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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盧修一的書法世界）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掙扎於忠君愛國、忠黨救國、億人之上的十字架，留學生的獨立思考，新生命才開始發芽，過去的黨國大夢，終於被打破，新的視窗帶來一波波的衝擊。
歐洲擁有輝煌燦爛的文明資產，有形的遺址與建築、無形的文化與制度，每一樣人、事、物，都吸引著盧修一不停地打開所有感官，想好好認識這塊豐富的陸地。在他的觀念裡，國家就是要大，所謂的「神州大陸」可以和美國相媲美，毫不遜色；然而來到歐洲，他發現許多寡民小國的生活都非常令人欣羨，各國之間不但和平共處，也因為獨立發展而能夠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所提供的活生生實例，教他這個學政治的人不能不感觸，也讓他對於過去所接受的黨國教育，開始產生懷疑。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78~79。
台灣學生常常收到兩種刊物：《台灣青年》及《人民畫報》。很多人剛拿到《台灣青年》時，往往被那些強烈批判蔣介石政權、極力鼓吹台灣獨立的言論嚇到，有些人為了表示「清白」，就把整份刊物原封不動拿到大使館，向負責留學生事務的官員「交械」說：「我都沒看喔！」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79。
這一年暑假，盧修一再次到美國打工。他在一家酒吧每天從早忙到晚，在自身體會以及觀察藍領階級所面對的勞資問題中，不斷地沉澱、思索，同時也想到母親曾經為人奴僕、淪為女工的遭遇，心中百感交集、難以平靜。回到魯汶後，同學們發覺盧修一整個人都變了，他認為全天下的老闆（資方）都是剝削者、對受雇者沒有一點良心、勞工和弱勢大眾都受到壓迫。有人看他思想這麼偏激，並不認同，因為並非天下烏鴉都是一般黑，也有待人厚道的老闆啊！結果又引發彼此爭論不休。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1~82。
盧修一的左派思想從此逐漸萌發，對資本主義下的生活「陋習」如奢華、浪費、錦上添花、追求物質享受，感到憎惡。過去，他無力在物質生活上要求什麼，只能在精神和心靈層面讓自己覺得富足，這是貧困所帶來的現實，半點不由人；而現在，清貧簡約，竟慢慢變成他的自我要求與紀律，是自主的選邊站。而像他這樣左派情懷的年輕人，在歐洲到處都是，他開始了解這擋不住的時潮是如何演進而來。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82。
兩相強烈對照下，他們發現歐洲社會主義瀰漫、改革聲浪勢不可擋的同時，60年代的台灣在持續實施的戒嚴令下，一切都噤聲啞語，不僅思想上無比貧血，更因為獨裁及特務統治，使得台灣人民受到多重壓迫，行動與言論自由都被徹底剝奪了。望重士林的自由主義學者胡適，辭世前仍因開放的言論遭受輿論撻伐；雷震因為籌組新黨被判刑入獄；蘇東啟為了聲援雷震受到軍事審判被控謀反，在黑牢吃盡苦頭；彭明敏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後旋即被捕、《文星》雜誌因文章不見容於執政當局被警備總部查禁……。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4~85。
盧修一不是一個只會讀書、只知道打工賺錢的人，他很早就具備了「國家公民」的意識，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並不是虛無的愛國口號，而是他真心的認定。台灣是什麼？台灣在現存體制下有什麼問題？經過不斷爭辯、討論，他和一群有志之士加深了彼此的信任關係，建立起「同志」般的情感。雖然在某些觀點上仍有歧異，但大家都有一個共識：中華民國既然號稱為民主國家，就應該讓所有人民感受到公義平等，不能有歧視或差別對待；而要朝此方向發展，不可能寄望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要推翻蔣政權、達成以台灣為主體性的獨立建國終極目標，是極其危險艱巨卻又無比重要的任務。
1970年4月，為了關懷故鄉台灣的前途，並考量身處異國能在生活上互相幫助，老魯汶留學生成立「比利時台灣同鄉互助會」，由每位會員提供一筆錢作為免息貸款，借給臨時發生經濟困難的同學。首任會長由施光擔任，盧修一負責總務，會員約有三十人。
當幹部們把同鄉會組織章程拿到大使館登記時，陳雄飛大使非常生氣，指責他們為什麼老是跟政府作對、給大使館出難題；平日很受陳雄飛愛護的何康美，非常不解，反駁為什麼可以有上海同鄉會、北平同鄉會、廣東同鄉會……偏偏台灣同鄉會就不准設立呢？
這個被國民黨指為台獨外圍組織的同鄉會，被拒絕登記、要求立即解散，但所有幹部堅持到底，照常運作，卻也因此造成大使館的緊張關係，不再像昔日那樣密切互動了。在校園裡，這個以「台灣」為名的團體，並沒有引起外省籍同學的對立或衝突，大家對台灣或許因為相異的感情認同偶有爭論，但依然是同學，況且本省籍同學還是繼續參加「中國同學會」，支持各種活動，盧修一就是在1971年當選「魯汶中國同學會」會長的。
比利時台灣同鄉會是全歐洲第一個成立的台灣同鄉會，隨後，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的同鄉會紛紛跟進，當「釣魚台事件」發生時，魯汶的台灣留學生同樣馬首是瞻，成為全歐保釣運動急先鋒，不但與歐洲各國的同學會積極聯繫，也和北美洲保釣運動團體互通聲息。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85~87。
由統派到左派，進入新境界，有了台灣意識，發現自己是台灣人。
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沒想到竟然很快演變為意識形態大分裂。原本單純天真的愛國學生，因為政府軟弱而憤恨難消，許多在心灰意冷下懷抱大中國思想的人，在中共統戰下，轉而認同、左傾；來自香港的刊物，總是透漏大陸雖然落後，道德卻很清白，沒有男盜女娼，中共在國際舞台表現相當強硬而自尊，面對美國和蘇聯兩大強權，一向挺直腰桿。這些都讓受挫於保釣運動的人，強調中共有多麼了不起，認為若能早日解放台灣，那麼統一之後的所有中國人，將能夠在世界上揚眉吐氣，不再受外族欺侮。
不同的心向、不同的立場，讓台灣留學生之間變得情況複雜，盧修一不可能和親中共的統派學生沆瀣一氣，毅然退出保釣運動，不再參加任何相關事務。因為這段歷程，盧修一清楚看到自己的台灣意識，開始大量閱讀台灣人團體發行的刊物，同時進一步與歐洲台獨聯盟活耀人事張維嘉互動，並因此展開與日本東京「獨立台灣會」創辦人史明的書信往返，在「台灣民族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引領下，走向台獨左派陣營。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89。
1970年，發生在美國紐約的「四二四」刺殺蔣經國未遂事件，深深撼動著海外留學生，台獨運動加緊腳步，在國民黨特務無所不在的肅殺情況下，小心翼翼地聚會、謀商，以不同方式發展各自的組織，積極宣揚理念、採取行動。
李文，2008，“左派情懷的革命分子＂，《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90。
首先，「光復神州、還都南京」成為神話、外交上連連挫敗、釣魚台事件顯現出政府軟弱無能、因漢賊不兩立政策無法保住聯合國席位，使得許多「愛國人士」對蔣介石政權產生很大的不滿。其次，本省籍留學生的成長經驗與歷史記憶，大大不同於外省籍同學，體認到數百年前祖先來台墾荒、經過歷代繁衍與不同土地的孕育，早已發展出新興的民族風貌與文化特質。單純的鄉土感情加上政治上的感受，使台灣人自然產生對於原生社會的孺慕依戀，進而需求對成長土地的真正關懷與認同。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96。
2,300萬人於ROC淪亡，中國黨胡搞台灣政局之後，台灣民族思想的大熔爐，正引導台灣人邁向建立台灣國，盧修一與史明的Contact，爆發革命的浪潮。
和台獨人士密切往來後，盧修一頻頻閱讀在台灣絕對看不到的華文禁書，以及台獨理論書籍、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和「明報」等；他經常接觸史明所發行的《獨立台灣》月刊，對於史明所稱的「台灣民族」「台灣社會主義」「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論述及工作發展，深感興趣。
史明眼中的台灣民族，雖然經歷四百年來把原始荒萊拓為豐饒常綠的寶島，然而也同時重複著被壓迫、剝削、災難重重的命運；從建立自己的社會以來，無一日不充滿著外來侵略者與島上人民之間那種殖民地「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對立，以及殖民「體制」與「反體制」的抗爭，致使土地上的人民總是過著政治上沒有人權、經濟上艱困如奴的生活。台灣民族為了粉碎殖民地的枷鎖，一代又一代向荷蘭、大清國、日本等政權及統治者，進行各種反抗戰鬥，犧牲者不可勝數，如今再次淪於中國蔣家國民黨的外來殖民政權，受到封建軍閥式與法西斯式的統治，始終不得當家做主，因此唯有繼續從事反殖民地、反封建的革命行動，才能為台灣民族爭取自由與獨立，建立現代民主的台灣共和國。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99~100。
他開始寫信給史明，坦白過去和國民黨的淵源與關係，訴說成長過程中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以及母親成為幫傭和女工的辛酸；他表示，毅然覺醒後，要做個真正的台灣人，要為台灣的進步與建國進一份心力。
人稱日本台獨左派的史明，是許多人眼中的傳奇人物。他於1937年離開台北士林老家，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受到古希臘物質論哲學始祖泰利斯以降蘇格拉底、馬基維利、約翰洛克、亞當史密斯。馬克斯等人思想與主張的啟發；畢業後，他開始走上人民解放、民族民主革命的不歸路，立刻前往中國上海，加入共產黨陣營，從事地下抗日工作。
史明認同馬克思以民主主義作為基礎的理論：政治民主一旦失去經濟的平等，將不會有良善的發展；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與敵人鬥爭時必須採取武力，但是獲得政權後，則必須施行民主，不能以獨裁專制統治國家。他於二戰後留在中國華北地區，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進行一黨專政、大屠殺又是何等殘暴，這些與俄共列寧、史達林的所做所為如出一轍。徹底失望後，他突破封鎖回到台灣，於1950年，領導「二二八事件」中倖存的三十多位青年，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向蔣介石政權宣戰，兩年後因為遭到通緝，亡命逃往日本，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頭號人物。
為了確立革命建國論述，史明於1962年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1967年創設「獨立台灣會」，主張台灣獨立革命的主戰場在台灣島內，除了每月發行將近七千份的《獨立台灣》月刊，還秘密訓練島內同志執行各種地下工作，尤其要針對軍警特務機關進行破壞工作。
盧修一很快收到史明的回信，得知張維嘉脫離台獨聯盟組織後，與獨立台灣會多所往來。史明認為他了解國民黨的內部情況，張維嘉則在國際間奔走串連，兩人可以多聯絡、一起做事，而如此一裡一外掌握情報，對於革命志業將大有助益。參加了好幾次秘密組織後，盧修一曾經考慮過張維嘉對他說的：「你還留在魯汶幹什麼？來巴黎吧！」他一心期待早日回台灣，就算到巴黎去，大概也住不久，然而1972年春天，卻因為一場情傷和一段永恆之戀，讓他真的在巴黎駐留下來。
李文，2008，“在巴黎，鈴蘭之家＂，《白鷺鷥飛過：盧修一和他的時代》，圓神，台北市，pp.100~102。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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