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26 南方快報

邱震海

　6月6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有事三法案」，即「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修改案」，並將於本月內正式實施。在這之前，「有事三法案」已於5月15日在眾議院通過，被首相小泉稱為「在日本政治史上寫下了劃時代的一頁」。

　「有事三法案」的主要內容是：當日本遭到武力進攻時，政府可以在內閣會議上決定基本對應方針，授予首相對地方自治體的指示權和代執行權。日本當地有法律專家認為，在日本語中，「有事」兩字可以被解釋為：

　　一、已經發生了被攻擊的事態；
　　二、預測可能受到攻擊的事態；　
　　三、預測之後果真被攻擊的事態。

　正是這種定義的模糊性，以及隨著「有事三法案」通過而導致的日本戰後憲法（即所謂「和平憲法」）第九條，亦即日本放棄對外使用武力權力的被?棄，亞洲一些輿論認為，「有事三法案」的通過是「日本打通往戰爭之路」、日本「為其實現『大國夢』鋪路」和「進入『軍事大躍進』時代」。

　如果將「有事三法案」及其背後的日本軍事企圖，放到日本外交調整的更大框架中進行透視，人們也許可以對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日本外交的發展脈絡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

外交轉型和大國定位

　按照一般定義，近代以來，日本外交經歷了三次外交轉型：第一次轉型發生在19世紀後半葉的明治時期，使日本確立了以「脫亞入歐」和「軍事中心」為主導的對外戰略。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二戰結束初期，當時由於日本對外侵略戰略的失敗，而形成了在外交和安全領域依賴美國，以經濟發展為主要手段的「低姿態」戰後外交。

　第三次則發生在20世紀末期冷戰結束前後，乃日本經濟實力強盛之後，為了確立其政治大國地位而在外交領域的又一次轉型。

　從二戰後的第二次轉型開始，日本外交便確立了「日美基軸」的安全戰略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日美安保體系。與此同時，戰後日本外交又一直強調聯合國的安全保障功能，期望透過聯合國來平衡美國對日本的控制，建立一種最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安全框架。

　這一「日美基軸」的安全戰略框架在冷戰結束後一度受到質疑，但出於制衡中國，爭奪亞太地區領導權的戰略目標，日本最終還是確立了日美安保體系和亞太安全機制同時並存的外交戰略，亦即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由三個層次構成的同心圓結構。

　同心圓的內核是日美安保體系；第二圈是亞太安全機制；第三圈則是聯合國的安全保障機制。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冷戰後外交依然呈現第二次外交轉型後期的基本風格，即對美國既依賴又防範，同時依然重視聯合國對日本的安全保障的作用。

　然而，就在這一冷戰後外交輪廓初步成形之際，日本國內關於自身「政治大國」定位的戰略論爭也漸露端倪。

國防組織出現變化

　在這一背景下，近年日本的外交戰略不斷向所謂「政治大國」和「大國外交」方向傾斜；而圍繞對外用兵許可權乃至修改憲法（即捨棄「和平憲法」）所發生的一切，則是這一框架下的組成部分或軍事手段延續。

　然而，有兩個現象卻尤其值得注意。其一是日本對日美軍事同盟的重新定義；其二則是伊拉克戰爭之後，日本在放棄聯合國作用方面逐漸與美國走在一起。

　首先，在對日美軍事同盟的定義方面，眾所周知，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曾對日美安保體制作過再定義，其中主要是將安保體制的地理範圍從日本本土和遠東地區擴展到整個亞太地區，同時將安保體制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國際救援活動聯繫起來。

　但最近有消息顯示，日本正準備重新起草《日美軍事合作基本方向》，將雙方在TMD（即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領域的合作正式納入其中。另外，最近媒體紛紛報道美軍可能租用釣魚島，印證了筆者今年3月率先透露的日美秘密磋商在釣魚島駐紮美軍的消息。而日美雙方TMD問題上的交易，則是地區各國下一步值得關心的問題。

　其次，如果說戰後日本為了防範美國，一直重視聯合國的安全保障功能，那麼最近有消息顯示，伊拉克戰爭後，日本政府內部可能考慮逐漸放棄這一立場。

　我們若將視野擴展至伊戰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聯合國的改革設想，便可以發現，在安南和日本一些領導人關於聯合國作用的聲明之間，有著某種相同性（即都強調聯合國今後只能在經濟和人道援助領域發揮作用）；而在安南和日本領導人背後，無疑都有一雙秘密運作的手，那就是華盛頓。

　「有事三法案」出臺後，日本的下一步棋便是修改憲法。據接近日本政界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修憲時，可能把組建特種部隊寫入新憲法中；該特種部隊將參加各地區的維和行動，並可使用武器。

　而為了這一目標，日本同時將對軍隊結構實行改革，第一步是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即國防部），並組建中央情報局，以負責對東北亞和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情報搜集和分析工作。（原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