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16自由時報

陳儀深

　國史館策劃、允晨公司出版的《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一書，是由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原著及口述」，被媒體稱為「口述歷史大公開」其實並不正確，因為這只是國史館專案小組針對卸任總統李登輝所做口述歷史的副產品，內容主體是李先生從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迄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即擔任副總統期間，每次與蔣經國見面之後的談話紀錄，現在再由李先生本人加以解說、註解罷了，李先生一生真正的口述歷史必須等到今年秋冬之際才會面世。

　不過李先生為了「備忘」所做這一五六則的談話紀錄，無疑是近距離觀察蔣經國的珍貴史料，它不但涉及蔣經國晚年安排接班的可能訊息，而且碰觸一九八六年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的決策過程，若要回答台灣民主化的動力何在？除了觀念、制度、環境、社會力等因素，決策者的內心世界是最引人入勝，也最諱莫如深的了。李先生在書中說：「如果當時蔣經國沒有提起解除戒嚴的事情，國民黨內是沒有人敢提議的，所以這件事主要都是蔣經國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意思才發生。」「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至於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化有沒有一套完整的規劃？李先生表示不大清楚，他比較肯定的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之中也有「吹台青」的問題，也就是有鞏固國民黨政權的考量，而且他推斷，蔣經國並沒有維持本土化政權的意思。

　可見，李登輝肯定蔣經國的方式相當謹慎，亦即認為蔣接受民主化、本土化的大方向（一九八七年說出我也是台灣人），但還不到催生「本土化政權」的程度。

　李登輝所記錄的蔣經國，也有溫馨的一面，例如一九八四年八月，李副總統為了身體檢查請假兩天，蔣經國就叫他住進榮總中正樓「總統專用」的大號病房，而且主動向侍衛長或是辦公室主任交代，再由他們和榮總聯絡；又如同年八月林義雄、高俊明、許晴富、林文珍獲得假釋以後，林文雄準備出國進修，李先生建議請張建邦以宜蘭人及淡江大學的立場予以協助，「得到總統的答應」。

　個人認為，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種種跡象顯示蔣經國晚年有意栽培李登輝接掌大位，首先排除謝東閔、林洋港、孫運璿（當時還沒中風）而選擇李擔任副總統候選人，其次從這一五六則談話紀錄看，蔣經國像在下指導棋：什麼時候去馬祖慰勞、去鄉下訪問，如何主持國民黨內的公職候選人提名小組會議，互相討論群眾事件（如一九八七年六一二事件）的處理辦法等，李先生自認在擔任副總統的三年八個月期間，使他「了解領導（leadership）是什麼」、能夠「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蔣經國對台灣本土化的意識，這段期間李先生對國政由生疏而了解，而且「愈來愈清楚、愈來愈深化」，對於後來的接掌大位有絕對的幫助。

　不過，歷史講求就事論事，李登輝深入接觸的只是「晚年蔣經國」，並不是為蔣經國的一生做評價。蔣經國在台灣從五○年代開始，實際負責情治特務機構，應該為許多白色恐怖迫害人權的事件負責，但不能因此抹煞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為台灣民主化所做的貢獻；晚年蔣經國體會時潮接受了民主化、本土化的大方向，是國民黨的巨大轉變，可見悖離蔣經國路線的是今天的國民黨，不是今天的李登輝。（作者陳儀深╱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北社副社長）

 

 

2004.05.16自由時報

輔大神學院院長／艾立勤神父
比丘尼協進會／聰慧法師
一貫道總會／蕭家振副秘書長
台北市佛青會／施源卿理事長
中華護僧協會／黃美英副秘書長
基督教雙福基金會／齊明主任

　本文係回應高添富醫生所發表的「誰的理性先被殘蝕了」一文（自由廣場，五月十日）。

　首先，四月廿日及五月十三日經過輔仁大學二度直接向教育部查證，迄今教育部並未聽信一面之詞而發文禁止學校使用「殘蝕的理性」影片。

　其次，台北市教育局於五月七日邀請學者專家、台北市各高中職學校的校長及代表開會討論，「殘蝕的理性」是否適合作為高中職的護理及生命教育教材，會中教育局公佈對於全台北市高中職的問卷調查，發現已經有三分之二的學校使用本部影片，大部分的老師都認為對於學生有正面教育意義；大部分的學生也認為觀看本影片可以了解墮胎的真相，並謹慎自己的行為、尊敬生命的價值。當日與會的老師也多肯定本片的價值，並分享使用本片的正面教學經驗。

　關於本篇的正確性，高醫生認為「殘蝕的理性」所使用的D&E墮胎方法過時，而使用前列腺素PGE2才是新的方法。但是，到今天為止，台大醫院婦產科的教學網站上的建議卻不是如此：「若能在妊娠十三到十六週之間，由技巧嫻熟的醫師作D&E，比拖延到妊娠十七週以後再作PGE2的流產來得好」（http://ntuh.mc.ntu.edu.tw/obgy/CD/obs/obs_0.html）。此外，為深入了解D&E手術在台灣的使用狀況如何，我們也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及「行政院國民健康局」提供台灣醫生使用墮胎方法的統計資料，但兩者皆表示，未有這方面的統計。在台灣沒有統計資料的情況下，參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ＣＤＣ）2003年的統計資料，指出在美國中、晚期墮胎使用D&E手術高達百分之九十六。事實上，中、晚期墮胎只有兩種廣泛運用的方法，D&E及Induction（也就是使用藥物，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強迫孕婦開始子宮收縮，排出小孩）。比較這兩種方法，至少在美國從一九七○年代，D&E手術使用的比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而使用Induction方法的比率逐年減少。一九七四年D&E手術只佔百分之三十一，但到了二○○○年已經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的使用率。資料指出，主要由於D&E手術相對來說，對於婦女身體產生比較少的併發症。如果高醫生說D&E手術是危險的：「很容易造成子宮穿孔，動輒腸子破裂而令孕婦致命」，但是美國的醫生們認為Induction方法卻有更多併發症，是否Induction應該也有它的危險性？

　高醫生只解釋了一半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墮胎的真相，卻沒有提及前列腺素如何殺死胎兒。一般來說有兩種方式，醫生用一根針刺到胎兒的心臟先殺死胎兒，或者藉由猛烈的強迫子宮收縮（強迫生產）使小孩死在產道中。有時候小孩沒有在墮胎的過程中死亡，產出時還未斷氣，由於小孩已經在孕婦的體外，不能直接殺死，只能把小孩放在一旁，任他暴露在空氣中掙扎而死。難道這些不是殘忍的死法嗎？我們相信高中學生看到，使用前列腺素墮胎的完整過程影片，必定覺得非常惡心。然而，學生們看到不久前活生生的胎兒，卻一下子死亡，還完整的身體被當作垃圾丟棄，比起看「殘蝕的理性」，會對墮胎產生更大的震撼，以及有更大的決心拒絕墮胎。很可惜的，現在台灣沒有自己製作的這種影片，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可以拍攝一部。

　對於使用「殘蝕的理性」最大的一項不公平攻擊，是指我們選擇本部影片乃由於影片內容以特別殘酷及血腥方式呈現墮胎，但這卻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選擇「殘蝕的理性」，因為它是一部高品質的影片（在美國的得獎片）；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透過顯微鏡，清楚呈現胎兒如何經歷墮胎及孕婦如何經歷墮胎手術。它清楚呈現先是活生生的、美麗的胎兒，接著因為墮胎，他如何被殺害，的確，D&E手術很殘忍，將胎兒的身體撕裂成一塊塊的夾出母親子宮，但是所有的墮胎，從胎兒的角度來說，都是殘忍的。關於早期墮胎，台大醫院婦產科建議使用「吸引刮除術」（Suction Curettage）：「早期作吸引刮除術是最安全且花費較少的方法。」這種方法也必須殘酷的撕裂早期胎兒的身體，然後一塊塊的從母親身體吸出。如同我們以上所解釋的，Induction也是很殘忍。

　高醫生說「近十年引進RU486之後與前列腺素一起使用孕婦可以在四至八小時順利平安分娩且毫髮未傷」。首先，RU486是從二○○一年的三月才由衛生署核准上市（衛署藥輸字第023093號），況且以「順利平安分娩且毫髮未傷」的字眼試圖掩蓋墮胎是摧毀一個真實生命的事實。此外，從婦女的觀點，依據最著名支持墮胎團體Planned Parenthood及RU486製造商的說明書（http://www.earlyoptionpill.com/how.php3），要求醫生使用RU486必須要有三個步驟：第一天使用Mifeprex藥物，兩天後使用misoprostol藥物，十二天後確認懷孕是否終止。因此，我們不清楚為何高醫生說RU486可以在四至八小時完成墮胎？

　從高醫生文章的整體陳述方式，我們擔心，會誤導青少年認為墮胎沒什麼大不了，也不會產生任何問題。在這種態度之下，青少男容易要求女朋友發生不負責任的性行為，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懷孕也可以輕易以墮胎解決。但是，不把墮胎當作一回事，也就等於不把胎兒當作一回事。我們宗教界有責任提醒所有台灣社會包括青少年們，胎兒是人，我們必須尊敬他們的生命。「殘蝕的理性」是要幫助青少年們看到胎兒作為墮胎手術中的主體，而大多數的學生看過「殘蝕的理性」影片之後，為了避免殘忍殺害胎兒，決定將來會對自己的性行為負責，這難道是高醫生所反對的嗎？

　宗教界與婦產科醫生也許可以在以下觀點達成共識。比利時要求任何墮胎之前都要有六天的思考期（除了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這與沒有規定墮胎思考期的瑞典或美國比較，比利時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孕婦原本想墮胎，經過六天思考期之後，自願的選擇生下小孩而放棄墮胎（這個現象的部分解釋，是由於根據研究有百分之五十的婦女墮胎並非自願，而是在男性的壓力之下）。我們相信這樣的法律將會造福全台灣社會，包括台灣婦產科醫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