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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8自由時報
理論上歷史正義與法律正義性質不同，不宜混為一談，但是這幾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平反」所遇到的瓶頸，實與此一理論障礙有關。韓國實現轉型正義的經驗之所以值得台灣借鏡，之所以成為今年南海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的主題之一，就是它有「特別立法」，構築了歷史正義與法律正義之間的橋樑。
濟洲四三事件主要是指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左傾的南朝鮮勞動黨濟洲島黨部以武裝起義的方式，抵抗警察與外地來的「西北青年會」的鎮壓，訴求是反對（南朝鮮）單獨選舉、單一政府，在武力衝突及政府討伐部隊鎮壓過程中，包括老弱婦孺在內、前前後後死亡人數大約兩萬五千至三萬人，其中申報有姓名者約一萬五千人人（二○○七年為止）。
當時由於聯合國要求朝鮮全境普選成立統一政府的決議，被蘇聯拒絕而無法實現，美國和李承晚主張單獨選舉，於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南朝鮮普選之後、八月十五日成立以李承晚為首任總統的大韓民國，所謂濟洲事件即是對抗此一趨勢而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李承晚對濟洲島宣佈戒嚴，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解嚴為止，作為民間武裝根據地的「中山間」村落，大部分房舍被燒毀，不分男女老幼遭到屠殺。
大韓民國實現轉型正義的過程，明顯與民主化的腳步緊密相連，他們能把歷史悲劇轉化為民主化動力，不論對一九八○年的五一八光州民眾抗爭事件，或一九四八年的濟洲四三事件，都有來自民間要求平反的強大壓力，金大中在一九八七、一九九二、一九九七年三次競選總統也都以調查真相、追究責任為主要政見，終於在一九九七年當選總統，並且在一九九九年通過特別立法，隨後中央政府成立委員會接受四三事件犧牲者與遺屬的申報，並進行真相調查作業。
比較起來，台灣因為有統獨糾纏、認同分裂的問題，轉型正義和選舉政治究竟應該連結或切割？常出現父子騎驢的窘境，事實上民進黨在追求轉型正義也時常「投鼠忌器」，以致成果不彰，這是紀念二二八之際值得大家省思的地方。
（作者陳儀深 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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