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20自由時報

■蕭新煌

在台灣，國家認同一直是與國家安全和國家團結有關的課題，在威權體制下，它被壓制而潛伏未顯，民主化後，它終於外顯表面化。

從過去到現在，族群始終是它背後的因素；民主化後，朝野政黨權力場位和消長也間接牽動了不同族群的集體權力意識，及其對國家認同的變化或抗拒變化。

此外，台灣的民主化更直接衝擊到人民對「國家」的定義，從而形塑和改變不同背景人民對國家認同的分歧。

具體來說，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始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五十年前產生的台獨意識原型即是為了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所加諸的中華民國國家認同，廿年來的民主化，不但將國民黨台灣化，也將中華民國台灣化。因此，另一種國家認同問題於焉產生，如果說早期的「台獨」問題是反「外來」中華民國國家認同，那麼近年的國家認同問題則是因為中華民國被台灣化，國家的規範定義乃從「大中國歷史意識」落實到「台灣主體意識」後所凸顯的認知落差、矛盾和不適應。

既然國家的定位是以台灣為主體，那麼對做為國家主體的台灣便有必要去找尋，建構它的「歷史深度」，這必然也會對國家的歷史解釋產生衝擊，台灣史研究的興起，即是此一國家認同改變的反映，而近期來對台灣史、中國史分際之爭議也似乎是不可免的必經過程。

國家認同已是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價值和規範衝突的重要來源之一。此一衝突的群眾社會基礎，一是族群，二是政黨。

在族群方面，外省新住民較抗拒上述的國家認同台灣化的轉變，而仍以包括「中國大陸」為其國家認同對象，台灣河洛、台灣客家和台灣原住民族則較接受台灣為國家認同唯一對象的事實，因此族群之間仍存在有國家認同差異的因子。

在政黨方面，國民黨及其分裂出去的新黨、親民黨有較明顯的中國意識，而民進黨和台聯黨則有強烈的台灣國家意識，政黨之間在國家認同的矛盾，時時乃成為政黨鬥爭的主要癥結。

上述國家認同衝突的呈現，內部是族群和政黨的矛盾，外部則呈現在兩岸關係的質變和緊張。外部衝突的來源，其關鍵即在於北京政權始終不理解、也不承認台灣國家定位和認同已經歷大轉變的事實。而中國經濟日趨崛起後的強勢、霸權和蠻橫心態更一心想窄化、抹黑台灣國家認同的典範移轉為狹隘「反中」「去中」的「台獨」行徑。

此一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態勢，更內化到台灣，它使得族群之間、政黨之間為此而造成進一步的衝突。

凡此，都說明台灣因民主化所導致的國家認同典範移轉，變成內部團體的阻礙因素之一，再加上選舉頻繁，選舉動員更加深族群和政黨矛盾，不利國家共識的建立和一致對抗中國片面統戰的壓力。

因應上述因國家認同轉變而導致的國家安全顧慮，宜儘速從下述三方面著手：

一、落實民主深化，鞏固民主，提升民主品質，以加強民主根基。透過民主程序，溝通協調因國家認同差異可能帶來的族群、政黨衝突，使其不致惡化、擴大成為社會的矛盾和分裂。

二、強調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體認和政策。除了鼓勵族群文化多樣化之外，更需建立公民身分和公民權以超越族群差異和統合國家共識。

三、雖然台灣國家認同變化左右兩岸關係質的變化，但在兩岸關係上若能設法以對等、和平，開啟對話之門，將有助穩定兩岸關係，和緩緊張態勢，將可減少其干擾作用，而有助新的台灣國家認同的成熟發展。

（作者蕭新煌╱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2004.11.20自由時報

　■邱垂亮

日前陳水扁總統在民進黨立委選舉造勢會上公開透露，三二○大選後有退役將軍要求多位現任將領站出來辭職或請病假住院，讓國軍指揮系統癱瘓，發動「柔性政變」，支持泛藍翻盤奪權。陳總統說他有查清楚，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對什麼人說了什麼事。這個本涉嫌叛亂的「柔性政變」，因在職將領不為所動而告失敗﹔但陳總統公開暴露此事，立即激起千層政治浪。事件雖有驚無險，但其引發的政變說，像近日台灣及美國總統選舉後敗者連戰不認輸、凱瑞認輸彰顯的民主政治文化素養的天壤之別，非常值得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國人注視、深思。

政治學者，如哈佛大學的杭廷頓，研究民主政治發展，對於民主化的鞏固，有幾個基本論述。第一，制度面，民主化成功開步，政黨經過公平選舉程序贏者在朝，敗者在野，成不王敗不寇，要有兩次政黨和平輪替執政，沒有政變，才算鞏固。第二，經濟面，有學者研究驗證，經濟發展有助民主鞏固，過去百年的民主化經驗，民主化成功國家平均國民生產毛額超過一定程度（每年約六千美金）者，沒有一個民主倒退恢復專制政權。巴基斯坦軍事政變恢復軍人專政，是一例，菲律賓也有軍事政變阻斷民主化鞏固的前例，印尼上次和這次總統選舉都有軍事政變陰影浮現，也可為例。第三，文化面，民主政治制度與文化，有如雞與蛋關係，孰先孰後，有爭議，互為因果，則無異議。可確定的是，制度建構容易，文化培育難。

在美國「政權改變」強力主導下，阿富汗剛舉行總統選舉，伊拉克明年一月將舉辦大選。兩國民主制度運作，舉步維艱，搖搖欲墜。經濟發展落後，人民又窮又白，溫飽都困難。在長期封建主義伊斯蘭基本教義肆虐下，民主文化更是一片荒漠，一點蹤跡都沒有。要民主化真難，要民主化鞏固，更難。

台灣民主化起飛於一九八○年代末期，經濟條件已充足。雖黨國、黨政和黨軍不分的國民黨政權專制執政，但李登輝前總統穩健推展民主化，加上黨外運動多年推動民主選舉，制度運行多年，尚稱順暢，在民主制度建構上，成績斐然。不過軍事政變陰影一直存在。一九八八年，李前總統剛上台，就說出「雪融時最危險」的話，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上台時也說情勢「驚濤駭浪」，兩位指的就是軍事政變。更有甚之，兩次都謠言流竄，繪聲繪影，有軍團移師北上。

今年三二○大選後，制度上因為連宋輸不起、不認輸，而走上街頭暴力抗爭，他們提出的當選無效之訴被判敗訴，還是「沒有真相、沒有總統」硬不接受，硬拗下去，要上訴，要在選舉無效之訴上興風作浪，不僅摧殘了台灣民主先進多年奮鬥建立的選舉制度權威，還一起把台灣的司法獨立制權威也破壞，真是罪孽。現在又有政變陰影浮現，更令人匪夷所思。還好「柔性政變」無成，證明軍隊國家化有成，將軍們的民主政治素養也已生根、萌芽。

至於泛藍政治精英彰顯的民主政治文化素養的嚴重缺憾，連宋不僅比不上凱瑞，連印度、印尼等經濟落後國家的總統、總理候選人都比不上，可說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諷刺、恥辱，讓台灣人民情何以堪。還好，台灣軍事領導層、司法官和檢察官、其他公務員都已漸漸走上國家化、中立化、制度化的民主大道，幾十年來台灣人民在各項選舉上，更有民主文化培育成長的亮麗表現，連宋諸公和那幾位搞政變的老將軍，已成民主化的歷史恐龍。同理，軍事政變在今日台灣一樣已成歷史陳跡，不管藍綠，還有此腐朽想法者可以死心了。

因為民主文化的貧血，台灣民主化的鞏固還有一段路要走，尤其在民主文化的培育上，是百年樹人大業，非努力加把勁，長期奮鬥下去不可。民主制度繼續有效運作，建立制度權威，必會導致民主文化的培養、成長，應毋庸置疑。（作者邱垂亮╱淡江大學客座教授）

2004.11.20台灣日報

（記者戴華山∮南市報導）當國內正為「國父孫中山是誰」爭辯時，編寫「國父與阿Q」一書的黃文雄指出，孫中山並未參與辛亥革命，也並未籌組「同盟會」，是「騙仙仔」，頂多只能算是「中國國民黨黨父」。

「2004亞太文學論壇」昨天起在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登場，黃文雄應邀從日本返國參加。針對「國父孫中山是誰」議題，黃文雄劈頭就說，孫中山是「騙仙仔」，他並沒有參加辛亥革命，也沒有籌組同盟會。他所編寫的「國父與阿Q」一書，係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對於孫中山的事蹟，有許多出人意表的揭露，十分精彩。

黃文雄指出，從歷史沿襲的角度來看，戰國時代統一6國的秦始皇，是中華帝國之父。滿清被推翻後，袁世凱是中華民國之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立後，毛澤東是中國之父。孫中山頂多只能算是中國國民黨黨父。

黃文雄繼續說，滿清末年，革命團體很多，像是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等。而孫中山參加的興中會，也不是孫中山所創建，他只是參加而已。

由於革命團體很多，意見不一，後來才在日本由日人內田良一與頭山滿等人搓和成立「同盟會」。當時，孫中山參加的興中會，只是革命團體的一條支流，並非主流。

談起辛亥革命，黃文雄指出，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後，孫中山避逃美國2年，孫中山是在美國從報紙上才得知發生辛亥革命，他並未實際參與辛亥革命，就像是興中會與同盟會，都不是孫中山所創建的。

至於「中華民國」名稱的由來，黃文雄說，中華民國一詞是章炳麟想出來的。而把孫中山尊為國父，是中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後撤重慶，為了穩定大後方的軍心，才把孫中山搬出來奉為國父。

黃文雄表示，不口否認的，推翻滿清後，孫中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也是時勢所促成。因為當時局面相當混亂，像是國旗就有黃興等人堅持使用「井」字旗，後來才採用孫中山的「車輪」旗。於是所謂「立憲派」的康有為等人，推出孫中山粉墨登場出任臨時大總統。 .....2004-11-20【台灣日報】

 

 

2004.11.20台灣日報

◎侯榮邦

教育部長杜正勝致力於教育改革，其在歷史教材方面將台灣史定位為本國史，中華民國史歸類為中國史。適逢立委選舉迫在眼前，因而引發藍綠兩陣營激烈的爭議與對立，稍後，法務部長陳定南拋出中國是敵國，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而非台灣的國父。此言論有如火上加油，藍軍乘機加強火力，口不擇言的批判政府官員，痛批綠軍撕裂族群，是搞民粹之舉等不一而足。然而綠軍也非省油之燈，列舉具體事實強力反擊，幾天來愈演愈烈，鬧得滿城風雨，難免有為選舉造勢之嫌。姑且不談孫中山是否中華民國的國父，惟李登輝前總統說他是中國人，幾乎與台灣沒有緣分，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孫創立中國是歷史捏造

回憶昔日小學的國文課本就有一篇「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官方宣揚中華民國建國史製作的電影，首先就出現孫中山指揮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的映象與說明。

依據對中國近代史有深博研究的旅日知名作家黃文雄氏的著作《國父與阿Q》(二○○一年一○月出版•前衛出版社)的論述卻與國民黨史持不同的觀點。茲參考其著作，列舉幾點供關心台灣教育改革的社會人士做參考。

所謂中華民國創立的契機是緣起於辛亥革命，這是巷人皆知的事實。可是其為「國父孫中山」所創立的說法則完全是歷史的捏造，違反事實。那是由國民黨史觀而來的歷史認識，這也許是因稱孫中山為「國父」而使這樣的形象無形中固定化。

其實，發生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之際，孫中山正在美國，閱讀新聞始知支那發生革命推翻滿清王朝。辛亥革命發生前，中國南方諸多革命團體湊集而成的革命同盟會，實質上已是瓦解的狀態，孫中山近於被革命同志遺棄的情形下，隻身離開革命運動，遠居美國，過著孤獨失意的生活。這是因為頭山滿(協助孫中山從事革命的日本人)苦心整合廣東人的興中會，湖南人的華興會，浙江人的光復會三派系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不能認同孫中山固執己見的革命路線。他主導的邊境革命蜂起的失敗與無謂的犧牲，中部革命或首都革命仍形成對立，加上言語不同互相意志不能順利疏通，再如國旗要使用井田旗或青天白日旗，或其他各種見解也形成對立而情緒化。尤其是孫中山不透明文化的革命資金的使用法被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孫中山的罪狀」而告發，同盟會終於瓦解。

辛亥革命孫被排除在外

財盡緣斷乃是中國人的傳統特性。辛亥革命的指揮官黎元洪與孫中山一派完全無關，與革命急先鋒黃興、宋教仁一派的關係也淺薄。對孫中山來說，辛亥革命不但被排除於外，甚至後來的第三革命(雲南起義)也在亡命於日本期間，接受記者的採訪時才知道的。它為革命奔走是個事實，可是後來孫中山創立的中華革命黨，凡具有自尊心者，任何人均無法與他共事。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急速返國，憑其合縱連橫的功力，多數派運作奏功，成為臨時總統爭奪戰中的勝利者。但是，缺乏維持臨時政府的經濟力與軍事力，僅維持三個月就不得不包括政府全部賣給實力雄厚的袁世凱。

樹立政府的前提要件必須具備應有的政治與軍事實力，尤其是只能以武力奪取天下的異姓革命的國家中國更是如此。依靠武力統治的中國，要決定其走向，並非國會議員的多寡而是地方的「督軍」，但是孫中山一派只不過取得上海與廣州而已。

不僅如此，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以後，革命軍的據點陸續被袁世凱逆襲，終於連臨時首都南京也無法確保。

關於國號的主張則有黃遵憲的「華夏」，劉師培的「大夏」，梁啟超的「中國」，其他也有「支那」，「大中華帝國」的提案，結果採用章炳麟主張的「中華民國」。孫中山主張的「驅逐韃虜，回復中華」的大漢民族主義被否定，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主流。孫中山一派不但沒有力量維持臨時政府，且不得不以背叛者之身流亡外國。

中國建國之父是袁世凱

因此依據史實，確立中華民國體制的不是孫中山而是袁世凱，如同秦始皇帝是中華帝國的國父一樣，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建國之父。

立委選戰進入緊要階段，藍綠兩陣營各為爭取席次過半的熾烈競爭下，連戰砲轟綠營「數典忘祖，不知恥辱」等。由於杜正勝定位台灣史為本國史，陳定南說中國是敵國，姚嘉文說中華民國不存在，孫中山是外國人，呂秀蓮說台灣原住民是矮黑人，並說台灣人民共同打拚才有今天的自由民主，二千三百萬台灣人都是台灣國父。因此宋楚瑜乘機砲轟綠營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呂秀蓮、姚嘉文、陳定南、杜正勝是「四人幫」云云。兩者的選舉語言荒謬至此，讓人嘆為觀止。

(作者為李登輝之友會全國總會委員) .....2004-11-20【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