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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年2月
地點：新竹天主教香山牧靈中心
講者：張炎憲教授（前國史館館長、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長榮大學教授）
講題：風城的哭泣－新竹 228 以及白色恐怖案件
228基隆港大屠殺隔一天屍體就浮起來，有一些好心人就把這些屍體拖上岸。放在基隆火車站前面有一個廣場（田寮河附近），用草蓆把受難者蓋起來，等著讓民眾認領，若沒有人來認領的，就埋在基隆市南榮公墓，離車站約1-2KM處。(據口述歷史)剛好有第八個槍斃之後把第九個也拖進去水裡了，憲兵馬上走近開槍，結果沒有射中他。他耐心等到憲兵走了後，才從水裡掙扎上岸，他能奇蹟生還的原因，是當憲兵開槍時，第八個受難者把他拉下去，貫穿手掌的鐵絲被扯掉，才能爬上岸。
此時他已全身傷痕累累，爬向南榮公墓，躲了三個月，用山中的藥草簡單療傷，餓了就靠著過路人給的食物果腹，待身體復原差不多之後，才從山中出來。
基隆海港發生的屠殺，用極其殘酷的方式，將民眾串成一列，用鐵絲穿過民眾的手掌與腳跟，所以被鐵絲穿過後幾乎無法行動走路，張炎憲教授是第一位訪問到這位在228基隆港大屠殺中唯一的一位倖存者，張教授差點還被誤認是國民黨特務。原本這位先生不願意回想這痛苦的過往，在他朋友的陪伴下，多次懇切說明後，才願意說出這一段歷史。他大概在3、4年前已經過世了，張教授是在1994、95年訪問到他。新竹也有發生類似的情形，將民眾一串一串的處決，但是並沒有市民有看到或知道最後這些受難者屍體的流向，在什麼地方不清楚。
去年2011年12月，在基隆社寮島（和平島），設立了「琉球漁民慰靈碑」，意思是說，和平島之前原名叫社寮島，改成和平島是228之後的，國民黨很會改名字，殺人之後才叫和平。另外像是「鹿窟事件」，以前叫做鹿窟村，現在叫做光明村，若到石碇光明村，有一間「光明禪寺」，以前叫做「鹿窟菜廟」，也是國民黨抓了人之後才改名的，連廟的名字也被改了，但是廟裡也沒有寫到過去的經過，因此大家也都不清楚。
早期社寮島住很多琉球人，當時琉球跟台灣都是由日本統治管理的，所以琉球很多漁民來捕魚時，就住在社寮島，就像台灣漁民去琉球捕魚時就住在琉球群島裡面一樣。228之後剛好有一個新竹人跟四個琉球人出去，也被槍殺了，本來日本人為了要追念228當時在台灣死去的琉球人，但現在基隆市長是國民黨的，他說不能用這一個事件紀念，所以改成琉球漁民慰靈碑，本來是要寫琉球人228在社寮島被槍殺的紀念碑，這跟基隆市長與議會是國民黨的有關係。新竹的二二八情事差不多就這樣，但也有死傷。
現在談到新竹白色恐怖(1949年到1987年)，再到1992年(廢除刑法100條)。張教授在新竹進行了兩年半的調查並出版三本書，其中有八個案件是在新竹發生。白色恐怖的案件非常難做，根據當時國防部情報單位、軍法處、警備總部的檢察官，以軍法法庭，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非軍人身分不應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但是戒嚴時期，不管你是不是軍人一律都受到軍事法庭審判(思想犯)，軍事法庭有檢察官也也法官。
軍事法庭檢察官依據你被抓的單位，國民黨的情治單位無所不在，像是憲兵司令部、公務機關的人二室、法務部的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警察組織都在抓人，還有其他情治單位的線民打小報告，抓人的機關太多了，抓了民眾後先就拷打，接著要你自白，所謂的自白往往是依照該單位的說法，要你簽名認罪，再由原來抓的單位，送到軍法處審判。
戒嚴時期依據被抓單位的寫的罪狀，呈交給檢察官，檢察官再依據被捕單位的報告來起訴，法官根據檢察官的起訴書的理由來審查。問題是被抓了之後被刑求，有各種刑求的方式，幾天不讓你睡覺、不讓你吃東西，算是最輕微的。或是將你全身淋濕、通電電擊；將人雙手綁縛在背後吊起來，腳趾離地又不離地，相當痛苦；或是要你跪著，用棍子再小腿飢上上來回滾動；或是裸體全身澆淋糖水，丟置草地中任由蚊蟲螞蟻叮咬；或是拔除十指指甲；或是用針刺進指縫等種種酷刑。對女性也絲毫不手軟，例如，用牙刷狠刷私處等很可怕的事情。
刑求到最後的結果，根本無法耐得住，你只能全部承認這些被捏造的事情，法官根據這樣的理由罪狀去判決，被抓的人可能會想說之前認罪是假的，要找人作證，但是法官絕對不找人作證。軍方派的辯護律師都說你有罪，你承認好了，完全沒有一位辯護律師站在被告的立場說話，都會跟被告說你不承認會更慘，變成辯護律師、檢察官都站在官方立場，法官也不找證據，被告若說他是被刑求逼供的，那法官就去函問被捕單位是否有刑求一事？這些單位當然都不會承認，法官因此認定沒有刑求，讓被告百口莫辯，這樣的判案當然有問題，判案之後，還要送給當時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審閱，蔣介石如果不滿意，還可再更改。
在新竹白色恐怖案件中，判決死刑的案件其中有一為「竹東水泥案」，該案原本判決死刑三人，五人判決十年有期徒刑，經蔣介石一手改判，法官後來追加五人死刑，當然蔣介石不只僅干涉這件案件，許多國史館出版的公文都可看出來真的是這麼一回事，也就是說，法官的判決必須得到蔣介石的批准才定案。這還不算什麼，判死刑的案，在槍殺前後，都要拍照存證，註明槍殺年、月、日時間點，將照片送交蔣介石審視後，才算結案。每年死刑犯的案件，蔣介石都有批示，從公文中都可以知道，意思就是說，蔣介石很重視死刑犯的事情，連死都要管。總統超越軍事法庭的權限，連刑期都可以任意更改，連死刑執行完畢都要看見，所以蔣介石的權力無所不在。
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判決書中，每個人都是該死的，罪狀歷歷在目，每個人都是匪諜，都有理由、根據、線索。因此要研究白色恐怖的非常困難的部分在這邊，不一定是匪諜，但都被寫成匪諜，不一定是主張社會主義，是主張台獨，也看不出來。以孫立人案來說，他絕對不是匪諜，但是他被抓的罪名是「知匪不報」，他的小兵知匪不報，但小兵也說自己不是匪諜。雷震案相關人士也以同樣知匪不報的罪名被抓，但1988年之後那個人公開說，他是被逼迫承認是匪諜咬雷震，所以很多人都是被冤枉栽贓，造成很多的冤案、錯案。只要在白色恐怖時期，被說是匪諜，不是死刑就是有期徒刑（看輕重），用這些理由來研究白色恐怖很困難的原因就在此，很難釐清到底是不是匪諜。
228事件的研究較簡單，因為都沒有判決書，228一抓到就是槍斃，228更沒有司法問題，當時沒有法律，法律就是我，我要你死，你就死，相當不民主，很恐怖的政治，228沒有判決書，228受難者家屬要求當局提出說明，是依何罪狀、在哪處決、屍體又埋在哪裡，這些國民黨政府都拿不出書面證據。
而儘管白色恐怖有判決書，然這判決書是問題重重，無法辨識真偽，要怎麼研究白色恐怖，這就是最難的部分。不追究228與白色恐怖這些事，轉型正義就無法落實，所謂轉型正義就是公平正義，意即若台灣是民主自由社會，對以前非民主自由時代，破壞人權的種種事件，我們應該重新平反還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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