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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人民有不屈服的集體行動，才能迫使新的國家領袖運作民意，有所作為。
韓國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舊勢力亦會隨時反撲，台灣有統獨與族群交錯，更為複雜，台灣人要求轉型正義只有推翻ROC，成立台灣國之唯一途徑。
到了1995年，由於政治情勢的急遽變化，金泳三政權只好改變既定的消極立場。他指示研擬「光州特別法」的制訂，要以「歷史、法律、正義」的名分，給予光州事件歷史評價與地位，並積極以司法處理五共問題。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28。
至此，金泳三政權被迫改變既定立場，開始推動「歷史導正運動」，決心揭發真相並處罰主謀者。1995年11月24日，金泳三指示制訂特別法調查鎮壓光州的真相；12月19日國會以225：20通過「關於518民主化運動等之特別法」等兩項不設公訴時效的特別法。檢方接著展開傳喚與調查作業，全斗煥與盧泰愚分別出庭接受偵訊；一些與前朝關係深厚的執政黨籍國會議員，則指責這是金泳三的政治報復，紛紛退黨抗議。金泳三則因勢利導，藉機將民正派的前朝重臣逐出門戶，與威權勢力劃清界線，以強化自己的領導威信。12月初，分崩離析的民自黨改名為「新韓國黨」。
11月30日檢方成立「特別搜查本部」，經過深入調查之後，12月3日全斗煥也被收押。1996年2月，全斗煥及盧泰愚等16名新軍部集團被起訴。半年後法庭認定他們的「軍隊叛亂和內亂罪」，以及「內亂目的殺人罪」，將盧泰愚以「從事叛亂、內亂重要任務」、「特定犯罪加重處罰」等8項罪名，全斗煥以軍法的「叛亂、內亂首謀」、「內亂目的首謀」、「內亂目的殺人」等9項罪名起訴，一審判處全斗煥死刑、盧泰愚22年6個月徒刑；1996年12月最高法院判處全斗煥無期徒刑、盧泰愚17年有期徒刑的有罪判決定讞。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獲得了平反。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p.28-29。
金大中矢言要成為「人權總統」。和過去兩任總統對過去清算一貫採取消極與守勢的姿態不同，金大中本身就是國家暴力與蹂躪人權的受害者，又曾經以內亂罪被判處過死刑，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權沒有道德正當性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使得清算過去的作業可以從一向的衝突結構中脫胎換骨。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30。
由於社運團體與在野陣營鍥而不捨地抗爭，喚起了全民的共識，使得平反光州與清算過去的訴求，能夠打破地域觀念，形成全體國民的集體意志。南韓民眾透過「運動」，催生了民主化與清算了過去。
南韓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國，其間經歷了朴正熙與全斗煥兩次軍事政變，要在民主化之後的這麼短的期間之內，清除掉如此深植的軍事威權文化，並不容易。所以，經過盧泰愚轉型到金泳三的過程中，韓國的軍隊能夠徹底國家化，服膺於文人的統治，應該是第二個值得肯定的因素。
金泳三經過政黨合併，與新軍部勢力磨合熟稔之後，在上任後立即強制解散「一心會」這個軍部內的「幫派組織」，等於讓軍人「政治繳械」，無法繼續在部隊裡興風作浪，如此完成了文人掌軍的第一歩，也為清算過去排除了軍事威權勢力的反抗。
如果南韓的政治發展與變遷，沒有經過金泳三的5年緩衝過程，而直接到金大中的話，清算過去的作業恐怕未必會如此順遂。因為金大中是國家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若由他直接來處罰兩位前總統，必然會被指責為政治報復，遭到軍方威權勢力的阻力與反彈也會極大。
而南韓政治人物的「賭徒式投機性格」，工於政治圖謀與算計的作風，也充分顯現在過去清算的過程中。急就章式與見風轉舵式的政治手段的運用，都發生在盧泰愚與金泳三政權的過去清算中。
像金泳三上任之初，大力改革金融體制（不再容許用假名存款），以及端正公務人員風紀的措施，為他贏得了極高的民意支持度。但是執政後期，因為次子金賢哲涉入貪瀆與關說弊案，使得他的聲望急遽跌落谷底，為了力挽狂瀾，拉抬政治聲望，金泳三於是祭出收押兩位前總統的爆炸性手段，也就是說，是為了個人的政治目的才讓清算過去有了新的進展。這樣的投機式清算過去，雖然部分滿足了社運團體多年來的抗爭訴求，但清算過去被如此「政治利用」，恐怕也讓加害者與受害者兩造都同感啼笑皆非。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p.34-35。
相較於中國人對台灣人的族群優越感，以及後來產生的「省籍情結」，韓國人則有「地域仇恨」。歷史上的黨爭，造成「嶺南」（慶尚道，新羅）與「湖南」（全羅道，百濟）的世仇。在戰後的南韓政治發展過程中，慶尚道人所擁有的政治統治優勢，同樣讓他們對全羅道人有著族群優越感，而且在朴正熙與全斗煥政權的刻意打壓之下，全羅道人無異於二等公民。
對全羅道人的偏見觀念，一直影響到戰後慶尚道人（從朴正熙以迄於金泳三）掌權的37年間（1961~1998）。這兩個世仇深厚的人民，更因為政府用人的偏狹（刻意打壓全羅道人），以及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惡意忽視全羅道的建設與投資），而使得衝突與疏離越發激烈，不僅互相視為敵人、甚至到了互不通婚的地步。朝鮮民族黑白分明與兩極化對立的民族性，在世仇中展露無遺。
地域仇恨在朝鮮時代不過形成「地域差別」，但是到戰後卻惡化成「地域衝突」、「地域對決」、1980年終於在光州把這股敵對的火苗點燃。韓國人在近代史上受盡外勢的屈辱，形成的強烈歷史感與尊嚴感；然而，地域仇恨卻製造了國族分裂與自相殘殺的悲劇。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p.40-41。
但在國民黨政府的奴化教育體制下，台灣人對自身的歷史從未認真地瞭解。日治時代的歷史被扭曲或否定，對台灣人已是一大衝擊；接著，二二八的悲劇被刻意掩飾與遺忘，讓二二八世代之後的台灣人普遍不知道歷史真相。加上被殖民性格對統治當局的高度妥協性，乃至於國民黨對台灣人的懷柔與籠絡，造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共犯性格，以及對二二八受難家屬的分化等，都是台灣人不深刻反省、也不認真清算過去的原因。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42。
盧泰愚與他之後的金泳三，便在民意與輿論的壓力下，或為了自己的政治處境的盤算，而不得不面對歷史清算工作。也就是說，執政當局迫於情勢只好帶頭處理轉型正義與過去清算的問題，也因而被稱為「由上而下的民主化」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朱立熙：韓國518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兄弟的鏡子：台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台北市，p.45。
（未完待續，撰於2009/06/20）
延伸閱讀：
兄弟的鏡子—讀書心得（1）
韓國心．台灣情—我讀．我見（1）
韓國心．台灣情—我讀．我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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