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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2自由時報
高雄地檢署針對九一九水災案，傳喚高雄市長陳菊為訊問，如此神速的辦案速度，若比之於新生高弊案，似乎在展現檢方的決心，卻又讓人不得不質疑檢察官的中立性。
高雄市長在水災期間，若有擅離崗位，涉及的是刑法第一三○條的廢弛職務致釀成災害罪，法定刑為三到十年，但此罪之成立，必須能證明首長擅離職守外，而目前關於擅離職守與否的證據，僅是根據告發人的片面之詞，而此告發人又為候選人，此種藉由捕風捉影的傳聞而告發，其動機可想而知。退一步言，即便有擅離之事實，但仍必須此擅離與災害間有因果關係，才足成立本罪，唯此因果關係實難證明，也因此之故，台灣雖然年年風災而造成重大損害，唯即便首長擅離，也因無法證明此因果，而鮮少以此罪被起訴者。因此，若擅離的事實尚屬傳聞，檢方即如此積極偵查，則在去年造成重大傷亡的八八風災，中央行政官員個個出走吃飯、理髮之事已明，是否更該被偵查起訴？
相對於此，台北市的新生高弊案爆發已近三個月，而市府的相關人員也遭訊問與搜索，事已至此，卻從未見有檢方要對市長郝龍斌為傳喚，台北地檢署動作之遲緩，相對於高雄地檢署的進度神速，顯然形成對比。要說是因案件不同，而有差別，顯然不通，因新生高所涉及的是更為嚴重的貪污罪，法定刑動輒十年以上，豈有重罪消極、輕罪積極之理。若說是因檢察官不同，而造成偵辦速度的差別，不就表示在檢察權極大下，偵辦速度的快慢與輕重緩急，完全委由其個人意志，檢方即便無政治考量，也難逃差別對待之口實。
目前檢察權行使的監督機制，最主要來自於檢察長發揮檢察一體的功能，唯此機制不僅是一種自律，且可能會干涉到檢察權的獨立行使，實已無庸期待，則如何使檢察權行使受到他律監督，應是當務之急，則習日本，設置由公民所組成的檢察官審查會來為監督，才能使檢察權真正獨立，且不會有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
（作者吳景欽 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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