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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2自由時報
文學史上不知從何時起出現「回憶錄」一類寫作，只知有人要將自己一些事記錄下來，讓別人或後代知道。這些事如與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有關，似更有意義（若有人欲將自己或別人的隱私揭露，以滿足有「窺見癖」者的好奇則另當別論）。《逃亡》一書，明說是我脫出台灣的過程，它不過是整個「回憶」的一小部分而已，一小撮人的反應卻使我困惑，因有人竟質疑與《逃亡》毫無關係的事，借題發揮，顯然存心攪局和抹黑。例如：扯到我與中國、周恩來、喬治．柯爾的關係，這些與《逃亡》無關，會另文寫出。
某報特派員由美中外交關係解密文件寫到我與中國、周恩來的互動，這裡僅說明，我從未曾「主動」要求訪中，除了國民黨以外，未曾聽過人說我是「機會主義者」。何況，中國不但未「拒絕」我訪問，數十年來直到現在，其高層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請我訪問。又當時台灣有不少人被冤枉受迫害，外國人俠義想營救，有人曾計畫以私人飛機將我家人接走，但不成。對於無辜被害的女性們，有人想以結婚的方式救出，也不成。不能因對象是女性，就說成是我的「情婦」（ＦＢＩ的「情報」可靠嗎？海外情報不是ＣＩＡ負責的嗎？）。
另，某八卦雜誌專欄作家竟扯到我與喬治．柯爾的關係。這些與《逃亡》無關的事，可否如法炮製，題外爆料：我一到華府即聽到某人是公認的「國民黨職業打手」，其配偶在「代表處」任職，有的美國國會議員根本不准他進來辦公室。
另，可否題外爆料：任資政時聽到某國安高層人員，如何以離奇可笑的方式，求得其位；去職後還託我使其改派駐某大國的「代表」不成，立場即怪異。
要知道一個人的「真實人生、家庭、感情、恩怨、糾葛」，應該去看其私人「日記」，不是「回憶錄」。以見不得人的心機寫出莫名其妙並且無意義的冗文，或求官不成即立場大變，都無法受人尊敬的。
（作者彭明敏 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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