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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盧兆麟等口述；林世煜，胡慧玲採訪記錄
出版社：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228大屠殺之後，要徹底消滅在台灣反KMT行動，就開始一連串的「白色恐怖」。其牽連的高知識份子為數甚多，皆是KMT為鞏固在台政權的殺戮行為。
即使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有轉而同情共產黨的。我出獄後打聽到，有兩名國民黨籍的同學被槍斃。其中一位李德育，在保安處上班，穿軍服來學校；另一位陳光第，也穿軍服，聽說是彭孟緝的家庭教師。當時他們被視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或許因為同情共產黨，也被打掉。當時的情勢就是這樣。
台灣籍的學生，傳統上比較親共。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共產黨一向以解放殖民地為訴求。日治時代到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很多偏向社會主義，是親共的；光復以後，台灣學生仍保有這種傾向。中共在大陸取得優勢之後，更強化了對學生和學術界的影響；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在於學術界已普遍親共。「中國民主同盟」就是一例，構成民盟的都是智識份子，後來大都投靠中共。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17。
日治時代與KMT時代對學生政治活動，待遇不同。
學生對抗警察，是日治時代的傳統。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很壞，學生一有機會，都會和警察槓上。但是日治時代，學生得到較大的保護；當時要考中學很困難，學生人數少，都是菁英份子，比較受到尊重，政府對學生都另眼看待。學生和警察生事的話，都只交由學校處分，不會被抓；就算交給學校，校方頂多罵幾句就算了。所以學生對上警察，都會想要比一比。但是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所以單車雙載事件，可能因雙方的態度問題引起糾紛，這卻是一個導火線。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19。
KMT與共產黨打仗，輸了就逃，到台灣打台灣人、打中國人，亦很狠毒。
他們一直換人來問。有的人很壞，扮黑臉，用棍子打我，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也有白臉法官，說很同情你呀，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又有一位洪國式，是中共派來的，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負責說服我們。他說：「我是那邊派來的，你們還是坦白講，沒有關係。」總之就是軟硬兼施，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29。
非人道的審判也是KMT的奧步，2012的今天還會看到明顯「政治操作」的案件。扁案，就是如此。
軍法處那樣的氣氛，實在不是人住的。裡面擠的像沙丁魚罐頭，六坪大的房間，關二十多個人。晚上睡覺不能平躺，都要側睡，起來小便之後又沒有位置躺了。冬天還好，夏天真受不了，熱得都打赤膊，只穿一條內褲，流出來的不是汗，都是油。我們把衣服撕開做成繩子，兩邊綁住軍毯來「拉風」，大家輪流拉才有點風，否則整棟押房只靠兩架小小的抽風機，根本沒用。開飯時尤其熱，湯一送進來，熱氣令人受不了。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31。
KMT在中國學到「政治偵防」的重要性，故來台之後，挾軍隊與特務的優勢全面佈線，搞得人心惶惶，彼此互不信任。
當時我的估計，越獄起事絕對不會成功。王昇當政戰學校校長，保密系統做得比共產黨還要嚴密。台灣地小人多，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部康樂室，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都到處放「點」；有些點是老百姓，他們看到什麼情況會通風報信。連綠島都如此，台灣更免不了，到處都佈置線民。
在那麼嚴密的控制下，沒有外力幫助，只靠獄中少數人，就算拿下軍械庫，裡面的槍能派上什麼用場？台灣的警備這麼嚴，實在很不可能成功。果然出事後一兩小時，直升機就飛來了。逃到山裡的人肚子餓了，跑到老百姓的寮仔，討蕃薯湯來吃。蕃薯下水還沒滾，已經有人溜出後門通報消息；蕃薯還沒吃到呢，警察就來了。事發之後，監獄裡所有人通通關起來；連吃飯時，外役開鐵門送菜湯進來，都有五、六個兵仔拿槍押送。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41。
所以說，威權政府在很差勁。政工幹校成立之後，建立起保防系統，王昇開始用幹校畢業生發展政戰系統。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就感覺到政戰學校出身的人，目中無人，看不起那些戰鬥系統的人。他們的態度就是，誰敢怎樣的話，我們的報告可以直接送到王昇那裡。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43。
長期監控，KMT把公權力放在「無聊」「無事可為」的工作上。到現在KMT This man－Ma，還不能相信台灣人民。
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起初每個月一次，警察會來我家問東問西，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雖然放出來，我們還是很小心，因為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1975年，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我們很關心，常去聽政見會。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便於1988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每次開會，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我們不予理會，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到了1989年，黨外運動擴展，老兵闖回大陸，政府有點控制不了，開始放鬆，禁忌漸沖解除。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51。
雖然，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實在應用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而且也不只賠這個金額；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不是最高五、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結果，現實就是如此；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我也不敢想。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盧兆麟 爭取平反．終結迫害"，《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55。
（未完待續，撰於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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