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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一書，下一個世紀來臨前，國際媒體不約而同地關心，在各個領域深具潛力的領袖人物。1994年，我獲選為美國《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年輕領袖；1998年，英文《商業週刊》選出亞洲50位改革新星，台灣代表是李遠哲院長與我；1999年英文《亞洲週刊》將我列入亞洲20位下一個千禧年的政治領導人。）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創造ROC憲法，在中國大陸無法實施，而於台灣勉強執行，硬逼台灣人守憲守法，然而this man－Ma，馬騜順勢操弄憲法與法律，如魚得水，其病因何在？值得大家研究研究。
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一年以來，國民大會已修憲五次，近年來幾乎是年年喊修憲，但每次修憲都引起人民反感。多次修憲的結果，不但使國民大會的公信力俱失，憲政架構也充滿不穩定性。為什麼中華民國憲法會愈修愈亂、如此不得人心呢？
歸根究底，問題出在憲法本身的矛盾性。回顧歷史，一九四○年代末，南京國民政府在制憲時，國共內戰方殷，中共強力杯葛，蔣中正的權威已失，「政治協商會議」成為黨派的角力場。當時撰述憲法草案的張君勱主張內閣制，蔣中正主張總統制，經各方較勁、討價還價、折衝尊俎之後，才修出這部既非總統制又非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
蔣中正、蔣經國來台以後凍結憲法，透過臨時條款進行戒嚴統治，台灣根本無一天實施憲政，等到李登輝總統主政，有意實行民主憲政，各界才發現中華民國憲法矛盾重重，窒礙難行。李登輝總統與行政院長李煥、郝柏村之間的衝突，固然是主流與非主流，改革與反改革之爭，但其中部分原因也牽涉到憲法的結構性矛盾。
雖然各界有意就中華民國憲法修憲，但去遷就一部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憲法，情況就如同修車，一部過時的老爺車，再怎麼修，也修不成一部新型車。加上李登輝總統不斷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而妥協，每次修憲都產生不少後遺症。
在戒嚴統治者眼中輕如鴻毛的憲法，在民主國家卻有絕對的重量。因為憲法既是治理國家的綱要，又是人民權利保障的象徵，同時，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律，授予權力又制約權力，是政府積極性的工具，也是對政府約束性的力量。
陳水扁，2000，“二階段改革＂，《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29-130
黑金問題並不是現在才開始，而是歷史沉澱的結果，五十多年以來，國民黨就是依賴與地方派系結合而進行統治，台灣地方派系傾軋之激烈，也是國民黨長期分化、縱容的結果。然而，解除戒嚴以後，如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在缺乏明確法制架構的制約之下，台灣治安急速惡化，地方派系與黑道結盟，國民黨與黑金掛勾深化，加上國民黨黨營事業居間穿針引線，黑金政治變成了社會的常態。
陳水扁，2000，“二階段改革＂，《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32
我認為新領導力必須由下述四個要件構成：
一、 新領導力必須提出願景與目標。正如前面的故事，新領導力不是敲石頭或刻石柱，而是要能蓋出大教堂。領導者必須不斷自問：「我工作的目標是什麼？又該怎麼進行？」
以台灣為例，大家一直對兩岸關係、國家安全非常敏感而關切，希望台灣應與中國建立和平的對話與交流，但又要能抗拒中國對台用武，同時也要走進國際社會，特別與美國、日本維持穩固的友誼與防衛關係。身為領導者，必須呼應人民的集體要求，對台灣的外交、兩岸關係提供一個明確、清晰但又可行的願景。而這個願景必須與台灣社會的集體意識、價值觀念相結合，才能成為值得信賴的領袖。
二、 新領導力必須向人民坦誠溝通。溝通不是由「我」到「你」的過程，溝通是「我們」之間的雙向交流。溝通就是人性的動力，正如汽車引擎一樣，必須定時保養，否則人際關係就會失靈。
以人民最關切的財經問題為例，經濟如何振興？就業率如何提升？領導人又提出什麼具體的政策？這些問題都必須由領導者與人民進行坦誠而雙向的溝通。
三、 新領導力能建立人民的信心。台灣的國民所得早已不輸歐美先進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品質與環境卻和開發中國家差不多。我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即以「市政經營者」的角度，致力於提升台北市的生活品質與環境，也得到國際人士的認同，將台北市選為亞洲十大最佳城市之一。証明只要我們有心，沒有不能改變的事情。
因此，新領導力就是提出「生活者的權利」，針對治安、交通、空氣污染、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國土規畫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唯有了解人民真正關心的是什麼，透過生活品質的改善，重建人民的信心與尊嚴。
四、 新領導力能建立終身學習的社會。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人文關懷、文藝復興、宗教振興、社區主義、理性思想、志工運動的時代，領導者要能以「教育家」的身份帶動終身學習運動，努力營造一個「學習型組織」與終身學習的社會。
陳水扁，2000，“二十一世紀的新領導力＂，《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43-145
做為國家領導人，總統的職務除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之外，還必須發揮下述作用：一、提出議題與擬定策略，吸引人民的支持與關注。二、提出願景與目標。三、透過言語與行為塑造典範，鼓舞人民的信心與希望。四、勇於承擔責任與善於溝通，建立執政的公信力。五、建立有效率的經營團隊，發揮集體意念與力量。
為了達成上述作用，我認為「速度、簡單與自信」將是未來總統所應具備的決策品質。
陳水扁，2000，“二十一世紀的新領導力＂，《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50
阿扁想喚起台灣人愛台灣的熱情，想盡辦法要改革ROC的惡法惡行，可是台灣人長期受到KMT洗腦教育，要台灣、不愛台灣，造成國家認同差異，故有許多在台灣成長的台灣人，還認為自己是KMT養大的中國人，這是世紀的悲哀。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的集集大地震，是台灣人民的共同歷史記憶。近一百多年來，台灣人民共同歷史記憶大多是政治性的，而且緣於外來政權壓迫所造成。如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均是我們祖父輩、父親輩共同的歷史記憶；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則是令我們這一代難以忘懷的政治迫害事件。
然而，比起上述政治事件，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的震撼力更大，持續性更久，對台灣人民的心靈尤其產生不可磨滅的印象，禍福與共、生死相依的「台灣新家庭」也已然誕生。因為，台灣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前，是一個「我」的時代；在九二一大地震以後，是一個「我們」的新時代，台灣已由「自我利益」走向「群體利益」的新方向。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56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以後的一個月，我幾乎天天從台北搭飛機到中部地區，對災區進行實際的了解，並運用所有可運用的資源參與救災。當地震發生以後，國軍、警察、消防、醫護人員紛紛投入救災行動，看到這種情況令我非常感動。尤其並未發生太嚴重的治安敗壞事件，也在在顯示了台灣已是一個有法律與秩序的地方。更令人動容的是，無數志工團體或以組織化、或以小團體或以個人的形式投入救災，其中以宗教、公益團體表現的最為突出並充滿效率，這証明台灣是一個有公義與慈悲的社會。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對台灣人民的價值觀已經產生了重大衝擊。一直生活在富裕與安定中的台灣人民，必須深層地思考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何在，也藉這次的大地震，讓我深信「志工台灣」與「台灣新家庭」應是我們社會集體價值的新訴求。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59-160
回首「新中間路線」建構的歷程，我體會到，新秩序下的國際現勢，已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對抗模式。必須以宏觀來消除對立的立場，透過接納對方的觀點，來比對異同，尋求更高層次的認同，以保留自己的立場，同時透過說服讓對方重新調整觀點，以展開一種雙贏的思考方向。因此新領導力就是在對抗的兩極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以便掌握社會的共識。
陳水扁，2000，“建立台灣新家庭＂，《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69-170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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