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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書，西藏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合併儀式）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把年輕的Dalai綁架到北京，Tibetan失去領袖，中共就很順便的要圖博人，俯首聽話。
他們採取這些預防措施完全是一片好意，因為平時並沒有禁止路人越過石橋，他們想，如果我行經石橋時，群眾無意中想越過石橋看我，中國士兵卻強行起他們走，可能引來不幸的後果。結果卻和他們想的相反，中國人計畫綁架我的謠言立即在全城傳開來。3月9日傍晚及夜間，群眾變得越來越激動，到了早晨，拉薩的民眾不約而同地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我到中國軍營去。
還有一件事讓人們更加堅信，陷阱早設好要劫持我。中國全國人大會議下個月將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正在施加壓力希望我出席。我了解民眾的感受，一直想推掉邀請，還沒給中國人確切的答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一個星期之前在北京宣佈我將出席。未經我同意就宣佈此消息已使拉薩的民眾非常憤怒，他們想當然爾認定，最近這個奇怪的邀約，只不過是要把我強行送到中國的陰謀。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抗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78。
噶倫們來見我時，我可以聽出群眾在呼喊：「中國人滾開！把西藏留給西藏人。」他們的口號全都是要求中國人停止佔領，要求中國人停止干預達賴喇嘛的統治。聽到這些呼喊，我可以感受他們的激情。身為他們中的一份子，我理解他們的感受，知道在當時的精神狀態下，他們已無法控制。事實證明如此，不久，我非常難過地聽到，一位名叫帕巴拉，索朗加措的僧官遭到狂怒的群眾攻擊，最後被石頭打死。此人因為和中國佔領軍關係密切，在拉薩名聲不佳。這天早晨，他出席僧官們日常的「宗恰」儀式，11點左右，不知為什麼，他穿了一件半中國式的服裝，戴著墨鏡和騎摩托車用的防塵口罩，腰帶醒目地別著一支手槍，騎腳踏車往羅布林卡。人群裡有些人認為他是中國人偽裝的，有些人認為他是為中國司令部送信。他們對中國人的憤怒怨恨，突然暴發，而造成此起致人死命的悲劇。
此一暴行讓我非常難過，我要噶廈告訴中國將軍，不克前往出席演出，還有，此刻他司令部任何人到羅布林卡來都是不智的，只會更進一步激怒群眾。我的侍從長打電話給將軍的翻譯，告知此訊息，轉達了我的道歉和遺憾。翻譯認為我的決定是對的，說他會轉告將軍。
同時，我也要噶廈告訴包圍羅布林卡的群眾，如果他們不希望我去中國軍營，那我就不去。噶倫索康和群眾選出來的領袖聯絡上，告訴他們我已經取消此行。到中午時分，這個訊息也用擴音器向群眾宣佈，門外群眾響起熱烈的歡呼。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抗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82-183。
另外兩位中國將軍也同樣長篇大論。其中一位宣告「消滅這些反動分子的時候到了，我們政府已忍耐很久了，」「這是叛亂。到了最後關頭。我們立即行動，你們就等著吧！」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拉薩危機＂，《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86。
我一聽說這些，立刻派人跟這些領袖說，他們的職責是降低已有的緊張狀態，而不是火上澆油。我要他們保持耐心，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鎮定克制。但是，那時候群眾的憤怒如此強烈，對中國人極端懷疑，我的勸告對他們一點作用也沒。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拉薩危機＂，《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87。
以極卑微的態度，向中共的將軍求情、講好話，只能求得一時之「緩和」，將軍的「息怒」，只是拉滿弓之際的稍微停頓。
我盡量避免和將軍爭論，甚或告訴他我根本不需要中國人保護。相反地，我決定用不同的方式，希望能讓他平靜下來。要做到這一點，我只能看似接受他的同情，歡迎他提出建議。第一封信，我對他說，民眾阻止我去他那裡接受招待讓我深感難堪。第二封信，我告訴他，我已命令包圍羅布林卡的人群散去，並且同意他的觀點，這些人以保護我為名，但只會破壞中國人和我們政府的關係。第三封信，我還說，在我訪問司令部之前，必須先把支持和反對新思想的人區分開。
即使當時我有想到這些信以後會被利用來反對我，我還是會這樣寫，因為，當時我最緊要的道德責任，是防止沒有武裝的西藏人民和中國軍隊，爆發徹底災難的衝突。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拉薩危機＂，《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88-189。
這天下午大約4點，我正在和噶倫們討論阿沛的回信，聽到附近中國軍營傳來兩聲沉重的炮聲，還聽到炮彈落在北門外沼澤地的聲響。
這兩下炮轟使得群眾的恐慌和憤怒達到了頂點。後來一直都沒有人解釋過為什麼發出這兩發炮彈，但，當時聽到炮轟聲的人都認為，攻擊已經開始，王宮就是目標。王宮之內，每個人都感到，最後關頭到了，必須採取斷然措施，絶不能再拖，可是沒有人知道該做什麼。
只有我，必須找出答案且作出決定；我打從心底相信，嚴格的宗教訓練使我有足夠的力量，離開現有的肉身毫不恐懼。當時我覺得──我一直這樣覺得──我只是一個會死的人，是上師不朽精神工具，結束一個會壞滅的軀體，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我知道，西藏人民和政府官員並不是這樣想。對他們而言，達賴喇嘛這個人極端珍貴。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的生活方式，是他們最寶貴的一切，如果我的身體死在中國人手裡，西藏的生命也就終結了。
所以，當中國人的大炮發出死亡的警告，王宮內每位官員，甚至包圍王宮大批人群中每個人，腦子裡第一個念頭就是，我的生命必須保住，我必須立即離開王宮，離開這個城市。這個決定不是件小事，風險非常大，整個西藏的未來就全靠此了。我們沒有把握能成功逃出，阿沛已說過逃跑是不可能成功的。就算我能逃離拉薩，我該到哪去呢？到哪能得到庇護？更何況，如果我走了，中國人會不會毁滅我們的聖城，屠殺我們的人民？或者，如果人民聽說我已經走了，他們會不會離開王宮，而挽救一些人命呢？我們的腦子裡塞滿了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一切都不確定，只有大家迫切的焦慮，必須在中國人開始大肆摧毀和屠殺之前，讓我離開這裡。這是我做決定時唯一肯定的憑據，如果我留下來，只會給我的人民，和最親密的朋友，帶來更多痛苦。我決定走。不用說，我祈求指引而且得到了指引。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拉薩危機＂，《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96-198。
逃亡，唯一的出路，用肉身燃燈。
那位令人欽佩的20歲康巴領袖旺楚慈仁在此離開我們，帶領4百名手下，在後面抵擋對岸來的襲擊。他還佈署了兩三百名康巴人在路上保護我們。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逃亡＂，《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206。
為什麼中國人這樣做？在摧毀羅布林卡時，他們相信我還在裡面，顯然他們根本不在乎是否會殺了我？當他們發現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繼而炮轟拉薩城和寺廟。他們是有意屠殺數以千計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眾。這些民眾面對炮轟不僅保護不了自己，也不可能對中國軍隊造成任何實質傷害。一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我們知道，他們這樣做只有一個的原因。在入侵西藏8年後，中國最終明白：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統治階級，而是普通老百姓－永遠不會甘於接受外來統治。因此中國人現在以無情的屠殺來震懾西藏人民，逼迫他們違背意願接受中國人的統治。
現在，平靜回顧往事，我看的很清楚，從那一刻起，我別無選擇，只能離開我的國家。
我留下來已無法幫助我的人民，而且，中國人最後一定會逮到我。我能做的只有前往印度，請求印度政府庇護，在那兒竭盡全力讓各地的西藏人民繼續保持希望。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逃亡＂，《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212。
中國人一舉一動的消息不斷傳來，看起來他們準備要襲擊我們，在城堡太顯眼，於是我們離開城堡繼續前行，到稍遠一座寺廟。我們在這開了個會，此刻，大家不得不承認這個令人不愉快的事實：不管我們停在山裡什麼地方，中國人總會找到我們，到頭來，我待在那裡只會引發更多戰鬥，導致更多勇士為了保護我而犠牲。因此，最後我們決定派人先到邊境，尋求印度政府庇護。我們不想在未經許可下越過邊境。我們要他們進入印度領土，就近找到階級夠高的印度官員把消息送到德里，然後在那等候回音帶回邊境。這小組深夜出發，全速趕往邊境。從這裡到邊境直線距離大約60英里，但是山路彎彎曲曲，距離可能要加倍。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流亡印度＂，《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220。
我們一到印度的村鎮就獲得無比的同情，讓任何人都無法不動容。還要走1個星期左右，翻越幾個山口，才能夠到達有公路或鐵路的地方。在路上，我很高興見到以前在印度認識的一位官員，他來迎接我，後來又見到上次訪問印度時的聯絡官和翻譯。接著，我收到了尼赫魯先生一份熱情的電報：「我的同事和我歡迎你，祝賀你安全抵達印度，」他說，「我們很高興為你、你的家人及同行者提供在印度居留之所需。尊敬你的印度人民毫無疑問將對你們表示一慣地崇敬。致上真誠關心。」我們下山來到提斯浦爾火車站，我十分驚訝也相當感動在此收到成千份致意的電報，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記者和攝影記者，到這麼偏遠的地方來見我，採訪他們所謂的「年度新聞」。我非常感動，我的命運引起如此多關注，可是此時，我還不能毫無保留地對他們說話。我還沒準備好，為了留在西藏的人民，這時我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必須經過仔細的思考。因此我發表了一個聲明，將本書後半部分所敘述的用坦率且謹慎溫和的言辭做了扼要的說明。聲明說，對不斷湧入的關心及好意，以及印度政府的歡迎，我非常感激。另外（聲明是用第三人稱寫的），此刻達賴喇嘛只想「對西藏發生的悲劇表達真誠的遺憾，懇切期望這一切盡快過去，不要再流血。」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流亡印度＂，《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226。
令我再度吃驚的是，中國人有辦法將暴動怪罪於任何人，就像一條受傷的狗見人就咬。他們有時怪罪憑空捏造的所謂帝國主義者，有時怪罪住在印度的藏人，有時又怪罪印度政府，怪罪西藏「統治集團」──現在這個名詞就是指我的政府。他們就是不肯承認真相：那就是中國人宣稱要解放的人民，自發地起來反抗他們的「解放」，然而，比起人民，西藏統治階級更有意願和中國達成協定。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現在和將來＂，《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227。
在我到達穆蘇里後不久，尼赫魯先生來看我，很高興能再次和他長談。6月間我又對新聞界發表了一個聲明。在那之前，在公開談話中，我從未對中國共產黨嚴詞以對，因為我知道中國有很多好的方面，也不敢相信中國不能理性地好好談判。可是難民不斷湧出西藏，帶來令人震駭的消息。我不能不相信，中國人已下定決心以暴行肆虐西藏。我必須發出更強烈聲音。我說，我想北京政府可能沒有真正掌握他們代表的所做所為，我真的仍無法相信，毛澤東同意他們這樣做。我提議，如果他們同意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真相，我和我的政府非常樂意接受它的裁決。我們仍然願意達成一個合理的協議，事實上這一直是我們的立場，但中國人從未認可此提議。
我在穆蘇里這段期間，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審閱了本世紀初期和西藏有關的條約，結論是，我們是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事實上和法律上都獨立於中國。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現在和將來＂，《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228-22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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