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1.09自由時報

☉伊銘

　毫無疑問，中共將十六大看作是一次攸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不僅要產生第四代領導集體、新的軍事領導團隊，而且下一屆的中國政府組成也要在這一屆大會上形成共識。即將卸任的江澤民在十六大發表的「政治報告」及新的「黨章」，將是下一階段北京施政的指導方針，甚至於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指導方針。據此而言，今次中共權力轉移只能是世代交替，而非時代交替，因為十六大後中國的政治、經濟路向，基本上不會脫離目前軌跡，胡錦濤時代是江澤民時代的繼續。

除「尊江」胡錦濤別無選擇

　早在兩年前，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即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將政權移轉給第四代，儘管過程十分緩慢。但在同時，江澤民構建起幾乎是不可逾越的「權力繼承及延續」的巨大工程：像中共的歷代領袖一樣，江澤民不希望自己僅僅是一個過渡時期的黨的領袖，因此他在塑造自己的歷史形象、延續既定政策方面著力甚多。

　例如去年七月，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試圖為中共重新定位，並不斷發展、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此外，江澤民還以其他手段尋求聲譽，重點則放在外交事務上。包括推動中國加入ＷＴＯ、爭取到二○○八年奧運主辦權、主辦上海ＡＰＥＣ年會，並在今年二月招待美國總統布希到訪，今年十月實現與布希的「牧場峰會」，北京宣傳機器已將江澤民定調為「帶領中國進入世界舞台」。

　胡錦濤執政後，除了採行江澤民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幾乎別無選擇。首先是因為權力的制約，在長達兩年的權力佈局中，從中央部委到省市級黨政「一把手」逾百位官員中，「國王的人馬」佔絕對多數，這為沒有江澤民的江澤民時代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作為胡錦濤權力基礎的共青團派系，雖然搶佔的位置越來越多，但他們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缺乏財經方面的訓練，具有外交、法律方面的領導者更是少之又少，勢必要仰賴江澤民時代的技術官僚，以及其他方面的專才；再其次，改革開放的方針，是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定下的「既定目標」，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的，因此第四代領導人只有繼續執行的義務，沒有開倒車的理由和權力。

　因此說，胡錦濤在執政後的兩年內乃至在第一個任期內，不大可能有太多作為，這與胡錦濤「低調大師」之政治個性無關，也與胡錦濤習慣於謹言慎行的作風無關，而是他必須屈從於「傳統」以及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以江澤民的執政過程為例，執政之初的江澤民，其主要動作就是「尊鄧」，因為他知道唯有尊鄧，才能保持權力穩固及社會穩定。

　當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充分掌握大局後，才在既有改革的基礎上，再提出「三個代表」、私營企業家可以入黨等理論，作為治黨的最新理念。鑑於江澤民從接班到全面掌握權力的經驗，胡錦濤在接班過程中，勢必也要把這項經驗當作重要參考。從這個層面看，江澤民的思想，會直接成為胡錦濤接班初期的執政綱領，因為此時「尊江」，就是中國政局穩定的保證，當然也是胡錦濤接班地位的保證。

江澤民的「十三年」規範了中國未來

　更重要的是，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無論是在中國的政治生活還是經濟生活，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便是時間也無法抹去；無論外界對江澤民的評價如何，都必須承認這個「十三年」為中國帶來的變化之大，幾乎是前所未有，經濟增長速度前所未有，儘管官僚腐敗、兩極分化、工人下崗等弊端依然存在。江澤民的「十三年」一個最重要貢獻就是將中國推向全球化序列，並帶領中國走出了依附美國、歐盟及俄羅斯的格局，隨著改革開放的成長，愈來愈走出獨立自主的政策。

　這種格局的確立，也等於是對江澤民歷史地位的確立。正是因為如此，中國逐漸發展出一種對全球化既期待又害怕的複雜心態；全球化既是中國邁向強國之路的絕佳機會，也是維繫社會內部穩定發展的最大挑戰。隨著資訊的快速傳播，使北京當局控制社會的能力大幅度降低，促使各種外來思潮更容易進入社會內部，進而動搖北京政權的統治基礎。這也是江澤民等領導人，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應該利用全球化的機會，向中國強行推銷其普世價值觀、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原因。

　加入世貿組織是江澤民任內最值得炫耀的政績之一，但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也面臨著全球化潮流的進一步衝擊，經濟自由化的高漲及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一波波滲入到中國社會，北京的壓力不可謂不大。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的「抗壓」能力越來越強，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活躍，其角色的重要性，主要來自於改革開放所開創的綜合國力的提升，而不再是依附於國際體系兩極對抗下的因素。這一切，當然與江澤民有關。

　中國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成長與市場，已經成為亞太經濟成長的希望與寄託，中國的龐大市場已逐漸取代歐美市場，成為亞太經濟不可缺少的一環。亞洲與歐美國家經濟緊密的關係已逐漸被中國所取代，這種趨勢還逐漸發展之中。中共第四代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繼承了權力，他們不能、也無法擺脫由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開創的，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現代化道路。

　江澤民的「三講」理論以及「三個代表」理論，教條而抽象，但是較具傳統的社會主義教義派思想，還是多了幾分實用性、針對性，可謂是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國主題意識結合的一種發展觀念。以中國為主體性的改革策略，則是把社會主義擺在中國主體下的改革。江澤民理論的實質就是讓統治階層到知識階層到市民社會，都體認到這種改革，只能是中國式的、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

　這就為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集體改革路向作出了規範，他們只能是順著歷史車輪的慣性往前走，而不會另闢蹊徑。再就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本質上與以前的領導人沒有太大不同，延續以往路線，更容易獲致成果。因此，胡錦濤團隊執政後，外在環境雖有所變化，但其政策的施行勢必會保持一貫性。在看江、胡之權力交班時，可發現其間不僅是權力的繼承，也是路線及政策的繼承。

胡錦濤的真正挑戰在第二任期

　這並非是說，胡錦濤將一成不變地繼承江澤民的政治遺產，維繫目前的政治、經濟節奏直到離開歷史舞台。那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核心團隊的更新，都會觸動中國改革的敏感地帶，何況胡錦濤被外界認為是一個不露聲色但是具有主見的政治領袖。胡錦濤真正的挑戰應是第二任期之內，假若他希望走出第三代的框架，並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留下自己獨特的背影的話。

　以胡錦濤等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目前都保持一種很低的姿態，並不難理解，而在經濟改革方面，近期內他們也許會有一番作為。因為在中共內部，對於經濟改革，推行市場經濟、國際接軌，已經取得共識。當他們全面接掌權力以後，應該會繼續推行市場經濟改革，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在所謂私有化、政企分開方面，可能會比第三代要走得遠一些。社會方面，也將一如既往盡力保持社會穩定，減少社會震盪。至於政治改革，則不大可能會輕舉妄動。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以及西方對中國商業社會的進一步關注，陳舊的共產黨權力機器與社會不相適應的問題將日益顯露出來。屆時，中共只能面臨兩種選擇：要麼自身政治改革以適應中國未來的公民社會，並與國際社會完全接軌；要麼其合法性被社會所揚棄。於是，政治改革對於第四代就會變得非常緊迫。

　雖然第四代領導人如胡錦濤、曾慶紅、溫家寶等已經在台上歷練多年，但是一旦真正負起責任，乾坤之斷，此種壓力仍然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如何應對，現在很難預測，特別是「改革，開放」比較容易的部分都已經完全或大致完成，剩下的「改革，開放」每一步都是困難重重，而且危機四伏。不過，「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定理是不會改變的。對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而言，因為前途未卜，也許是一種挑戰；因為包袱相對為輕，也許是一種機會。無論是挑戰還是機會，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絕對不能守成，也不可能守成，必須有新的思想、新的作為，才有可能將挑戰轉為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