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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左派台獨教父史明前輩（贊主同修）揭碑追思會」追思手冊。照片未加註者，來源為大地志工。
史明（贊主同修）參加聖山法會，集體誦唸《228台灣神太上真經》，為國運祈福祈安（攝於2014/9/24）。
2. 為革命賺錢－珍味為根基
他選擇從事餐飲的行業，而非到一般商社當普通職員，主要是想到「往後又要繼續從事台灣獨立革命，就一定要有自己的店，以方便台灣來的人能自由的出出入入，也才可以與台灣島內做聯繫工作。」擺攤的地點就落腳在東京山手線鐵路的池袋站西口站前，[1]他考量自己這種菜鳥，無法在鬧街和老店家競爭，就選在不太繁榮、戰後才慢慢興盛的地方，頂下一個約三坪大、沒有浴廁的小攤子，[2]稱為「屋台」（食物攤位）的矮房。[3]另外，他還考量戰後從中國華北、東北等地歸國的日本人，將近1千萬人，中華料理是他們熟悉的味道，他就以大滷麵、餃子（水餃）、炒豚肝、高梁酒（白乾兒）等食物為主食。店名取為「珍味」，有「津津有味」、「山珍海味」的聯想之意。[4]
「屋台」（食物攤位）的參考圖，蘇振明原圖說：插圖中是美式冰淇淋四輪攤販車，50年代史明於池袋火車站前的麵攤近似插畫中的模樣。資料來源：轉引自蘇振明，《衝突與挑戰：史明生命故事》。[5]
對料理外行的施朝暉拼命工作，和平賀協子過著艱苦、勤勞的日子，他們的四輪麵攤一開張就生意興隆，每日從早忙到晚，清早5、6點就到市場備料，晚上工作到凌晨1、2點，[6]收攤後就睡在麵攤頂的木板，攤子上面的板子，需盥洗就使用車站裡的廁所，洗澡就到「洗湯」（大眾澡堂）解決。[7]
每樣料理都是50円，白乾一杯50円、餃子一盤6粒50円，有人來吃記憶中的北京口味，也有人是遠到而來嚐鮮。[8]這樣打拼的兩人，到1953年的夏天，他們已經有能力還清借款，甚至開始有些積蓄。[9]時序走到1954年，施朝暉把攤子升級為店面，考慮到往後要做政治工作，挑選位於街角、好辨識的三角窗店面，[10]原先是2層樓17坪的店面，後因道路規畫，改建為5層樓11坪的店面，也就是現在的「新珍味」，生意很好，除了一般客人會到店裡用餐，漸漸也有文化界、雜誌媒體界的客人來“交關”（光顧）。[11]
在新珍味烹調料理。資料來源：獨立台灣會[12]
如此努力賺錢的他，並不是為了要致富，否則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台灣人學弟建議他開柏青哥賭博店時，他就不會生氣的回絕自己是要為台灣獨立打拼的。[13]他告訴自己「這是為了革命在吃苦」，他靠自己的力量賺錢和貯存積蓄，就是為了將來可以自立從事台獨運動，不需要向別人伸手募款或彎腰求援。[14]他把賺錢當成「方法」，「目的」是為了台灣的獨立運動。[15]
其實在1958-1964年的6年期間，施朝暉曾參與「日華信用組合」的工作，擔任兩任常務理事，主要工作是去找人存款和借貸，因此經手過信用組合實際的工作。原本是希望藉此多認識能一起從事台獨運動的同志，但後來決定離開，具體原因在於：
主要是每次我在外面募到存款，拿回信用組合以後卻常常被其他理事挪用，既沒有擔保、日後又不願意存回組合裡面，再加上當時常常有人向信用組合貸款，最後卻倒債跑到國外，正所謂「落水叫哀哀，上山叫沒事」，原本我借人家錢是為了解決他們的困難，最後卻變成我要承擔他們的債務，六年下來，我竟然賠了兩千多萬，所以我才會在第二任理事任期屆滿以後辭去職務、退出組合。
參與日華信用組合的經驗是讓我看到台灣人的努力，但也看到台灣人內部的不團結……[16]
他在1964年左右，也曾陰錯陽差經營「壽屋」泡麵工廠，諸多原因之下，銷售業績始終沒有起色，最後還是把工廠頂讓，專心經營新珍味的生意，他認為「這次事業上的挫折其實我不是那麼在乎，一方面雖然經營壽屋失敗，新珍味仍然每天在營業，沒什麼後顧之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我想事情比較簡單，而且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獨立運動上面，私人的成敗或生活的品質並不值得放在心裡」。歷經這些投資失利，讓他更專心經營新珍味麵店、組織台灣獨立運動。[17]
可以說，新珍味的餐飲事業，是他政治事業的基礎。他問心無愧的認為「我六十年來的革命運動生涯，所使用的一分一錢，都是我自己賺的；因為我不必向財團或政黨伸手募款，因此才能保持我政治理念的純粹性。」[18]
賺取財利是為了他的台獨運動理想，在辛苦工作之餘，也開始佈建地下工作。1955年9月，他在東京開闢台灣地下管道，和台灣島內的同志取得聯繫，建立「地下組織」，提倡「主戰場在島內」。[19]應該說，他逃亡到日本後，1952年到1960年代，都在組織地下工作的交通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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