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31自由時報

■侯榮邦

　自由時報報導台籍日本兵董長雄等人往事，八十二歲的台籍日本兵劉志賢看到報導後，情緒受到衝擊，把相關報導郵寄給當時主管兵籍事務的日本厚生省援護局，並在信中代死者附上一張控訴之旨的小箋，以示深沉的悲哀與抗議。其內容為「愛國有罪，害我有家歸不得」，劉志賢說，這些台籍日本兵戰死者有三萬多人，但受到的待遇，只顯示日本政府把這些台灣人當作戰爭的消耗品而已。因此才有像董長雄這樣的悲劇人物，寫下這兩句話以示深沉的悲哀與抗議。

　遠在蔣介石政權和日本還有邦交的時代，日本政府曾經幾次要求和蔣政權交涉有關台籍日本兵的補償問題，若當時蔣政權的國民政府適時予以回應，應該能夠和日本人或其他被害的國家一樣，獲得合情、合理、合法的補償。那麼蔣政權為什麼不及時進行交涉該補償問題，究其主要原因有兩點：

　一、戰後日本人在台灣留置龐大的資產（簡稱日產），這些資產有不少部分被國民黨擅自據為私有變成「黨產」，該「黨產」在清算補償階段需要被抵扣，這樣一來，「黨產」務須交還給台灣人民。

　二、台籍日本兵在大戰中算是對抗蔣政權的敵軍也就是敵人，在情結上蔣政權不願意為台灣人爭取補償，討回公道。

　現在四十歲以上的台灣人或許還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原住民中村輝夫（五十五歲，台灣名李光輝）於終戰三十年後，在印尼莫洛泰島的原始林中被發現而救出。他是台籍日本兵卻遭受日本政府無情的冷遇，輿論終於群起譴責。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日本的台獨聯盟舉行緊急記者會，發表抗議聲明，指出日本政府不給原屬日本兵的中村輝夫精神上和肉體上的休養，迅速決定送還台灣，誠屬無人道的措施。並明確表示以此問題契機，今後將為全面解決台籍日本兵補償問題，積極展開運動。

　台獨聯盟在幕後主導成立「台籍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做為推行運動的母體。宮崎繁樹教授（明治大學前校長）被推選為首席代表，王育德教授被推選為秘書長。「思考會」除了對日本政府和國會請願及陳情，街頭連署活動外，在一九七六年八月，以鄧盛等為原告，日本自由人權協會的秋元英明為律師團長，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補償要求訴訟。另一方面，為探討立法的途徑，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促使「台籍日本兵補償問題等議員懇談會」的成立，由在台灣長大的有馬元治眾議員擔任會長。

　一九八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下了駁回訴訟的判決。判決理由為台籍日本兵已失去日本國籍，故必須透過政府間的交涉始得解決問題。一九八五年八月，高等法院維持一審的判決，駁回上訴。惟裁判長（庭長）在判決書中異例附言謂「期待國政關與者克服外交上、財政上、法技術上困難……以提高國際信譽而盡力」。

　一九八七年九月，依據立法「關於台籍日本兵軍屬的戰死者遺族及重傷者與遺族的弔慰金支付法案」在日本國會通過而成立。自「思考會」成立開始運作以來，整整消耗十三年，終於獲得一分成果。迄一九九一年年底，約二萬八千人，每人一律接受弔慰金二百萬日圓的支付，故日本政府總共支付五百六十億日圓。但是，這只不過是弔慰金而非正式的補償，正式的補償要依據國家間的交涉，因此只有等待將來台灣獨立建國，台日建立邦交後始得實現。

　以上提供我們台灣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即台灣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走入國際社會，始得確保台灣的國土，保障台灣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作者侯榮邦╱李友會全國總會委員）

 

 

2004.10.31自由時報《星期人物》

■引發「本國史地」命題風波的考試委員林玉体昨天表示，「本國史地」就是考與「本國」有關的史地，是否涉及中國要由典試委員會決定。（記者簡榮豐攝）

記者彭顯鈞╱特稿

「反思民主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挑戰禁忌，這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擔任考試委員，林玉体不改堅毅直言的本色。堅持本國就是台灣，堅持本國史地只考台澎金馬，林玉体不只成為爭議人物，也再次掀開台灣社會潛藏許久猶未化解的情緒糾葛，以及舊思維羈絆社會進步的無奈現實。

　林玉体出身台南縣將軍鄉，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民國六十年以「教育哲學」學門第一名考取公費留學，隨後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獲得教育哲學博士學位；迄今已有卅餘本學術專著，在中文教育界中無人能出其右，包括《西洋教育史》、《西洋教育思想史》等著作，成為台灣教育學界指定教科書，甚至中國各大學也將他的著作列重要參考書籍，屬於台灣教育學術界的頂尖學者。

　有著濃厚的本土意識以及堅定教育理念，林玉体堅決反對國民黨施行的黨化、奴化教育，曾經強烈主張「教育解嚴」，成為國民黨的頭痛份子。

　過去台灣的教育體系十分保守與反動，林玉体出身自這樣的體系，卻與這個體系有著鮮明又截然不同的立場和主張，實為一個異數；然而，林玉体先後擔任師大教育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教育學院院長，則是更大的異數，也顯見他在教育學術界的專業能力與份量，不容質疑。

　一九九○年，標榜本土意識的台灣教授協會醞釀籌組，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揚言，將取締任何形式的台獨組織，在當時肅殺的氣氛中，林玉体不顧威權統治者可能的整肅，毅然跳出來擔任創會會長，顯見其堅毅性格。

　林玉体曾經在尤清擔任台北縣長時，出任縣府教育局長，當時的省教育廳始終反對他的任命案，甚至在召開全國各縣市教育局長會議時，以技術杯葛的方式不讓他出席；不過，林玉体推動了全國第一個鄉土、語言教學，也下令北縣教職員不得在校園內替國民黨或救國團從事相關活動，林玉体的作風始終讓國民黨頭痛不已。

　他笑稱，「這次有人想要杯葛我典試委員長的任命案，沒什麼了不起，多年前就有很多反對我的人。」兩年多前，立法院行使考試委員同意權時，許多立委質疑他的立場和主張，當時他公開回答說，「考試委員可以不做，我的主張和立場不會改變。」

　林玉体說，「老實講，原本以為任命案無法通過，沒想到真的過了，既然擔任公職，當然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他認為，國民黨的教育長期以來灌輸大中國意識形態，卻輕忽台灣主體性教育，使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無法深刻了解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是與「自我」產生疏離。

　「這樣的教育政策完全錯誤！人沒有先認識自己，卻先去認識別人，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林玉体以其教育哲學理念與精神，嚴厲批判這樣錯誤的教育政策，這也是他為何始終堅持「本國就是台灣」的原因。

　對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反對壓力，林玉体並不覺得驚訝。已故的台大教授殷海光曾經將意識形態翻譯為「意底牢結」，他認為這種譯法真是恰到好處，長期接受大中國意識形態洗腦的人，產生了頑固的心靈，不了解台灣就是自己，還以為中國就是自己，所以一看到台灣優先等字眼，歇斯底里的情緒就會發作，這是自我與自我產生疏離以後的心理病症。

　真正讓林玉体感到驚訝的是，台灣掃除威權統治時代已久，台灣社會裡卻依然存在這麼多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不合理、虛幻不實的思維，他認為台灣人民不應該繼續生活在這些虛假的意識當中，為了破除神話，解構虛幻，堅持本國即台灣，就是對追求真實的一種堅持。

　他強調，發明新的觀念並不困難，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從舊的觀念中跳脫出來。

　林玉体不認為他所提出來的堅持是一種新的觀念，他希望台灣人能夠從舊的思想牢籠中掙脫出來，回歸真正的自我，最後完成自我的實踐。

　「台灣社會現在還釐不清『本國』這個問題，實在有點無奈和悲哀」，他感嘆說這也代表台灣社會文化意識提升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台灣社會若能嚴肅面對這些問題，也算是一個進步的契機。

 

 

2004.10.31自由時報

陳隆志

　台灣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台灣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有三件大代誌要去做：一、去掉「中華民國」的招牌，正名為台灣國；二、制定台灣憲法；三、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

　台灣一旦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面對政治人物有關台灣主權的聲明，就不必大驚小怪，患得患失。例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十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記者會有關台灣主權的講法，我們就可以平常心去了解美國總統大選前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盤算。

　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揭穿一個中國原則的謊言

　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與中國是二個不同的國家。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以來的五十五年，不曾一日對台灣行使過有效控制、實際統治。

　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以扭曲事實，違反聯合國憲章，以及恐嚇敲詐勒索聯合國會員國的工具。一個中國原則不但與目前以及過去數十年的政治現實不符合，也違反聯合國人民自決的原則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

　此時此地正是揭穿一個中國原則的謊言，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原則取代的時刻。中國是一個國家，台灣也是一個國家。台灣是當代世界的一個國家，符合國際法國家所應具備的條件：台灣有二千三百萬的人民，對於有效統治的領土（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行使正當權力，具有有效決策能力的政府，也有與世界其他國家負責進行互動的能力。

　就歷史來看，台灣人民數世紀來經歷自身獨特的經驗，並發展出身為台灣人的獨特國家認同意識。

　台灣在國際法上演進為國家的過程

　由國際法的觀點來看，自一八九五年以來，台灣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歷經持續的演進過程而成為一個國家。在此一演進過程中，有幾個重要的階段與日期：

　一、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一八九五年，中國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二、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台灣是盟軍軍事佔領下的日本領土。盟軍的軍事佔領乃是由盟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指令授權，由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軍隊代行。此舉屬於對台灣的軍事佔領，而不是取得台灣的主權或所有權。

　三、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成立，中華民國領導者蔣介石流亡到台灣，開始長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一九八七年）的非法軍事戒嚴統治。就法律而言，當時（一九四九年）台灣仍是日本的領土；蔣介石政權僅是一個在國際法上不具合法性的外來流亡政權。

　四、舊金山對日和約於一九五二年生效（於一九五一年簽訂）。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於台灣與澎湖的一切權利、主權及領土要求，但未明定歸屬於任何國家。日本放棄後，台灣既未歸屬中華民國，也未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因此暫時懸而未定，這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由來。對日和約締約國的共識是此未定的地位應在適當的時機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決定，尤其是不使用武力的原則及人民自決的原則。就戰後日本領土的處置，對日和約在國際法上的位階效力凌駕並取代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開羅、波茨坦二宣言是同盟國基於戰爭的勝利與軍事的需要，所共同發表的片面政策性聲明，並沒有領土所有國日本的參與。而戰後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不但有當時戰勝的同盟國參加，而且戰敗國日本也參與其中，得到領土所有國日本明確放棄台灣的承諾。透過和約，同盟國與日本正式結束敵對關係。

　五、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台灣持續處於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政權非法軍事佔領的戒嚴威權統治之下。當時國際社會雖然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一併解決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議題，但是，此一議題並沒有同時被決定。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僅僅決定聯合國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將「蔣介石的代表驅逐」，而就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並沒有做出任何決定。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沒有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也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台灣及台灣人民。因此，中國政府常常引用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支持其擁有台灣的主張，根本是錯誤的。

　六、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七年，台灣繼續處於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戒嚴威權統治之下，非法的軍事佔領延續。台灣人敢怒而不敢言，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結社等等的自由與權利。

　七、自一九八八年至二○○四年，台灣歷經持續的演進過程，達成有效的人民自決。一九八七年，中國國民黨長達三十八年的非法戒嚴解除，非法延續的長期軍事佔領開始轉型。自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續任為總統之後，開始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中華民國的實質台灣化。一九九一年，李登輝總統正式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在一九九一年與一九九二年，進行了代表台灣人民的國會議員（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院立法委員）全面改選；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在二○○○年的第二次總統直選中，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結束國民黨長達五十多年的統治，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二○○四年，本土政權連任。經過長期集體的努力打拚，台灣人民發展了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實踐了聯合國憲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所載的人民自決原則。台灣的「經濟奇蹟」有了與之相隨的深遠政治轉型：從戒嚴的威權統治轉化為奠基於人民同意且致力於人性尊嚴與人權的自由、民主國家。這種民主化、本土化、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正是台灣人民有效自決（effective self-determination）的落實。

　要之，台灣在過去曾經懸而未決的國際法律地位如今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國家。這是台灣民主化，中華民國台灣化，台灣發展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落實台灣人民有效自決的結果。

　台灣國要邁向國家正常化的大道

　台灣雖然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中華民國」的招牌，使台灣對內、對外都陷入困境。台灣人沒有自己的台灣憲法，所有的是殘破、過時、不合用的中國憲法。就國際參與—加入聯合國而言，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竟然沒有人口一萬一千的小國之尊嚴。

　根據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體系下的組織，已經失去了合法正當的地位。台灣要成為國際社會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就是要去除造成混淆的「中華民國」招牌，正名為台灣國，使國際人士清楚了解，台灣是台灣，台灣不是另外一個中國。

　台灣要成為正常化的國家，就要有一部自己的台灣憲法。現行憲法是不合時空、不切台灣實際需要的中國憲法。台灣迫切需要一部以台灣為主體，切合台灣的民情國情，順應世界民主自由人權的潮流，由台灣人民參與制定的台灣憲法。

　正名為台灣國，又有一部台灣憲法，台灣要在國際場域活動，就可以如魚得水，得心應手。做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希望能夠成為世界共同體積極奉獻的一員。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且願意履行聯合國憲章的義務。台灣應成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會員國。一旦台灣能夠成為這些國際組織的一個會員國，將會增進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有助於和平與公義的世界秩序之建立。

　由於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乃能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的普世價值與生活方式。台灣人珍惜此種獨特的自主性與普世價值，反對「一個中國原則」，拒絕「一國兩制」。「一個中國」的政策已經過時，應由「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政策所取代。正如人民自決原則在台灣演進為一個國家之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此一原則，台灣的將來一定要由台灣人民來決定。

　總之，台灣國是當代國際社會的主權獨立國家。台灣要在國際社會生存發展，一定要向國家正常化的大道勇敢邁進。如此，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會轉化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切實政策，為台灣人民與中國人民帶來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的新紀元。
（作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

2004.10.31台灣日報【社論】

　具有「外省第二代」背景的民進黨台南市議員王定宇，稍早在參加由汪笨湖主持的電視談話節目「台灣心聲」時，透露一段令人動容的真實故事；他曾在電腦網路上，與一位居住在桃園縣、自認是中國人的女性「外省第二代」，針對「外省人」的土地認同問題展開頻繁的論辯，幾經對話之後，赫然發現這位堅持中國認同的女性網友，竟是他的親妹妹！同胞兄妹的土地認同立場，何以南轅北轍？王定宇說，他從就讀成功大學外文系開始，就已融合於台灣南部的日常生活節奏，成為台南人的一分子。

　王定宇兄妹的故事，讓我們不由得聯想到也是「外省第二代」的民進黨族群事務部副主任顧家銘，曾在月前參加「多元族群文化發展會議」時指出，台灣族群問題並不嚴重，反而是台北人與非台北人的差異較大，生活經驗的差異實在大於族群身分的差異。王定宇、顧家銘的談話，共同指出了一項觀測「外省」族群對於台灣認同的重要判準，亦即認同的座標若能擺置於台灣的俗民日常生活、人民的歷史記憶內，當可抵抗抽象的、空幻的大中華法統意識的滲透。惟也誠如曾在台灣居住5年的法國學者高格孚（StephaneCorcuff）的研究指出，幾乎所有「外省人」在日常生活上已認同台灣，但在選舉投票時，問題就來了，逾八成「外省人」票投「外省人」，仍有抗拒台灣的本土化潮流的心理；何以致之，確實值得深入探究。

　證諸史實，1949年來台的蔣家政權，是把隨軍來台的「外省新移民」隔離於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或以眷村、或以榮家的空間配置模式而集中看護，但是隨著通婚、求學及就業的跨族接觸，使得「外省新移民」的生活觸角漸次步出國民黨政府建造的竹籬笆，伸入台灣的俗民日常生活脈絡；但是這也只能說明1949年後的「外省新移民」在日常生活的節奏上，已經逐漸認知於台灣，卻不足以推論「外省人」在政治意識的立場上，已然認同於台灣；日常生活的認知台灣，以及政治意識的認同台灣，這是第一代、部分第二代「外省人」對台灣認知∮認同的斷裂困境；遺憾的是，每到大型選舉之時，就有親中的政黨、媒體訴諸於族群動員手法，一再撩撥加深「外省人」對於台灣認同的感情鴻溝。

　雖然在高格孚的研究之中指出，「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對於台灣的土地認同已經不再抱持「中華大一統」的虛幻觀念，愈來愈多的「外省」子弟已在台灣感受「這塊土地的風和日暖」；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在對台灣主體的認同、民主原則的認知過程當中，確實屢受家族、友朋的責難或批判，前總統李登輝對此也有深刻的體認，因而勉求各界對於外省族群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和耐心；我們贊同李前總統的論點，也期待政府能夠透過實質的研究經費補助模式，鼓勵相關的學科領域的學者們深入調查、研究「外省新移民」及其後代子嗣在台灣的國族認同、投票傾向問題，以能經由科學化的研究途徑，扒梳並化解困擾台灣社會已久的族群關係議題。

　惟在年底立委選舉漸近之際，我們也必須指出，在當今的民主台灣，所謂「外省人投外省人」絕對不是健康的政治現象，否則「本省人投本省人」、「客家人投客家人」也是照本宣科的話，屆時在總人口居於相對少數的「外省人」，無疑是把自我推入「邊緣化」的險境。我們認為，親中政黨及其領導人必須拿出政治良知，不可再在立委選舉之時動員或利用「外省人」做為鐵票部隊，尤其是當年齡愈低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對於台灣的主權定位，不再抱持父祖輩的「中華大一統」的虛幻觀念之時，泛藍人士及媒體又何忍再把新世代的「外省人」推回竹籬笆的政治心理禁錮之中？ .....2004-10-31【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