他們不得不有所作為後)，被當地各種媒體描述為領導階層已經強力掌控這場危機。

　中國用以建立此形象的方法顯示，中國領袖若非沒有充分體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治理國家方式得轉變，就是雖仔細考慮過採取另一套選擇，卻仍套用以往處理危機的公式。不過就政治上而言，中國目前採取的方法其實是走回頭路，危機落幕後可能出現負面效應。

　ＳＡＲＳ危機消失後，中國現已確立的領導階層孰起孰落，將操控在極少數人手中。在台灣，民選產生的總統處理相同危機的成效如何，可能不僅會影響其連任希望，也會左右執政黨及其意識形態。台灣是民主國家，總統並未擁有中國國家主席所握有的工具。他得接受官員和民間機構的檢核與監督，不得藉口推託，亦無法安排其黨員監督、約束公眾。 最重要的是，他絕對肯定無法控制媒體。只要台灣仍是民主國家，總統永遠無法這麼做。但媒體也無法阻撓政府與民眾溝通。

　布希透過展現個人非常積極的參與，以及以不尋常的強烈語言攻擊支持恐怖主義威脅的國家，擄獲眾多媒體的注意。胡錦濤則只須根據自己的最佳利益，指揮受到控制的媒體。台灣總統因ＳＡＲＳ危機而較常在媒體曝光，但不論這是因為台灣和中國的經濟往來關係改變，抑或媒體通常對他不友善所致，其政府尚無法像布希或胡錦濤那樣支配新聞的走向。

　布希和胡錦濤在危機發生時皆退回原處，並將傳統納入其治國方法。兩人處理危機時，都利用民族主義贏得支持。不過，美國總統治下的國家深受造成危機的恐怖攻擊所害，中國國家主席統御的國家卻是引爆ＳＡＲＳ危機的禍首。布希和美國民眾在國家面臨外來威脅時，重回愛國主義優先於黨派之爭的傳統。胡錦濤則在國家面臨動盪局勢的威脅時，重新啟動毛澤東時代的掌控機制。

　陳水扁總統和台灣人民只擁有短暫的民主歷史，法制尚未完備，遑論支持政府統治的傳統。台灣政壇在二○○○年首次政權和平移轉後出現的種種政治行為，充分說明台灣迫切需要建立這類傳統。台灣最近爆發ＳＡＲＳ危機，政治人物和媒體似乎因而較樂意將國家置於政黨利益之上。但可以預見的是，這種情形主要仍只限於國內的危機。

　台灣若欲發展處理外來問題的傳統，那麼就和其面對國際事務時極為類似，必須達成某種形式的共識，由於缺少這種共識，迄今仍深深困擾著台灣。（國際新聞中心陳宜君譯）（白樂崎先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為本報團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