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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六月四日，中國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中國與當代中國，以經濟、軍事能力高昂成長所驅動的國際影響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當中國人昂揚行走於世界之際，卻顯然尚未獲得各國人民等比例的景仰與認同，卻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問題出在哪裡？
首先是外部關係。美國哈佛大學貝爾佛科學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兩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及布萊克維爾（Robert D. Blackwill）的著作《去問李光耀》（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World）中，有關李光耀所述新加坡對中國的觀點，可以回答若干問題。做為長年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領導者，李光耀說：「中國期待新加坡人在中國愈來愈強大後要更尊敬他們。他們告訴我們，大國、小國都是平等的，他們不是霸權，但是我們做出他們不喜歡的事時，他們卻說你讓十三億人不高興，請搞清楚你的地位」。
新加坡的感受，恐怕是所有環繞在中國周邊小國的共同經驗。簡單的說，所謂「和平崛起」，崛起才是關鍵字，其所帶來的驚疑是真實的，至於和平，即使不是假的，也是中國單方、片面的主觀願望，不是諸國的客觀現狀。
最近在新加坡剛閉幕的「香格里拉對話」，做了十足的印證。即使中國大動作拉攏馬來西亞總理訪問北京，以免東協各國全部一個鼻孔出氣，但是幾天會期下來，日本首相安倍與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反對中國進行軍事與經濟擴張的辛辣演說，直接挑明，十足針對性，這不正是東南亞各國面對強鄰的處境需要，所提供其縱橫捭闔的舞台？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不顧國家形象的脫稿正面反擊，擺出的是「戰略敵對」姿態，同樣說明和平做為崛起的包裝，最終仍將撕去。若是如此，中國再如何壯大，至多只能令人畏懼。
其次在內部問題。六四前夕，已經有中國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公開指控，中國的政治民主、人權觀念比二十五年前更後退，對待異議的手段更強硬。自己民主觀念也很淡薄的李光耀，十分肯定的斷言中國不會成為民主國家，因為五千年來從來沒有數過人頭，所有中國統治者是以皇帝的權力在統治，如果不同意，就砍人頭。
六四的平反，自鄧小平以來，已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到現在習近平共三位領導人，繼續是權力上的禁忌，未能因習仲勳當年為胡耀邦仗義的歷史與家族因緣，而能帶給各方想像的空間，似乎可以推論︰同情，不是問題，但是平反，對人，必然要論功過，對事，要重新檢討天安門學生提出的訴求。
以今天中南海凡事「維穩」的位子思考，以及中國各地特權腐敗、貧富擴大、矛盾深重、暴動頻繁的惡劣險峻，六四所代表的嚴查官倒、爭取民主、新聞自由訴求，都讓中國新領導班子畏縮卻步。如果中國今後的發展，有意識的要讓李光耀的預測成為事實，那麼中國如何可能在價值上贏得世人的敬重？
全球看待六四，有國際民主社群基於人道的角度；有港澳兩地民主人士爭取一國兩制民主待遇的角度；對於台灣而言，一個文明、不野蠻的中國，既是區域安全、台海穩定的議題，也是鞏固國家主體、捍衛民主生活不受侵擾的重要條件。
從這個角度，六四的意義躍然，它不只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學生運動，而是一次受到中國當局血腥屠殺的人類民主運動。而今習政權繼續試圖抹去世人的記憶，不僅是掩耳盜鈴，同時，中國既不能帶來和平，也就無法近悅遠來、真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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