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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8自由時報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認為政府與時任國民黨主席的蔣介石等相關官員有疏失，而訴請國民黨登報道歉與賠償，業經高等法院審理認為，無證據指出事發時蔣介石是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指揮執行公務，國民黨也無連帶賠償責任，全案雖仍可上訴，卻凸顯台灣的轉型正義仍有待努力。
在過往，獨裁者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雖涉及嚴重殺人罪行，若此政權維持甚久，如台灣的情況，則可能因追訴權時效已過，仍得以逃脫法律制裁。這正凸顯殘害人權的暴行，欲藉由國內司法，恐有其窮極之處，也因此，國際刑法如羅馬規約第二十九條，即規定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的犯罪，無受時效拘束的明文。
同樣根據羅馬規約，為了防止以國家為擋箭牌，所以將處罰的對象及於個人，這包括執行屠殺的公務員及下令者，尤其是針對下令者而言，為了避免無法證明其有下令屠殺的事實，而讓其逃脫，所以羅馬規約第二十八條即明文，就算無法證明其有下令屠殺的事實，但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必須對屠殺的結果為負責。
在黨國不分的體制下，任何的政策決定與執行，絕不可能僅由獨裁者一人即可完成，而必須藉由政黨機器來運作，納粹是如此，戒嚴體制下的國民黨也是如此，若以政黨是政黨、國家是國家，而來切割政黨該負的法律責任，再以時效已過為補強，如此的司法解釋，雖符合法條文義，卻不免見樹不見林的質疑，也與人權保障的普世化價值相違，人民乞求司法來達成轉型正義，也因此落空。
（作者吳景欽 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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