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28自由時報

山谷中的台灣野百合，艱苦中綻放美麗，在枝葉最高處，努力吐露芬芳。僅以台灣野百合，遙遙安慰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願他們安息！

 

 

2005.02.28自由時報　

■李筱峰

　「阿嬤，台灣光復的時候，你們的心情如何？」三十幾年前，我還在使用「光復」一詞的時候，曾經這樣問過我的祖母。祖母回答：「大家都真歡喜，想到免閣再相戰（打仗），日本狗仔要走了，祖國要來了，當然歡喜。阮那一陣還殺雞祭祖，給祖先講，祖國要來了。」

　我接著問：「那個『祖國』來了後，結果呢？」祖母嘆口氣回答：「誰知道來一群『阿山』…」。此後，祖母就沒有再稱「祖國」，而改稱「阿山」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人民以全中國大陸罕見的熱情迎接心中的「祖國」，沒想到，這個祖國，「遠看一躲花，近看我的媽！」台灣人民馬上面對這樣的局面 - 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民心日漸流失，台灣人從滿懷期望，變成失望，最後瀕臨絕望。

　以下，我們舉幾個數字，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政治方面，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廿一名高層官員中﹐只有一名台籍人士（他就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後來也於二二八事件中遭處決）。在長官公署的三一六名中層官員中﹐只有十七名台籍人士，其餘二九九名都是大陸人。

　在經濟方面，戰後第二年台灣的生產指數卻達不到戰前一年的一半；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失業人口有多少？六百萬人口的台灣，失業人數在六十萬左右。

　在社會方面，治安嚴重惡化﹐「官兵變強盜」，戰後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廿八倍。

　以上數字，充分說明所謂光復後的台灣呈現大逆退的現象。經過一年多的蹂躪，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廿八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騷動。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菁英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情況漸趨穩定，然而，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三月八日晚，國府軍隊登陸台灣，以「綏靖」之名進行屠殺，民眾傷亡慘重，又以「清鄉」為名，進行全島性大捕殺，許多教師、醫師、律師、議員、記者等社會菁英紛紛被捕遇害。綜合事件死亡人數，經過人口學者的估計，大約一萬至二萬人。

　五、六十年前的這場悲劇，表面上看似族群的衝突，其實更深層的因素，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社會文化落差產生的適應不良。台灣人民不了解兩岸的差異，一廂情願地迎接心中的「祖國」，卻換來二二八的慘痛下場。

　五、六十年來，我們經過社會變遷、文化交流、工商發展，大家應該都已經結為命運共同體，沒有任何一個族群需要為歷史背負原罪，也沒有人再去扮演「阿山」的角色。今天大家結緣於台灣，安身立命於台灣，除了腳踏實地的台灣，我們不必要再去追尋夢幻的「祖國」。腳下的台灣，就是我們共同的祖國，大家認同這個祖國，就是族群和諧的基礎，也可以防止外來政權再為我們帶來一場二二八事件！

（作者為世新大學教授，本專欄文章收錄於www.jimlee.idv.tw）

 

 

2005.02.28自由時報

■陳儀深

　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政府自重慶遷回南京的時候，東北的國共軍事衝突已經如火如荼。內戰的原因之一是南京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受到質疑，國民黨遂勉強在同年十二月廿五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並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布、十二月廿五日施行，台灣二二八事件就是發生在這訓政即將結束，行憲即將開始的時期。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影響了國民政府的制度設計，因而訓政時期監察院對於百官的糾舉彈劾即已開始。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台北市設立辦事處，他對於戰後台灣的窳政做了現地視察，並有「密報台灣民情不穩情形電文一組」回報南京政府，監察委員丘念台在事發後的三月五日也說「禍機之伏屢經痛陳」，而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派劉文島負責的「清查團」也來台做了功課，無奈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深受蔣介石信任而不為所動。等到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南京的國民黨第六屆三中全會在三月廿二日通過劉文島等五十五人的連署提案，決定對陳儀「撤職查辦」，卻仍被蔣介石依總裁特權打消此議。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三月七日提出三十二條（四十二條）要求的同時，已指明「整個台灣政府應負全部責任」，當時的旅滬台灣人團體亦直接點名陳儀是「慘案禍首」，可見當時形格勢禁，台灣人方面的代表只希望南京政府來解決善後，未將事件責任上溯南京政府。具體的表現還在於台灣人對國防部長白崇禧奉派來台「宣慰」的期待，可是白崇禧於三月十七日來台以後很快向陳儀的立場靠攏，把事件的性質定位為奸匪叛亂，他所建議的獎賞名單竟然包括殺人如麻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和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若將白崇禧與當時的參謀總長陳誠的角色相比較，陳誠猶會注意台灣當時的情形應僅適用戒嚴法第十四條（而非第九條）之規定，軍事機關不能取代行政和司法機關，以及非軍人身份不應受軍法審判的問題。可見在同一環境下，統治階層的人權觀念、價值順序仍會影響事變的嚴重程度，吾人追究責任時不應一概而論。

　吾人認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對台灣二二八事件應負最大責任，理由除了上述（事前）無視於監察委員或清查團的警訊，（事後）袒護陳儀而且台省軍政首長並無一人因慘案而受到懲處，更因為事件發生不久蔣介石即積極調兵遣將，正如陳儀在三月十三日寫給蔣介石的呈函所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蔣介石掌握來自黨政軍特以及台灣人團體代表等各方面資訊，仍做了迅速派兵的決策，召見整編廿一師師長劉雨卿的同時即發給他六百支手槍「當日運滬交部隊承領」，種種急忙平亂的態度當然加強了台省軍政首長「無法無天」的後果。

　與台灣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大溪檔案，從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止，計有九十九份文件，都是蔣介石與陳儀、保密局、中統局、葉秀峰、劉雨卿、陳誠、白崇禧、桂永清、何漢文、魏道明、彭孟緝、吳鼎昌、于右任、謝冠生等黨政軍特乃至監察司法相關人員來往的函電，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之深、干預層面之廣，這樣的最高領導人，當然要負最大責任。

　站在二○○五年二月台灣的時空點上，不免要特別注意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陳儀向蔣介石請兵的信函中，要求迅派得力軍隊來台的理由是：「為保持台灣使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計…」，陳儀主台政年餘，想必在政經社文各方面已敏感到台灣中國連結的困難問題，只是囿於當時國民黨政府領導階層的思惟模式、行為習慣，開出錯誤的藥方，而釀成悲劇，此一錯誤的後續影響，至今方興未艾。（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