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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6自由時報
富士康中國深圳龍華廠區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在公司加薪及當局實施新聞管制之後，仍餘波盪漾，各方議論不止。就時機來說，正當台灣社會辯論與中國洽簽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之際，此一事件實為檢討我國產業發展與對中國政策的適時案例。
代工模式為人作嫁 獲利微薄
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在中國有八十萬員工，每年營收六百億美元，為蘋果、戴爾、ＨＰ等國際知名品牌代工，堪稱全球最大電子製造廠商，一向以強勢領導及軍事化管理著稱。從資本家角度看，富士康是賺錢的事業，既造就郭台銘的巨富身價，也使鴻海成為台灣營收最大的企業。
富士康模式是台灣過去二十多年經濟發展的軌跡之一，它反映製造業外移且集中於中國的偏差，也凸顯經濟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矛盾。就個別企業而言，富士康利用中國充沛、廉價、有訓練的勞力，經由壓低成本，爭取時間，管控品質，為國際知名廠牌代工，且擴大規模，求取相對最大利益。
代工模式，製造者不論由採購商提供技術和設備的委託代工ＯＥＭ，從設計到生產一手包辦的設計加工ＯＤＭ，到專業電子代工ＥＭＳ，都是接受委託製造；行銷及品牌價值最主要的部分，悉歸國際知名企業。在此模式，代工者不但接單未必穩定，為人作嫁，獲利在價值鏈中相對微薄，還需不斷壓低成本及擴大規模，薄利多銷，求得最大利益。科技業大廠英代爾可以驕傲地打出「內建英代爾」（Intel
Inside）的標記，富士康或鴻海，代工能力即使透過併購及垂直整合居全球之冠，卻只能隱姓埋名於產製過程或最終產品之內；箇中差別，在是否掌握關鍵技術或品牌。
我國工業從進口替代進入出口導向之後，由勞力密集產業代工做起，後來進入資本密集或科技產業，仍以代工為主，賺取微利；只有少數業者，在高附加價值但辛苦的自創品牌之路卓著績效。就在我國產業升級說比做多，遠不如南韓腳踏實地之際，適值中國等後進國家加入經濟發展行列，以其極低的生產成本，吸引台灣廠商前往投資設廠，而一旦走向以代工為主，整體產業只能致力成本極低、規模極大，逐水草而居，難以深耕台灣，且常上中下游產業連根拔起；尤其一水之隔的中國，吸引了我國七成對外投資。
台灣七成對外投資 流向中國
早期代工，尚可為台灣經濟社會帶來榮景，及其走向海外生產，產業大量外移，投資、消費、就業、所得隨之此消彼長，台灣不但服務業發展連帶受挫，經濟成長減緩，失業率升高，加上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上班族實質薪資被中國拉低而不增反減，廠商微薄的利潤也輪不到員工均霑，絕大多數歸資本家私囊，貧富懸殊乃明顯惡化。尤有甚者，這種低成本、薄利潤、大規模的製造業發展模式，使台灣許多產業及整體經濟，必須不斷西進中國，方足以維持生存成長；中國學者胡鞍鋼曾以糖尿病人之於胰島素，形容台灣經濟的高度依賴中國，至為貼切。如此偏差的模式，現今隨著中國低廉生產成本環境逐漸改變，人民幣終須升值等因素，已面臨極大挑戰。
產業大量且大膽西進，雖然短期間維繫或壯大一些廠商，在為中國提供就業機會的同時，也製造不少「血汗工廠」，成為「權貴資本主義」幫凶。中國不是民主法治社會，台灣企業前去投資，特殊政商關係與優惠必不可少，這種受制於人的經營方式，「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隨中國經濟崛起，「台商」地位已今不如昔；如果不是台灣仍屹立不受併吞，中國在「以經促統」策略之下還需拉攏「台商」或「讓利」以遂行統戰，即令光鮮的「高科技產業」，做生意都要看中國臉色，當然沒有穩健的未來性可期。尤其有些富商巨賈，對民主台灣疾言厲色、向專制中國卑躬屈膝，且不論在中國官式場合或在台灣歡迎中國來人，其競相討好、百般諂媚的嘴臉，盡現國人之前，有夠丟臉。
產業一窩蜂西進中國代工生產，上進不踏實，不利整體產業經濟，也使台灣近年在國際評比不如南韓，且漸居「四小龍」之末。更嚴重的，產業不但受制國際大廠，把投資貿易重心擺放敵對國家，也導致國家發展，特別是安全、主權遭到侵蝕。換言之，不論產業、經濟、安全、主權及國家發展都受制於人，且係受制千方百計要併吞台灣的敵國，有比這更愚蠢的發展策略嗎？
馬政府推ＥＣＦＡ 加速終統
產業發展以代工為主，前途多艱；把對外經貿集中敵國，形同自找麻煩。馬英九政府上任碰到全球金融危機，原應重新檢討調整產業及經濟發展策略，慎謀長遠穩健發展之計。但馬總統無能卻傲慢，「做兩年讓台灣倒退十三年」，且以「終極統一」意識形態治國，把「中國化」等同國際化；日前為鼓吹ＥＣＦＡ還宣稱︰「政府絕對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大陸這一個籃子，但大陸畢竟是最大的籃子，不能完全不放雞蛋。」中國絕非世界最大籃子，況且台灣已經在中國這一籃放了七個雞蛋，只剩下三個雞蛋，而ＥＣＦＡ還要大舉加碼中國，馬英九卻猶言這籃「不能完全不放雞蛋」。類此悖離事實的說法，經濟學家陳博志曾以ＥＣＦＡ「五招騙術」稱之，屬於「王祿仔仙騙法」。問題是，台灣人民有這麼好騙嗎？
（作者盧世祥 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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