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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 一書，1997年，台北首度被美國《財星》雜誌評選為亞洲十大「最適經商城市」。1998年，英文《亞洲週刊》將台北評為「最佳居住城市」第五名，一掃過去醜小鴨之惡名。另外，台北巾的市民主義經驗也得到國際媒體的肯定，右下圖為1995年日經雜誌專文報導。）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阿扁對國際事務的熟悉，來自務實的海商法律師業務，他是「實行家」不是「理論家」，故想改造台灣的ROC鬼船，走「新中間路線」和平、理性宏觀的策略；8年總統任內，由於無法消滅ROC的體制，現在成為「階下囚」。
擔任海商法的律師時期，正是台灣對外貿易急速成長的七○年代，我想的是如何解決客戶的貿易糾紛，接案子的同時，也從中了解認識到，輸出導向的經濟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即使到了今天，進出口貿易仍然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極大的比例，可以說是台灣的命脈。後來加入反對運動從政，親身參與也目睹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更認識到如果不換黨執政、終結黑金，台灣的經濟成就將被侵蝕，無以為繼。兩岸政策的搖擺不定，不僅危及國家安全，也使台灣在全球競爭的舞台中找不到方向。立委時期專注於國防安全，而市長時期則專注於城市外交，使我認識到台灣的生存與發展充滿難測與挑戰。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74
在我的心目中，評估各種可能的風險，考慮的面面俱到，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所以，我認為國家安全包括幾個基本層次：國防安全、經濟安全與社會安全。國防安全是最基礎層次的國家安全，保障國民最基本的生命、財產的安全，維護我們的民主體制；經濟安全是指在全球產業的競爭中如何站穩優勢，持續台灣的經濟活力，維持繁榮的局面；社會安全是以人文、知識、志工為基礎，將對弱勢者的照顧，轉化為社會資源，使他們能再一次投入社會生產的行列中。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78
台灣最直接的困擾來自與對岸的關係，媒體與政治人物關注的焦點往往也是兩岸問題。但是，由於牽涉到國家定位、統獨的意識型態、甚至族群的認同，主觀的認定往往取代理性的分析，做出草率的判斷。最常見的狀況是統派的團體認定武力犯台是中國唯一可能的選擇，台灣的內外事務首要的考量就是不要激怒中共。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某些獨派團體身上，他們基於對理念的信仰，認為在美國的保護傘下，中國一定不敢對台動武。他們的推斷固然都有所本，卻把可能的情況想像得過於簡單。把國家大事訴諸一廂情願的假設、過於簡化的推論是一件異常危險的事，我一直都是這樣的認為，國防安全是嚴肅的課題，我們寧可多操心，多思慮，多推演，多心，也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79
在台灣，兩岸問題、國防與外交是互相牽動的三角關係，因為現階段對台灣最具有軍事威脅的是中國，給台灣最大的障礙與麻煩的也是中國。中國之所以會如此的不友善以這兩把巨鉗夾住台灣，是因為他們對一國兩制爭取台灣沒有信心，以為用外交作為與威嚇的武力，可以使台灣變成跟沒有行為能力也沒有防衛能力的小孩一樣，就會乖乖就範－這是中國某些迷思者一向的如意算盤。但台灣是小孩嗎？其實我們只要建立深層的國防軍事與做為防衛前哨、避免誤判的預警性外交，就能使台灣不受到鉗制！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80
考慮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其根源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有堅固的支撐結構及脆弱的核心。堅固的支撐來自它的社會基礎，中國有一群最狂熱的民族主義支持者，他們接近權力核心，足以影響決策。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182
台灣志工是把台灣變成死生與共的大家庭，這種共識的養成，必須建立在共同的國家認同。
民間部門的志工參與，在以社會福利為主的社會安全體系，也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因為，許多給予弱勢者的照顧、扶助措施，著眼點本來就在使他能重返社會生產的行列，所以才會把社會安全的花費，視為一種社會投資。如果這些扶助措施有一般公民的直接參與，而不僅是花錢請專人負責，對整體社會連帶感的加強，也會起很大的作用。社會連帶的增強，社會敵意的降低，反社會行為的減少，是相互增強的因素，也都是增進社會安全的不二法門。
陳水扁，2000，“風險決策成就全方位的國家安全＂，《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p.195-196
全新夥伴關係的建立必須由人與自然的和解開始，認識到人對自然的權力並不是當然的，必須作必要的自我限制。這種對自然謙卑的文明態度，才能將人造的環境融入自然的環境中，人的活動將成為自然環境的一部分，同樣的自然環境也成為人為環境的一部分。尤其當我們認識到：傳統上以物質耗竭為代價的經濟成長，已經走到了強弩之末，緊縮人類的自然資源消耗，是未來不得不面對的趨勢。然而另一方面，人們消費傾向的精神化、去物質化、虛擬化，也才正方興未艾，而且它的規模將遠大於原本的物質經濟。所以，與其到時臨淵羨魚，倒不如現在就先未雨綢繆，結網以待。
陳水扁，2000，“邁向相互信任的綠色矽島＂，《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202
首先，我們必須先完成島內基礎的綠色建設，相對緊縮物質與能源消耗，而形成以精神文化消費為主的新結構，把變遷的壓力轉為改造的新契機。我們應該把整個國土規畫，轉為以綠色生活為中心，在可居空間裡將物質循環使用，使能量耗損最小，同時加速發展以農業科技為主的生化技術，創造「人」與「共生生物」的夥伴關係，創造出人類參與其中的共生循環。都市的規模儘量縮減，減低通勤的時間和能量成本，逐漸分解成散居聚落，形成以小市鎮為主要生活機能單元，再將運輸與資訊通路相連結以形成網路社區，完成綠色矽島的硬體結構。
接著更要緊的是，我們順著人類消費需求的精神轉向，利用現有的資訊相關產業的軟、硬體技術，與科技先進國家合作發展，加速發展虛擬實境的研究，開發相關商業產品，將台灣的整體經濟引導到：以精神消費、虛擬消費為主的資訊經濟、知識經濟。同時將在台灣已不合適的傳統產業，外移到中國，在中國沿海建設出與台灣利益休戚與共的經濟圈，成為台灣產業的緩衝保護層。總而言之，將物質消費產業外移，將精神消費的產業引入，加速發展；這樣一出一進，完成台灣產業結構的大轉換。
陳水扁，2000，“邁向相互信任的綠色矽島＂，《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204
不可諱言，由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心態長期不變，引發中國霸權不斷以文攻武嚇相逼，使台灣人民在國內與國際政治上較難培養出相互信任的默契。而政商派系、黑白兩道的「物質交換」則是以利害計算為主、人情面子為輔，這是一種時常遊走於法律邊緣的民間信任關係，無法擴大到「自己人」以外的範圍。我們必須勇於改革這類強烈腐蝕性的、陰暗的信任關係，以公開、透明、方便的方式撬開一切引人詬病的單位與事件，在國內與國際問題上不斷鬆動一切自我本位、唯我獨尊的表達方式，讓信任真正落實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層次，讓「值得承擔的風險等於信任」逐漸變成人民的日常意識，我們才有力量去應付廿一世紀更加捉摸不定的挑戰。
你信任台灣，台灣信任你。
這將是我們的約定。
陳水扁，2000，“邁向相互信任的綠色矽島＂，《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208
我從小生長在台南縣鄉下，村子裡幾乎全部都是閩南人，沒有客家人，沒有外省人，當然更沒有原住民。一直到我到台北讀大學，才有比較多的機會和其他族群的人認識、做朋友。有一次，有一個外省籍同學請我到他們家吃飯，他的父親是位老榮民，講起了抗戰的故事，讓我印象十分深刻。
從政以後，我有更多機會和別人交換看法，也更認識到台灣幾個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故事和處境。我相信，每個族群的文化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凡是弱勢，我們就應該予以關懷和扶持。但是近幾年來，有種流行的說法，把談族群問題等同於挑起省籍矛盾；我個人並不同意。宣稱台灣沒有族群問題，並不能解決原住民長期居於社經弱勢的問題，也不能避免棄保效應在選戰中一再重演，對台灣民主造成副作用；只有勇敢正視族群問題，理性思考台灣利益，才能去締造一個平權、互信的台灣新家庭。
今後無論是哪一黨執政，不分族群、用人唯才的政策，都將是必要條件。我要強調，「不分族群」是民主政治的倫理，「族群平衡」則是迷思。在原住民政策部分，考量到原住民特殊的生活型態與文化背景，我們應該尊重原住民的自然主權，放寬原住民的自治權，以原住民事務由原住民自理為終極目標。
其實河洛文化也好，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也好，從中國大陸播遷來台的外省人文化也好，甚至新近來台外勞的生活方式也好，每個文化都有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也有其獨特的傳統智慧，在地球人類漫長的演化史中，都有它不可磨滅的地位。
陳水扁，2000，“邁向相互信任的綠色矽島＂，《台灣之子：我的成長歷程、經營哲學和國家願景》，晨星，台中市，p.210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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