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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國片《白米炸彈客》回顧了一頁農民心酸史。農村子弟楊儒門為小農境遇抱不平，投書媒體，沒人理睬；到農委會陳情，公關隨便呼攏，沒當回事。他放了十七顆爆裂物，才用爆炸聲喚醒政府關心台灣農業。
好好說，沒人理，一定要乒乒乓乓轟然巨響，才有人注意。這麼殘酷的現實，反覆在台灣社會上演著。
關廠工人案是政府失職的代表作。如果當年勞委會做好勞動檢查，切實掌握不良企業短提退休準備金的情況，並即時示警，甚至出事後積極扣押財產，墊償資遣費和退休金，工人需要抗爭嗎？
惡性倒閉的大老闆逍遙海外去了，政府沒能境管，也不追討欠資，用就業安定基金借貸補償，打發工人，那是花誰的錢替資方擦屁股呢？事後，政府打官司討錢，揮霍的二千多萬律師費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嗎？工人賠上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又該如何計算呢？
關廠工人從桃園苦行北上，到勞委會、行政院陳情，換得多少官員認真面對？不到車站臥軌，不發動萬鞋威脅、激情對峙，哪來媒體重視？哪位官員才肯認真思考司法解套的可能？
類似悲情又在國道收費員身上重演中，交通部官員有同理心，體諒他們中年轉業的困難嗎？還是用到最後關燈一刻，才依合約丟給遠通概括承受？有誰看見隨意媒合轉職的亂象？又有誰聽見收費員南北奔波的陳情哀告？
不是走投無路，不是被逼到牆角，誰要臥軌抗爭？誰要萬鞋齊飛？不肯好好聆聽與對話的政府，真要逼出人們的激情對抗嗎？（藍祖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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