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5台灣日報

◎陳翠蓮

　去年以來，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與研究員朱浤源突然成了「二二八專家」，前者指二二八事件動機是台獨、「彭孟緝出兵平亂是正當的」；後者謂「二二八事件只有死亡673人、失蹤174人」；相繼屢發令人駭異且有違常識的高論。日昨媒體報導，黃朱二位先生從彭蔭剛處取得新證據－－事件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與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寫給彭孟緝的文件，要證明：

1、黃仲圖與彭清靠是被涂光明強逼上壽山。

2、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是社會人士，根本不具學生身分。

3、彭孟緝的軍隊是在15位軍人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試圖為彭孟緝「平反」，洗刷「高雄屠夫」的罪名。

為人翻案求證應該嚴謹

　彭孟緝之子彭蔭剛為父奔走、希望先人不要在歷史上留下臭名，其心理不難理解，但是兩位中研院「學術工作者」在為人翻案前的求證行動應該更嚴謹。在公佈所謂的新證據之前，不妨先仔細翻翻史料，看看彭孟緝自己如何誇耀自己「軍事平亂」之功。1953年，彭孟緝任職台北衛戍司令兼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奉蔣介石指示，乃依據當年的日記，並調閱高雄部份檔案，寫下<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一文（收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1992）。文中他如此自述：

（3月2日）…台北的事件才只發生兩天，高雄的情況就變得如此惡劣，如果沒有預謀，沒有幕後的指使操縱，何至演變得這樣迅速？經過研判後，肯定的認為此次事件…已經完全變質，現在正由陰謀分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劃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

（3月4日）…照陳長官廣播的指示，依然強調這次事件，應該等待政治解決，不准採取軍事行動…我認為事態本身正在不斷變質，奸匪已經滲透進叛亂集團，…恐怕等不及政治解決，就將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了，我認為捨軍事制止而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循。…我為恪盡革命軍人天職，而不顧一切，毅然決心平亂…

（3月5日）午後二時，暴徒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但我因為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為了保守機密，乃故意虛與敷衍遷延，表示可以考慮他們所提出的要求…相約於次日再來司令部共同商談。

（3月6日）上午九時，以涂光明為首的所謂「和平代表團」，分乘兩部轎車，插大白旗，駛進我司令部…涂等首先提出他們業已擬好的「和平條款」九條要我接受…

誘騙談判代表一舉成擒

　我既將暴徒首要涂光明等予以逮捕，這就說明政府與叛亂組織之間，已經攤牌…軍事行動勢非立即開始不可。於是將預定於七日拂曉實施的行動計劃，提前十四小時來執行。

　...我決定下午二時開始攻擊，命令陸軍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的第三營向高雄火車站，及暴徒盤踞的第一中學進擊；又命令我的守備大隊陳國儒部，向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隊部攻擊前進…

　從彭孟緝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在事件剛蔓延到高雄的3月2日即主觀認定是「奸黨陰謀」，意指共產黨叛亂；4日決定以軍事解決，雖然陳儀還在等待國府援軍，不許他輕舉妄動，但彭已「毅然決心平亂」。甚至，5日涂光明等人上壽山準備談判，彭孟緝因軍事準備尚未底定，還「虛與敷衍遷延」、誘騙談判代表次日再來，而予一舉成擒，並且提前軍事行動，迅即出動部隊三路屠殺鎮壓高雄市民。彭孟緝自己的證詞中哪裡提到了15位軍人被殺後，才出兵反擊？

228委員會成捕殺對象

　有關高雄市長黃仲圖與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是被涂光明脅迫上山的說法，並無新意。在楊亮功、何漢文來台調查事件時，黃仲圖所提出的<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就是這樣寫的。國府軍隊增援後，各縣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成員都成了被捕殺的對象，處委會成員之一的黃仲圖會提出此說，並不令人意外。儘管如此，事後黃仲圖仍遭撤職處分。另外，彭孟緝還指稱因為涂光明開槍要殺他，他才逮捕一干人等。但是一同上山的談判代表之一的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在1992年接受口述訪問時，否定了有人被脅迫上山與涂光明開槍之說。

　而參與談判另一當事人彭清靠則在筋疲力竭回到家後，「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引自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是被脅迫上山的彭清靠應該會有的反應嗎？

被屠殺民眾高雄人最多

　至於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從來沒有研究報告指他們具學生身分。涂光明有中國經驗、戰後被任為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是事件中的民兵領袖，曾豐明經營電器生意，范滄榕是牙科醫生，這些資料在九○年代的所做的二二八口述史中早已提及。兩位學者要用「新證據」來證明此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分，反而更顯示兩位先生對二二八八史料的陌生。

　根據1947年台灣旅滬六團體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所稱，台灣二二八事件中被屠殺的民眾「以高雄為最多，有三千人」。

　來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也指出，事後彭孟緝向他報告「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引自何漢文，<台灣二二八起義見聞紀略>）。由於在二二八事件中率先鎮壓民眾、屠殺有功，彭孟緝一生受蔣氏父子重用、享盡富貴榮華，但在民間被惡評為「高雄屠夫」。如果說這樣的評價對彭孟緝「太不公平」，還要為他美言、粉飾；那麼，這些冤死的台灣民眾又該要去哪裡尋求公平？

（作者為淡江大學副教授兼系主任） .....2005-03-05【台灣日報】

 

 

2005.03.05自由時報　

■郝培芝

　檢視中國推動反分裂法的過程，事先法案內容保密到家，並派遣陳雲林與孫亞夫親赴美、日溝通宣傳，並在同一時間內，全面動員中國所有外交體系，對全世界國家進行宣傳與說明，從這些現象觀察，我們應將反分裂法視為胡溫體制對台政策的根本轉向與處理基調的轉型。

　總體而言，反分裂法與春節包機的同時出台，展現胡溫體制對台政策的強硬化與靈活化，在遏制台獨上態度強悍，立反分裂法以法制獨；但在實質經貿交流上則是身段放軟，尋求打破政治僵局。

　中國在台灣立委選舉結束後，快速推進反分裂法的立法進程，顯示中國已經不再重視台灣內部政治生態轉變對於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力量，而是直接訴諸國際格局來處理台灣問題。對台政策「強硬化」與「國際化」的轉變來自於中國對於美國在台海問題態度的評估，以及近幾年來中國所進行的國際戰略成果所累積的國際自信。

　中國評估美國現正忙於中東問題與全球反恐的全球戰略，無暇處理台海問題，而在北韓問題上又亟需中國的協助，此一關鍵時刻，乃是其可以進一步大幅推進其政策底線的大好時機。

　對於歐盟國家，中國利用伊拉克戰爭後歐美戰略上嫌隙趨於加深的契機，積極以所謂的「戰略伙伴外交」推動與歐盟關係實質化進展，並以解除武器禁運作為外交主軸，希望突破美國軍事技術封鎖，並動員大國（如法國）反對台灣獨立與公投，近來也訴求俄國普廷公開支持反分裂法。

　對東南亞國家，中國則進行所謂「睦鄰外交」，主動對南海問題釋出善意，並以門羅主義的建構方式將東南亞國家視為其大後院，挑戰美日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同時，中國近來與東亞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時，往往夾帶要求簽約國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在其他地區，特別是拉丁美洲，中國則是運用「ＦＴＡ外交」，利用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E）成員國有意和中國簽訂ＦＴＡ的機會，透過巴西和阿根廷向台灣邦交國巴拉圭施壓，要求巴拉圭先和台灣斷交方能簽訂ＦＴＡ，以期在我中南美洲邦交國區塊引發骨牌效應，擠壓台灣國際空間。

　反分裂法顯示胡溫體制對台政策處理基調的轉型：迫使國際社會及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動員國際力量全面反獨、阻獨，並升高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力道與法理基礎，而反分裂法在這三向度上都具有指標性意義。

　反分裂法短期效果，在限縮台灣未來所有可能的政策行動（包括公投與制憲），以法律的恫嚇力遏止台獨活動的推展，中期效果則希望以強勢姿態逼迫台灣接受一中的談判架構，並沿用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模式透過法律形式將台灣問題內政化；長期而言，也可提供平行於美國台灣關係法的法律談判基礎，作為未來對台動武的藉口，以及任何未來台海局勢破局的主動解釋權。

　綜觀中國遲不將反分裂法內容對外公布，又全面派出外交人員進行遊說與解說的過程，其策略在於視國際社會的反應，再決定其最後立法內容，所以在其最後立法出台之前，國際社會及台灣內部的聲音相當重要。

　台灣不能退縮到只期待中國制訂一個較為緩和的反分裂法即可，而必須透過台灣民主程序，在法理上根本否定中國反分裂法的存在正當性與統治有效性。 （作者為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