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26 自由時報
☉釋昭慧
十月九日起，筆者在中國大陸展開了一趟為期十二天的「學術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師圓寂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於上海復旦大學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之宗教研究所拜會佛教學者，並做了四場學術性的演講，講題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實務層面的，涵蓋了佛學研究法、倫理學、戒律學、台灣佛教女性運動與台灣佛教現況等範疇。
總的來說，筆者本次有緣與其晤談的學者，顯然有一種作為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中國佛教，還是對於他們所置身其中的中國社會，都有高度的關切與愛護之情。特別是：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經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臨劇烈的變動，相對於此，中國佛教的內部，似乎還極少人意會到：他們站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做些什麼明確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復興教運？這讓護念佛教的學者不能不產生某種程度的焦慮感！但是，由於過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學界人士對佛教曾發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論，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學界的批評，還是難免會有強烈的「被迫害意識」；而學者們帶著前人犯錯的「原罪意識」，即便是想發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話到口邊也只得禮貌地強忍下來。
然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群有宏觀世局之眼光的學者，假使客氣地噤聲了，長遠來看，這會是對佛教有利的局面嗎？僧侶們怕被學者諍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來忠言難免逆耳，在每一個人或每一團體自我修正以成長的過程之中，誰不需要「察納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價？怕痛，恐怕不是什麼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學者的批評是不公道、不如實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胸來看待它們？即便是針對不實言論而加以反駁，也好過端出「僧事僧決」的帽子，來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們竟把學界諍言，一概當作是敵意之論，也要謹記住「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古訓！太過安逸而又欠缺監督的環境，對佛教長遠的前途來說，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記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學的那場演講之中，宣方教授回應筆者的演講時，問到筆者本次大陸之行，於所見所聞之中，對中國佛教的看法。筆者基於愛深責切之情，乃不敢隱諱，直抒所見的「片段觀感」云：我昨晚在北京搭計程車時，司機先生的一席話讓我感觸良深！他說：「我真想參加天主教的彌撒，聽聽神父們講道。到寺廟裡，進門要買門票，進去之後，給你幾支香，上香之後，叫你丟二十塊進功德箱，也看不見有誰給我們講講道理，這有什麼意思？」這是社會底層人民心聲的一小部分縮影，佛教中人似應重視。
也許這種愛深責切之論，實在是太過直接而毫不修飾，不小心刺到了少數愛教人士的自尊心，當場立刻有人反駁筆者：「你不瞭解中國佛教，中國佛教事實上是受限於宗教法令，無法像台灣佛教一般揮灑自如。」
筆者當即反問：「即便是受限於宗教法令，但在宗教法令所容許的範圍之內，佛教又盡到了全部心力嗎」？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許在宗教場所以外的地方傳教，但是在它所容許的寺院範圍之內，為什麼會出現那位司機先生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歷來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團結，更加壯大。但佛教呢？中國過往的宗教政策容或有過失，但如今對佛教大體來說還沒構成「迫害」，而且頗有善意扶持的傾向，我們還能把佛教教運不振的責任，都一古腦兒怪罪於政治力的干預嗎？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當，那麼，佛教界正應努力爭取其改善空間。要知道權利是要靠自己爭取來的，不會是從天上自動掉下來的。
發言者反駁筆者云：「這會有危險！這樣不安全！」
筆者至此忍不住略帶嘲弄地反問道：「是嗎？你們在意的就是不危險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天津之旅，在梁啟超故居（包括他的書齋「飲冰室」）開放前夕，我們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參觀了這兩座古雅樓房，及其中所陳列的梁先生相關文物；明年此時，弘一大師故居亦將修復竣工而開放參觀。為了修復梁先生故居，官方拆遷了九十一家住戶，耗資兩千萬人民幣。顯見他們對於鄉梓之中出現了「國之典範」，有著一種「與有榮焉」的深厚感情。
這是一個缺乏「典範」的時代，只要有「典範」存焉，人們還是會油然生起「心嚮往之」的深情！對「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梁啟超先生是如此，對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的弘一大師，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在「風檐展書讀」而孺慕古昔典範之際，這些教外朋友們，難道不會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嗎？
站在梁啟超英姿颯爽的銅像之前，筆者不勝欷歔！早在民國初年，他已凜然發出「人權與女權」的讜論；時至今日，社會已一步步邁向男女平權之理想，不意中國佛教竟然還將男尊女卑，賦與「聖教量」的正當性，悍然抗拒著改革的力量，無視於社會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為同樣「獻身甘為萬矢的」的後生小子之筆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