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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年12月16日
地點：台中教育大學
主講：洪維健導演
洪維健導演的父母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母親懷孕時被國民黨逮捕，所以洪導在監獄出生，五歲時才離開監獄。
洪維健導演自述他在1950年出生，剛好也是國民黨將整個政府搬遷到台灣，因此整個記憶，都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史料是在這部片拍完後才出現，所以片中有一個很大的錯誤：二二八發生後，蔣介石通知人在山西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一度以為白是在三月十二號來台，實際上飛機是在三月十七號起飛來台，期間陳儀發了一些消息，白也擔心陳儀不歡迎他來台灣，所以他找了幾位人隨他來台，這幾位人在後來都發生很重要的事情，包含冷欣、吳石（註：吳石在1947年4月於上海加入共產黨，，1950年3月2號被捕，同年6月10日被槍決於馬場町）與二處的處長蔣經國（註：蔣經國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處處長）。白崇禧帶蔣經國來台的目的是告訴陳儀「我帶蔣經國來，你不要阻止我」。蔣經國來台灣的時間其實非常短，3月17號從上海起飛、19日早晨便搭機回上海，而不在台灣（影片中說蔣經國在台灣是錯誤）。蔣介石的日記目前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從日記中看出1946年10月21日，蔣來台灣一周(10月21到28日)，在台灣的活動和心境，都展現在日記中，10月24日宋子文來台灣，跟蔣開會，證明蔣介石才是幕後掌權的人。
陳儀剛來台時，台灣幾乎是百花齊放、百家齊鳴，考證結果是當時的刊物報紙有三十九份，為後來留下許多資料，而洪導對方廷槐有興趣是源自方的背景。方廷槐是1924年安徽桐城人，和洪導的父親同個世代和地區出生的人，也是畢業於中央幹校。早期從1950年到1955年白色恐怖的資料，因為要呈報總統府，所以有詳盡的整理，但因為管理檔案的人認識不足，很容易將這些檔案歸為二二八。嚴格說來228事件從1947年2月27日爆發到五月底清鄉，整個台灣大致被「評定」。舉一例就是寫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田漢，在1947年年底，還來到台灣，表示連他們都認為台灣已經安定。一般人不了解二二八，而檔案局的人甚至把白色恐怖1950年到1955年的資料，也歸到228。後來因為許多資料陸續出現，包含警備總部的資料等，大家才慢慢了解。從影片資料可看出方廷槐是1946年9月28日被分發到台灣。洪導的母親最初在台灣省教育廳任職，當時敘薪80圓，而其父親的薪水是160圓，而方廷槐的敘薪四百多圓，得知方的薪水高於一般公務員（同樣都是中央幹校畢業也同時期來台灣）。當時中央幹校的學生進到每個系統，林務局、公路局等公家單位，如水銀瀉地滲透。舉例而言，廿一師來台後，殺很多台灣人的的憲四團團長是張慕陶，張後來辦了一個學校叫金甌女中。蔣介石當時派兩個憲兵團來台灣－憲四團與憲八團，憲四團當時負責看守台北火車站和執行槍決，憲八團也是負責槍決。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國防部判決判定後，送呈總統府給參謀總長，參謀總長整理成報告後給總統蔣介石批閱，蔣介石批閱可、加重判刑或其他刑度後，再交由國防部複判，再次交給總統批閱，蔣介石批「如擬」後，受難者就被抓去槍決。蔣介石怕中間有人沒被槍決，於是派自己人，也就是憲四團的人執行槍決。槍決地點多在今天淡水河、基隆河附近，最大的刑場就是馬場町，原來川端橋的中正橋下(今永和市中正橋下網球場)，也是刑場之一。不只有槍決，槍決前和槍決後的照片，都要送呈給蔣介石。
洪導在文史調查的過程中，未曾看過聽過任何一個執行槍決的憲四團、憲八團成員或當時參與掃射屠殺的士兵、軍官，出來講述，他們都認為這些事情是「執行上意」，也不願意承認。另一面向是當時若涉及此類案件，家中有點錢都會想盡辦法到軍法處「歐ㄙㄟ」，塞點錢換得不要槍決。如二二八事件時，板橋林家的林子畏、林宗賢、林嵩壽、林柏壽，其家族辦的報紙如《大明報》、《中外日報》，國民黨對這些報人逮捕，其家族花了不少錢才將人贖出，最後也將大明報整個丟給政府，不敢再碰。這些紀錄證明很早就可以「花錢消災」，當時南部有些有錢人家，幾乎是花掉家產的一半，才能將人保出來。
洪導後來請教他母親關於案件中判決書上書記官、法官名字，是否真有其人，而他母親告訴他就曾經有人看了判決書上的法官名字，準備花錢消災，但卻找不到此人，可見判決書上法官書記官的姓名，也是用「假名」。判決是假的、判決書上的法官、書記官名字也是假的，判決後行刑的人也不肯出來。
從張七郎的案子來看，張七郎和兒子到滿州行醫，當時有許多台灣人都到滿州做事業，如楊英風的父親（楊朝華）。張七郎和其兒輩在滿州事業很成功，因此孫輩姓名都以「滿」字當名字的最後。張安滿後來找到方廷槐的口卡，透過口卡的資料，才有辦法追到方廷槐後來的發展，例如在花蓮中學任教、林務局、後來在台中女中擔任訓導主任。
張安滿從小就見過方廷槐，客家地方比較好客，吃飯的時候，準備碗筷就上桌吃飯，方餐餐都到，問方廷槐到張家做什麼，他也不講；張家在當地是大家族，多一個人來吃飯，就只是多副碗筷而已，也不以為意。4月1號，部隊就已經從台北到宜蘭、花蓮地區，一種說法是當地的縣長要剷除張家勢力，原因是張家是制憲國大代表，又跟南京很熟，所以必須剷除。張依仁因為身上有軍醫的派令，因此倖免於難，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遭槍斃遇難後，張家人到軍隊去找人，就有看到方廷槐，後來陸陸續續看到方廷槐出現，因為家裡已經三個長輩犧牲，也沒有敢找方廷槐多問，只能將此段記憶暫時擱下，一直到張安滿查到方廷槐的口卡，2001年時又找到方廷槐家中，方廷槐已經死了。
影片另一個要呈現的是那個時代特務的可怕，「國特（國民黨特務）就在你身邊」，當年的種種不像國民黨灌輸的那樣簡單。例如林義雄家人的滅門血案，洪導曾經碰過有情報特務背景的人告訴他，依照專業判斷林家滅門血案是一個「獨立作業」，在龐大國家機器的情治系統裡，有一個比較單獨的系統，知道林義雄並認出林義雄家中成員後，基於「愛黨愛國」或是想要強出鋒頭、爭功，自行做的案子，結束後再上報高層。方廷槐在張家就像是這樣的模式。
在特務系統內查不到方廷槐本人、他的任務和編組，但方絕對是那個帶著軍隊到醫院、張家抓人指認的人，因為只有他清楚。他自己去做，上面的人可能也沒有指派，指認完張家後，上層知道方廷槐是「自己人」，建功立功。原本在台北可能撈不到什麼，加上又是學邊疆邊政，自然到花蓮這樣的地方，建功後，就有人幫他引薦工作，先到林產管理局，後來又介紹他教書，一直都被照顧。
但若是事情鬧得太大，高層便會想辦法把這條線「剪斷」－派人幹掉，這是特務的作業模式。最近中研院出版《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保密局原是軍統局到台灣的系統，1945年接收台灣後，保密局就將他的人安插到各單位，甚至二二八處委會中，也有保密局安插的人，如忠義服務隊的隊長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帶著學生上街抗議，然後指稱整個二二八處委會都是叛亂分子；甚至處委會開會時，起初王添灯等人只有三十二條訴求，特務鼓動群眾後，增加到四十二條，多出來的十條訴求後來成為「罪狀」，例如要求解除軍隊武裝等，形同叛國，讓蔣介石有理由派軍隊來台，而當初極力堅持從原先三十二條增加到四十二條的人，就是特務。
國民黨來台後剷除上層的社會菁英和意見領袖，在剷除的同時，國民黨內同樣有內部矛盾，這些被剷除的菁英大多都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的成員，白崇禧、蔣經國在3月17號來台，18號就到蘆洲李友邦家，李友邦本名李肇基，抗日時在中國金華組織台灣義勇軍，李友邦早年雖然與蔣渭水等人參加文化協會，但也是最早和林木順、謝雪紅等人潛赴上海的台灣人（註：李友邦在就讀北師時和林木順、林添進等人襲擊新起町派出所，被退學後遭日警逮捕，連夜翻牆逃出後至高雄與林木順會合，潛離台灣，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後來受國民黨左派大老廖仲凱栽培），後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共產理論，到莫斯科的火車上還有一人－蔣經國。二二八中許多受難的人，例如鍾逸人，都是三青團成員，後來國民黨退到台灣後，就把三青團改名反共救國團。三青團在國民黨中就形成一股力量，黨中有黨、派中有派，大到無法被掌握，後來下達命令，借二二八的理由，將已經參加三青團打著國民黨招牌，出來掌權爭權的人，一次除掉，確實在二二八中，許多三青團的成員被槍斃。保密局資料的出土，也讓我們對二二八有不一樣的視野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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