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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白色封印．白色恐怖》一書，大東亞共榮圈的實驗大學）
*橘色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日本軍閥主義抬頭，有些作法，現在看來，有其歷史意義。
二次大戰時，日本陸軍提倡「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是個很大的企圖。因為在上個世紀初期，中國是列強的次殖民地，各省也都被軍閥割據。日本軍方恐怕白人帝國主義全面佔領亞洲，日本將喪失市場和勢力範圍，因此以反白人為號召，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1905年日露戰爭之後，日本取得南滿控制權；1931年918事變後，又找來清國遜帝溥儀建立滿洲國，並構想以滿洲國為範例，表現出五族協和、平等相處的樣子，以招徠中國和東亞各國，加入大東亞共榮圈。這是當時日本軍方，尤其是陸軍的理論。
建國大學就是在這樣的構想下建立的，所以特別強調學生的民族陣容：日本人、滿人、漢人、回族、露西亞人（即流亡的白俄貴族）、蒙古人等約有150人。以民族雜處作為共榮的基礎，為日本成為東亞盟主作準備，將滿洲國建立成大東亞共榮圈的模範國，這是日本陸軍的理想。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涂南山 煉獄與天堂"，《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74-75。
台灣經歷日治時期、228大屠殺、白色恐怖到2012的Ma政府，應該會看到，台灣人何去何從吧！
我趕回嘉義，是為了找陳澄波先生，他的兒子陳重光是我嘉中同學。陳澄波在日治時代，民族意識就很強，我也因懷有民族意識而去建國大學；我去滿洲前，他拍我的肩膀說「加油」，是要為抗日拼一下的意思。陳澄波當時是議員，我去找他，想通知他快走，等軍隊近來就慘了。他家人說他不在，開會去了。那天出門後，陳澄波沒有再回來。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涂南山 煉獄與天堂"，《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82。
當時我們稱呼國民黨為「歪哥黨」或「賊仔黨」。我們組織學生自治會的目的，就是要搞學生運動推翻國民黨。當然我們都有被殺的決心，當時的熱情可以說是非常瘋狂。譬如王子英，為了自治會要舉辦運動會，連他父親病了都不顧。簡文宣在日治時代，是最早考上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的台灣人，王超倫是獨子。他們的頭腦都非常敏銳非常好，可惜後來被抓去馬場町槍斃了。國民黨還把他們被判死槍決的佈告版，放在火車站前嚇台灣人。人被殺了還不算，還得被當作廣告品嚇台灣人，「祖國」就是如此可惡。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涂南山 煉獄與天堂"，《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85。
馬克思是當時最時髦的理論，全世界的優秀青年愛讀。但是後來讀到矢內原忠雄的書，卻顯示無論多麼偉大的理論，如果沒有耶穌的原則，還是無效的。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他們的理論最好、最科學，可以為窮人做善事，解決一切問題。但矢內原先生以〈羅馬書〉第七章十九節：「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若舉一個較極端例子，就像為了維持肉體的生命，非得潛入別人家裡偷竊不可；但這偷竊的行為，觸犯了「不可偷竊」的良心呼聲。這樣，肉體的要求與道德律發生衝突，若希望忠於道德，肉體就得死；若希望叫肉體活，道德就得死。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涂南山 煉獄與天堂"，《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90。
建立地球村形式的「建國大學」，學習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之道，或有可為。
但只有九年歷史的建國大學，卻有其他歷史悠久大學所沒有的特色，即從漢、滿、蒙、回、日、台、朝、俄各族中，非常嚴格的招取頂尖青年，全員同塾，生活起居，一體平等。以前瞻性的精神，體驗民族協和之實際，發展知行合一的教育；各民族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切磋琢磨，生活學習。
現在世界已經變成一個地球村了。為使全世界各民族能夠進一步彼此了解，彼此相愛，我們是否能夠以建國大學為榜樣，設立一所地球村大學呢？
盧兆麟等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涂南山 煉獄與天堂"，《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104。
（未完待續，撰於201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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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白色封印．白色恐怖－我讀我見（1）
楊緒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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