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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反孔海報，source: http://people.reed.edu）
二零一二年伊始，中共黨魁胡錦濤在新年講話中宣稱，要大力建設中國文化，發起一場“文化戰爭”，對抗西方文化和敵對勢力的侵蝕。那麼，根本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國能夠建設什麼樣的文化呢？胸無半點墨的胡錦濤的“配方”，無非就是用共產黨的瓶子裝孔夫子的酒。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在“文革”被毛澤東打翻在地，孔廟被砸，孔墳被挖，“孔老二”是“臭老九”的老祖宗。如今，孔子又被抬出來作為中國的“國家名片”，共產黨卻不曾向孔子道過歉。中共不敢在全球廣設“毛澤東學院”，卻以重金建造“孔子學院”，因為胡錦濤清楚地知道：毛已是茅坑中臭不可聞的石頭，孔子卻是西方人願意品嘗的“香餑餑”。所以，“以孔代毛”是其權宜之計。
對於共產黨與孔夫子的偽聯盟，對於共產黨“硬實力”和“軟實力”兩手抓的策略，臺灣前輩學者莊萬壽看得一清二楚。他精闢地指出：“今日中國繼承昔日滿清的勢力圈而嚴加武力控制，加以政治不民主，經濟畸形發展，而激化民族、階級矛盾，一年多達十余萬次的群眾抗爭，共產主義的倫理早已瓦解，而企圖用孔子來麻醉，但又不能解決共黨與儒家倫理的衝突。……介入、干預國際社會的政經、軍事的‘硬實力’，以及積極推動中國語文、孔儒文化的‘軟實力’，可以‘天下畏之’，並騙取中國人民的虛榮與支持。”莊萬壽曾在日本、韓國和臺灣多所大學任教，擔任過臺灣教授協會會長，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臺灣思想文化有精深的研究，還主編過中學國文教科書。為喚醒受民族主義荼毒的兩岸民眾，這位年逾古稀之年的學者積多年之力寫出《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一書。這本書堪稱華人世界第一本從古典文本嚴謹地去瓦解中國民族神話的著作，是這個時代的“警世鐘”。
空間、民族、政治、思想：民族主義之四個系統
這本著作最突出的貢獻在於，作者解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有四個系統：第一，是空間，中國是天下的中心，而又不斷膨脹，天下一統屬於中國。第二，是民族，所謂的“華夏族”，也就是近代以來演化而成的“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人，四方夷狄禽獸不如，故而必須接受教化。第三，是政治，即中央集權的“天朝”，四夷必須朝貢，天朝有征伐的權力。第四，是思想，統治者用孔子儒家及其典籍，以親疏階級倫理來鞏固王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孔子神格化，不能批評。這四個環環相扣的系統，經歷了“五四”運動的衝擊而不垮，窒息了中國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
以此四個系統來觀察今天中共的統治，雖然中國人西裝革履，城市車水馬龍，手機和網路高度普及，溫家寶津津樂道普世價值，似乎已經與西方接軌，但在骨子裏，這四個系統卻千年不變。不管滿清還是北洋，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剝去面具之後，都是同一顆東方專制主義的心臟。尤其是今天的共產黨，其統治的合法性，一是靠經濟增長，二是靠民族主義。普通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亦不曾擺脫這四個系統的束縛，視“大中華”為理所當然。
“六四”之後，中國的傳統文化熱在屠殺的血泊中逐漸升溫。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通病就是，一旦在現實中受到打擊，便躲進傳統文化的桃花源，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他們對國學的悉心把玩與當局高揚愛國主義的文化政策不謀而合。被動的躲避與逍遙，逐漸演變為主動的投靠與合作。進入胡錦濤時代，孔子被黨中央選中成為民族主義代言人，于丹在央視“百家講壇”將孔子闡釋成國家主義者，“毛左”代表人物孔慶東一邊歌頌老毛一邊以孔子後裔自居，“新左派”學者甘陽用“儒家社會主義”包裝中共日漸暴虐的統治……群魔亂舞，好不熱鬧。
對岸的莊萬壽對這一切了然於心。他指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無馬克思主義的成分，陶醉於大國崛起的氛圍中，於全球投資辦理數以百計的孔子學院。讀經運動，祭孔大典，此起彼伏，祭文中有“小康初成，大同在夢，欣逢盛世，強國威風”之類的詞句，難掩暴發戶志得意滿的心態。但是，長遠來看，民族主義無法解決中國內部的矛盾，更難以阻擋全球民主化大潮。
在中國大陸，也有少數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知識份子，有著與莊萬壽類似的思考。九十年代末，暮年破門成為自由主義旗幟的李慎之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專制文化。而李慎之悟到這一真理比劉曉波晚了十年。劉曉波早在八十年代末便直截了當地指出：“源遠流長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裝，除了作為陳列品之外，便毫無用處。說的挖苦點，中國人在近代世界上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奴隸生活的。”劉曉波對傳統文化的否定，在當時看來石破天驚：“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劉曉波三十年恒定不變的反傳統文化的立場，不僅是一種學術立場，更是一種生命立場。即便是對傳統文化抱有溫情的學者余世存，亦承認此一事實：“劉曉波是真誠的，他對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憎惡建基於個人至上的生命價值。”這也正是莊萬壽寫作此書挑破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膿瘡的原因所在，莊萬壽反復強調，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基於個人的尊嚴”。
《公羊傳》之“大一統”與王陽明之“屠殺哲學”
《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一書，還有兩處“道前人所未道”的創見，值得進一步介紹和討論。
其一，作者拈出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公羊傳》，分析其“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貫通於《公羊傳》中的核心觀念是：天下歸天子管轄，理論上天子擁有已知天下的主權。天子居天下中央，武力可以直接統治的地方，泛稱中國；中國的四方，武力偶爾可及的，被迫稱臣，視為外番屬國。這就是從皇帝到奴隸都深信不疑的“天朝思想”。
美國學者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提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是因為“治水”的需要而形成的。莊萬壽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作為儒學核心經典《公羊傳》中的“華夷之辨”與“大一統”觀，才是讓中國必須中央集權下去的主因。
“大一統”之觀念，比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更深深紮根于中國人心中。中共的外交政策，很少遵循馬列主義中國際主義的理論，而大都從“大一統”思想出發。如中共對越南的懲戒之戰，中共對東南亞諸鄰國的蔑視心態，均源於此。中國即便實現了民主制度，要厘清“大一統”思想，尚需“刮骨去毒”。
其二，作者對在儒家歷史上承前啟後的大人物王陽明的人格、思想、事功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尤其指出王陽明的“同化與屠殺哲學”貽害無窮，與今日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族非我類，其心必異”的理念相似。王陽明認為，天理是至高無上的，強盜違反天理，是冥頑不化，無藥可救，因此不得不殺之，“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既然強盜可殺之，那麼背叛朝廷的反賊更可殺之，所以他充當了朝廷剿滅南方民族的急先鋒。
王陽明被視為實現了儒家“立言、立功、立德”三大理想的聖賢。王陽明之思想，也影響了中國近代以來的若干政治人物，從康梁到蔣介石、毛澤東，均是“王迷”。蔣介石口稱基督徒，毛澤東者以馬列主義者自居，但兩人實際上都是王陽明的信徒，以及王陽明“屠殺哲學”的繼承者。
王陽明是“王霸雜交”的典型人物，以“王道”佔領道德制高點，以“霸道”達成現實事功。用學者李劼的話說，“王道”就是孔儒的綱常倫理，是中國文官傳統的主要精神支柱：“霸道”就是韓非子式的權謀，並經由《三國演義》為全體中國人所爛熟于心，成為宮廷政變、草莽造反、江山爭奪、王朝易手的權術智術。蔣毛學王陽明，便是從這兩個方面來學。
“大一統”是一種反民主、反自由的邪教。信奉“大一統”觀念的中國人並不熱愛和平。莊萬壽指出：“二千多年來為著中國天子的大一統，付出的代價，無以復加，吞併了多少民族，消滅了多少族群。中國中央的統治者除了要以武力征服成千上萬的族群，還要以武力去維持長時間的統治。……東亞大陸成為永不休止的殺戮戰場，尤其中央版圖愈來愈大，則戰爭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大，使東亞人民沉溺於一場永難覺醒的噩夢。”此時此刻，還不反省，更待何時？
關切中國民主化：從“六四”到《零八憲章》
獨立於國民黨虛幻的“中國”想像和民進黨的鴕鳥政策之外，莊萬壽深切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因為他深知，中國不民主，臺灣無安全。早在“六四”屠殺之際，他便撰文譴責中共之暴行。而當中國知識份子發佈《零八憲章》之時，他亦撰文聲援。
或許莊萬壽沒有細讀過劉曉波的著述，否則他一定會驚歎劉曉波是他的知己。同樣是批判民族主義，莊萬壽主要從剖析中國古代典籍入手，劉曉波更多是從中國當下現實生活截取素材。與莊萬壽一樣，劉曉波思考的重點，是人何以為人，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為何不可剝奪；而不是作為“中國人”，應當具有哪些“中國人的特性”。劉曉波強調：“在中國，很少有人強調作為一個人的選擇，倒是天天能聽到作為炎黃子孫的選擇，這樣，抽象的民族群體代替了具體的個體，不是每個中國人作為人，經過自己思考後的選擇，而是中華民族這個抽象的群體在替每個中國人選擇。這與其說是愛國主義、民族自尊，不如說是民族虛榮對個體自由的扼殺。”顯而易見，這也是莊萬壽全書的一條主線。
對於《零八憲章》，莊萬壽也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他指出，《零八憲章》有三個欠缺之處。第一，沒有全盤否定共產主義。第二，仍然提及“中華民族”這個子虛烏有的概念，“中華民族”其實是一個虛擬民族，是大漢族霸權主義的基礎。第三，沒有提及“公民（住民）自決”的原則。“公民（住民）”原則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的重要指標，即便在一個國家內部，只要公民投票通過，某一區域即可實現分離獨立。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分家便是這樣的“和平分手”。獨立並非萬惡不赦的負面價值，而是與自由相印證的正面價值。
莊萬壽的這三個看法當然都沒有錯，以我對劉曉波的瞭解，我相信劉曉波也會同意。不過，正如我在《光照黑暗：劉曉波傳》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零八憲章》不是個人的作品，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簽名，不得不“求同去異”，取“最大公約數”。而即便是中國的異議知識份子中，有劉曉波和莊萬壽對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全盤批判思想的人亦是少數。所以，《零八憲章》最遠只能走到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一步，而未能明確提出“公民（住民）自決”之原則。劉曉波的思想早已走了這麼遠，只是當代中國的大部分知識份子都未能走這麼遠。
馬列主義已潰不成軍，中共的垮臺也指日可待，但是，民族主義毒素、“大一統”思想，並不會隨著政權的更迭和政黨的變遷而灰飛煙滅。所以，這還將是一場極為漫長的戰鬥，像莊萬壽和劉曉波這樣博學深思、“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鬥士，當然是越多越好。
二零一二年四月四日北維州群櫻堂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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