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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的台灣人對「陳智雄」這名字也許非常陌生，但他卻是1960年代為台灣獨立而奮鬥，最終證道犧牲者。
當我們正和家人享用父親節大餐，和爸爸撒嬌的時候，可曾想過50多年前，陳智雄台灣神，拋家棄子，離開他本可大展身手與外交長才的印尼，回到故鄉台灣，只為了實踐「台灣獨立」的理想。最終被以非人道的方式－把人裝在外交包裹從日本寄回台灣，於1963年被以叛亂罪槍斃。死前被砍斷腳踝仍高呼「台灣獨立萬歲」！在觀賞描述蘇格蘭民族英雄Willian Wallace的電影－英雄本色時，最後一幕，主角被處以五馬分屍極刑仍喊出FREEDOM，我們潸然掉淚。對陳智雄的事蹟，台灣人應更能體會與動容。
今年初陳智雄之女陳雅芳，有機會回到台灣，想找尋爸爸的故事，看看爸爸的故鄉，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讓他父親甘願放下妻兒家庭，做一件明知危險且成功機率不大的理想。透過日本友人多田惠先生的聯絡，我們和雅芳取得聯繫，帶他到台灣聖山－生態教育園區參訪。那天早上，跑了三個地方的花市，只為買一束純白色的桔梗花，如同陳智雄的心志般純粹，桔梗花如同鈴鐺的花形，警醒著台灣人，在殖民政權下，我們沒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雅芳到了紀念碑時，邊哭邊述說她對父親的思念和望父親與同在天國的弟弟（陳智雄么子於今年過世）能看護著大家。我看這雅芳在望著其父照片時，如同小女孩般咬著手指，她是多麼渴望父愛，多麼希望其父能伴她成長，為她覆上結婚禮服的白紗。同時她也多麼怨懟其父的狠心，放下了她和家庭。她如此的矛盾與不解，久久不能釋懷，這怨懟和疑問也伴隨著她的成長和一次又一次的找尋。在白色恐怖下，台灣的家人哪能告訴她殘酷的真相，為的是保護她，直到1978年才知道父親已經因政治問題被國民黨政權槍斃。而後又一直到今年初，雅芳才拿到遲了50年的遺書，看到父親臨死前仍託付吳振南博士代為照顧其遺孤，知道爸爸沒有忘記她們，沒有棄她不顧，仍然深愛著她和家人。此時，對於父親的怨才慢慢化解，但她仍不知道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透過陳智雄烈士生前的獄友描述和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志工的轉述，知道她的爸爸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她的爸爸是一個偉大的人。會離開她，是因為遠在赤道北端的家鄉，遭受國民黨政權的殘害，228事件、三月大屠殺與之後的白色恐怖都讓這個島上的人民如驚弓之鳥，深怕一句錯話或一個政治不正確，就足以把人關進大牢、槍斃處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她父親奮鬥的目標便是喚醒台灣人的意識，建立獨立民主的國家。原本他可以被國民黨政權招安，甚至在政府機關供職，關進黑牢後若乖乖交代，也不致被判死刑。但陳智雄不改其志，堅持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不為自己不見容當局的政治主張辯護，只因為他認為這是對的事情，也是對台灣未來的國家想像。鼓舞同在黑牢的獄友，而這政權何其殘酷，將生前和死後的樣貌拍照存證，又扣押了50年的遺書。吳振南博士怎麼會知道陳智雄烈士在世上仍有孩子託其照顧？雅芳又怎麼會知道父親就義前仍心中掛念著她。這一切的人間悲劇，兇手是早已不存在的中華民國和如罪犯般的國民黨政權。
雅芳告訴我們，她還記得和爸爸相處的最後一個小時，她爸爸帶著她去動物園，送她一個洋娃娃與綠色的洋裝。那是一個濕熱的熱帶午後，下過雨的濕潤空氣塞滿了整個記憶，但怎麼都想不起來被爸爸抱起包覆的安全感，就這麼一直追、一直跑、跑呀跑著來到了台灣，來到了聖山，來到了香蕉、椰子和鳳梨的綠色之島，跑呀跑著，結婚、生子，後來也當了阿嬤，但在我眼中看到的，仍是那個穿著綠色洋裝，一手摟著洋娃娃，另一手挽著爸爸的手，和爸爸一起到動物園看猴子大象的小女孩。
離開的那天上午，台中下著雨，我安慰著雅芳：離別總是會下雨，按照台灣的習俗，親人必須替將遠行的遊子買好車票，並送到月台，這表示我們在不久的將來仍會見面。而台中車站已經百年歷史，這車站的一景一物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也許50多年前的某天，陳智雄也站在相同的地方，望著即將開來的火車，想著台灣，也想著妳。上天已經替我們流淚，我們要笑著，直到台灣建國的那天。
雅芳答應她爸爸，也要為台灣做點什麼。我想告訴她：如同遺書上第一句「我是為台灣人而死」，從今以後，因為有陳智雄的就義證道，讓這有限的生命，要繼續為台灣而生。
陳智雄，父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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