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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告別白鷺鷥）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他原是個大統派，早期的學習經驗會產生「錯亂」，則是很自然的結果。
以培育國家科學菁英為目標的建中，上自校長、老師、教官，下至職員、幹事，幾乎全是外省籍，班上同學也有很大比例不是本省籍，有的和盧修一同年齡，有的大上好幾歲，這些同學個個有背景，和他以前的軍人朋友大不相同，他們的父母不是政府高官，就是大學教授，而他和班上幾位好友的父母，有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雖然本省籍學生比較自卑，盧修一並不妄自菲薄，他尤其想把國語講得更好一點，在學校聽見好朋友故意講台灣話，還會提出糾正。在國民黨政府的馴化教育下，他滿腦子「國民家族」意識，強烈信奉國父遺教和領袖訓詞，已成為忠貞的愛國者自許，以至於聽到同學批評國軍裝備差、毀傷國民黨時，總是氣得挺身辯駁，打從心裡對這些專唱政府反調的人嗤之以鼻，為他們反國家的言論感到不齒。
盧修一對「復國建國」的狂熱，每個好朋友都知道，但大家都很有風度，並不影響感情。
李文，2008，“國難家變相交替＂，《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40~41。
1959年10月初，盧修一恢復如初中三年級時後的通車生涯，每天從南京西路搭公車，經過羅斯福路再到木柵，滿懷著希望與熱情到政大上課。阮毅成教授在「民法概要」第一堂課，先做精神講話，告訴大家在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全中國各地大學生兩萬多人到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決定不計一切地犧牲，當時唯一不參與這個運動的，只有中央政治大學，不但照樣上課，而且提出一個口號：「我們要擔負普法戰爭後法國政治大學所擔負的責任！」意思是說，普法戰爭後，法國檢討戰敗原因在於政治的失敗，為了培養下一代政治人才，所以設立政治大學，終於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戰勝德國。阮教授要同學們現在已經成為政大學生，不論是否志願而來，都應該擔負起未來國家的政治責任，這是不能、也不可逃避的責任。阮教授一番慷慨陳辭，讓盧修一也隨之振奮起來。
學校師長個個都是熱血的愛國學者，他們看盡中國如何淪陷匪區的驚心動魄，對於流亡遷徒的漫漫長路，特別刻骨銘心。在這樣的校園裡，很容易感染孤臣孽子般的同仇敵愾，以及黨國一體，國民黨及國家的意識。在每星期一下午舉行的週會上，學校經常請來有名的學者專家做專題演講，包括日本明治大學教授、韓國大學校長、西藏抗暴軍副總司令、國民黨元老王雲五先生、樞機總主教于斌先生、駐聯合國副代表薛毓麒大使、新聞界聞人王洪鈞教授等，這些人個個有大家風範，讓盧修一大大地打開視野，也使黨國思想更為根深柢固。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50~51。
教人自命不凡，成就於「億人之上」，而產生自負甚高，目空一切的帝王思想，是中華帝統傳承下來的沙文主義，馬騜如是也，金溥聰如是也，如此黨國教育於學習之中，就注入高貴與低賤的階級觀念，故無法體會民主、人權、自由、平等為何事。
在盧修一內心，對自己的認知是非常正面而積極的，有才華、自命不凡，對於亡友朱仲麟在遺書上勉勵他「做億人之上」，無時無刻不希望有一天能實現。他的好辯與善辯是出了名的，然而血氣方剛不知收斂，有時也會因為「壞在一張嘴」而傷和氣。他事後反省，恃才傲物是最大的危險，目空一切、凡事不屑，實在是大錯特錯；有為青年，不但要有豐富的學識、強健的體魄，更不能缺少高尚的品德。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52。
這時，他想加入國民黨的念頭越來越強了。他知道學校裡的國民黨員人數佔了全員十分之ㄧ，每個系都有黨員小組，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由黨控制，學生操行的考核，由指導教官和課外活動組決定，各占七十和三十比例的分數。但他不願意自己送進門，心想主動去找課外活動組，會因為沒有人介紹或爭取他加入，影響日後其他黨員對他的態度及觀感；同時，他也很清楚自己並非愚忠之人，要他毫無條件就完全服從黨，不太可能，如果將來在會議上他有中肯獨立的思考要表達，沒有適當的推薦人，恐怕引起誤解而難見容於黨內團體吧！
他特地請教一位相熟又熱心和藹的吳師母，後來又認識了救國團一位副主任，跟他們談理想抱負，他的品學兼優和忠黨愛國，很快贏得肯定與讚賞，終於如願成為國民黨黨員。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56~57。
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已經十四寒暑，雖然早在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為韓戰爆發而公開表示抵抗、並且要求蔣介石政府停止「反攻大陸」，不過台灣全體軍民還是必須時時處於備戰狀態。杜魯門的話是這樣說的：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若占領台灣，將對太平洋地區及美國在該地區執行合法且必要的防務構成威脅。因此，我已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附帶的，我要求在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一切海空襲擊，第七艦隊將負責監視此附帶要求的達成。至於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要等到太平洋區域回復安寧，與日本成立合約、或由聯合國做考慮。
盧修一和國軍官兵弟兄都抱著相同的心情：枕戈待旦、保衛台澎金馬、收復大陸河山。這一年雙十節，大家聆聽了蔣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被視為全民中心偉大的領袖說，自信是民族復興的基礎，忍耐是革命成功的根據；蔣總統告勉海內外同胞。今日唯有以崇道尚義、忍辱負重之精神，忍受一切鍛鍊磨難，來求得正義、自由和生存，也唯有以此崇高獨有之精神，才敢毅然擔負這個力挽亞洲於和平安全的責任，並達成反共抗暴、消滅毛匪、光復大陸、拯救同胞之神聖使命。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62~63。
黨國教育出來的英材，若非經過國際探索的洗禮，根本無法明白什麼是民主、自由、人權，可是黨國刻意栽培的留學生，有其必然當官的前景，就是「哈佛法學博士」，還是離不開KMT黨國的奶嘴，很自然的以此學位為後盾，違心於所學的民主真諦。
1968年9月6日，盧修一抵達比利時魯汶大學。在此之前，台灣留學生大都拿天主教雷鳴遠神父主持的基金會獎學金而來，他們幾乎是外省籍，1962年才開始有本省籍學生；1965年之後，毌需依賴獎學金而自行申請准獲入學的情況增加，此後，魯大的台灣留學生就維持在三、四十位左右。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73。
盧修一才剛剛踏上歐洲大陸，馬上就和同鄉何康美唇槍舌戰起來。60年代高中畢業後，何康美自己辦理手續出國，先到日本、美國讀書，進入比利時魯汶大學後，一直住在國際學生宿舍，很早就因為豐富的國際經驗而涵養出自由獨立的思想；27歲的盧修一，則剛從台灣的戒嚴體制走出來，滿腦子大中國思想和國民黨教條主義，只要聽到有人批評政府，馬上認為對方是「叛國徒」。結果這兩個人才初次見面，就因為養成教育和觀念的巨大落差，在接機後返回魯大的路上，立即辯得面紅耳赤。
說話很有力道、什麼事都能跟人爭論不休，這是盧修一給魯大的台灣同學最深刻的第一印象，不久之後，大家發現他這個人渾身充滿了活力，對很多事情比如政治、藝術、玩樂、飲食，不但興趣盎然，也很有自己的見解，尤其風趣、愛講笑話的個性，常為團體帶來愉快的氣氛。在同學會上，他這樣介紹自己：「大家好，我姓盧，以後我的兒子要叫盧森堡。」人不親土親，他很快就和魯大的台灣學生打成一片，每個人都叫他「盧仔」。
李文，2008，“以愛國之名＂，《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74~75。
60年代，迎接人類的是騷動與巨變。美國的金恩博士掀起民權運動、全國抗議越戰聲浪高漲、太空人首次登陸月球，蘇聯共產主義蔓延、第四國際積極擴展，古巴在切．格瓦拉協助卡斯楚進行社會主義武裝革命時、為南美洲廣大的窮苦人民揮動解放的大旗、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顛覆數千年傳統價值；而在西歐，以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為基地，要求校園和社會提供更開放自由、公平正義的環境，1968年「五月學潮」引發罷課與罷工運動，在知識界帶來劇烈的省思與衝擊，接著立刻感染其他鄰近國家，比利時社會和魯汶大學的荷語族群，爭取語言尊嚴的意識越來越熾熱。
一個多世紀以來，比利時境內荷語的使用在正式場合經常受到壓制，二戰以前還存在說荷語必須受罰的情形。法國發生「五月學潮」後，魯大說荷語的師生要求分家，將法語人士趕出荷語系的魯汶城，比利時首相堅持反對學校分裂的作法，於是內閣中八位來自荷語區的大臣憤而辭職，導致政府無法運作、首相下台，全國成了無政府狀態，直到三個月後經由協商組成新政府，才終於同意讓魯大一分為二，同時在修改的法令中規定，荷語區不得以法語成立教育機構，反之亦然。
盧修一初到魯汶時，魯大正為了語言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台灣的本省籍同學看在眼裡，想到自己的母語（台語）遭受國民黨政府無情的貶抑，心中感觸很深，自然而然想到台灣人的困境，以及語言文化上類似的問題；比利時正在發生的語言事件，就像一面鏡子，召見台灣大多數住民生活在少數族群語言（所謂的國語）勢力下的無奈與荒謬。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76~77。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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