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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爆發太陽花學潮至今，總統府至少公布過馬總統召開兩次上層會議的日期與要旨，一次是三月三十一日，自稱為「黨政會報」，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應邀列席」；一次是四月三日，為「高層會議」，目的在於「就學生持續占領議場相關局勢，交換意見」。基於「依法行政」為支配法治國家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首要原則，監察院應該主動介入調查，了解新上任之金秘書長是否有違法濫權之事證，以澄清官箴，穩定社稷。
服貿協議由國民黨立委三十秒通過，造成國家動盪之際，各類媒體近來大幅報導有關金秘書長「指揮」諸多反學運決策的新聞，然鮮見總統府與國安會即時說明並釐清真相。國安會自一九九三年正式法制化以來，已逾二十餘年頭，歷任首長均接受嚴格之內部與外部監督，本任秘書長不得逾越在法律之上，自不因其與權力的距離有多親近，而有雙重標準、差別待遇。
金秘書長之所以引發高度疑慮，係因總統府的正式說明而來。三月三十一日的「黨政會報」，也就是俗稱的五人小組會議，聚集了府院黨成員，金秘書長據府方所稱是就「三月三十日凱道集會活動有關馬英九辦公室、中興寓所的整體維安提出建議」，顯然，這是以其職務及職務所獲資訊，到會報告。
但，根據國安會組織法第六條，有關秘書長的職權明訂得非常清楚：「國家安全會議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總統之命，依據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處理會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簡言之，金秘書長的合法職權有兩個前提要件，一是承總統之命，二是依據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這兩者缺一不可，也就是總統無權亂指揮，國安會秘書長也不能亂承命。則三三一金秘書長去向包括國民黨幹部在內的人士報告，所依據的是哪一次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又為何未向在野政黨報告？
基於前述有關國安會秘書長職權的兩要件，再加上國安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一項，有關國安會的定位，為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之諮詢機關，並非決策機關，那麼自金秘書長上任以來，有沒有任何部會首長、情治單位接獲他的「指示」？如果有，即屬濫權違法，這些政府單位與個人如果曾經照辦，最好留存紀錄，以求自保，而且下不為例，否則有一併法辦之虞？倘若有國民黨系統接獲來自金秘書長下達之「指示」，依法行政的究責範圍則限縮在金秘書長本人。
三三一的黨政會報遭外界抨擊黨政不分，四月三日總統府於是改開「高層會議」。這是屬於國安會體系的會議，但根據府方公布的與會名單是：馬總統召集吳敦義、江宜樺、楊進添、金溥聰、國民黨副主席曾永權等人，曾永權同樣惹人側目；如果「學生持續占領國會議場」被當局視為是國安會組織法第二條第二項所謂的「國家重大變故」，屬於國家安全之相關事項，則應有完整之會議紀錄、會議決議事項，監察院有權力調閱詳加了解，審視相關決議是否違法，善盡起碼的政府內控功能，國安會不得拒絕。如果沒有會議紀錄，即屬違法召開。同時，根據國安會組織法第八條，國安會應受立法院之監督，立法委員也有責任防範國安會是否運用不法手段介入、成為打擊學潮的違法機關？
三一八學運以來，執政當局一再向社會訴求：太陽花破壞了法治，好似法治為政府的最高中心價值，那麼，全體公民同樣有必要關切這個政府是否依照法律進行治理。所謂空穴不來風，無風不起浪，金秘書長回台短短幾天，有關他的不法傳言竟以不尋常的高比例呈現，這些說法如果無據，對政府運作的正當性亦為重大傷害。基於還給國安會秘書長一個清白的考慮，監察院與立法院諸公，絕對有必要出面調查清楚，以尋求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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